古代监狱的管理
夏、商、周三代关于监狱的管理已无法考证，各种文献只记载监狱的名称，不涉及监狱的管理。正因为资料少，不可考，留人以想象的空间，根据“是古非今”的原理，“三代”的监狱管理是理想中的监狱。至少清朝末年积极推行狱政改革的法学大家沈家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极为向往的是应邵《风俗通义》中记载：“言不害人，若友观之台，若于闾里，言令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认为后来的监狱都把监狱的本意给湮没了。按照他的想象，“三代”的监狱应该是这样的：罪犯在监狱里像游览大观园一样；像很好的邻居一起住居；一心闭门思过，改恶从善。能做到这三条，当然说明那时的监狱管理很好。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设置监狱。《管子·五辅篇》记载：“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空；不善为政者，仓廪虚而囹圄实。”囹圄即监狱，表明有监狱，监狱里人少，说明社会管理好；监狱里人多，说明社会管理不好。这里重视的是社会管理，而不是监狱的内部管理。后代也一直认可，“囹圄空虚”是有很好的社会政策的明证。
秦朝基本采用“法家”学术治理天下，“刑弃灰于道”，于是“广狱而酷刑”，可见至少从秦朝开始，统治者已经注重利用监狱这一“国之利器”来加强内部的管理。《汉书·刑法志》记载：“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判之。”秦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狱体系，监狱的最高管理者称廷尉，廷尉是最高司法长官，管监狱只是职责中的一部分，地方上监狱当然归郡守、县令管理。我国古代历来刑民不分、刑狱不分，监狱自然不会单独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囹圄成市”与“囹圄空虚”形成强烈的对比，秦朝完整的“法治”抵不过“约法三章”，成为短命王朝。
其实两汉基本沿用秦制，中央仍设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当然兼职最高典狱官。廷尉的职责是管理天下刑狱，每年全国新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州郡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有时还可以驳正皇帝、三公所提出的判决意见。廷尉根据诏令，可以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大臣。在监狱管理上，汉朝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对于罪犯的饮食、衣着供应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囚犯不服从管理要受到惩罚，狱吏违反规定也要受到制裁。等级制是必然的，尽管有“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之说，但起码从汉朝开始，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在监狱所享受的待遇还是不同的，后世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凤凰”永远是鸟中之王，不管“落毛”与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监狱管理基本沿袭了汉朝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开始正式将“徒”刑列为“五刑”之一，由古代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变成封建社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监狱管理由早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唐朝，中央设有大理寺狱，京师及州、县均设有监狱，据相关资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共有狱吏一万五千人左右。大理寺是中国封建王朝掌管审谳平反刑狱的官署，始设于北齐，隋、唐以后皆沿其制。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与囚徒至大理寺复审，按律例复问其款状，情罪允服后始呈堂准拟具奏，否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其与律例严重抵牾者，或调他司再讯，或下九卿会讯，如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误则纠之。大理寺审理案件，初期置有刑具和牢狱。唐朝建立了相对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断狱律》规定：囚犯应禁而不禁、应戴而不戴或擅自变更刑具，处主管狱官笞、杖刑；给予犯人器具而使之自杀或越狱逃亡者，徒一年。还规定了囚粮、囚衣、入视等制度，如应给衣食、医药而未给，应叫入视而不让入视，杖六十；窃减囚粮而使罪犯致死者，绞。唐朝对囚犯实行分房监禁，有人据此认定这是世界监狱史上最早的罪犯分类记录。《新唐书·百官志·狱丞》记载：“囚徒贵贱，男女异狱。”男犯、女犯分开；不同身份的囚犯也分别关押。此外，囚徒在服刑期间从事劳役也分别男女老幼和罪行轻重，实行区别对待。
对罪犯加戴刑具当然不是唐朝才有的，但至少从唐朝开始，法律明确对刑具有了具体的规定，如《唐六律》规定：“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
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的监狱管理基本上承袭唐朝的规定，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金朝开始设“司狱”一职，是协助掌管刑狱的官吏。金朝时，诸京留守司司狱一员，诸司狱司司狱一员，提控刑狱。元上都（开平府）、大都（首都，今北京）留守司司狱司设司狱一员，掌囚系狱具之事，总管府司狱司司狱一员。明刑部司狱司司狱六人，管狱吏囚徒，都察院司狱司司狱五人，顺天府司狱司司狱一人，各省布政司、按察使均设司狱司司狱一人，各府司狱司司狱一人。清沿明制，各省都察院均设司狱一人。监狱算是有主管官员了。
明朝在前代唐宋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把狱囚待遇进一步制度化，如《大明令·刑令》就规定：“监狱枷杻常须洗涤，席荐（草席）常须铺置；冬设暖匣，夏备凉浆；无家属者给米一升，冬给棉絮一件；夜给灯油，病给医药。”还分别轻重劳役、允许家属入视等制度。制度不错，但制度是制度，制度之外，这些规定在地方监狱是难以做到的。实际上，监舍破旧，狭小拥挤，劳役秽苦，饮食克减，狱囚生活极为恶劣，他们“备储痛楚，十不一生”，“往往瘐死”狱中。这不是现代人想当然，是《明史·刑法志》中的记载。至于明朝著名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设特务机构所设立的监狱，往往令人不寒而栗。
明朝对刑具有了更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明律狱具图》规定：铁索长一丈，镣连环共重三斤。《明史·刑法志》规定：镣，铁连环之，以絷之。
明朝还规定了“热审”制度。热审本来是一种审判制度，具体来讲就是在暑热季节（每年小满节气后十余日开始，六月底止）来临前对在押未决犯进行清理的制度。但其却是因天热，监狱人多，不便于监狱的管理，于是想办法减少监狱的在押人数。《礼记·月令》：“（孟夏）断薄刑，决小狱，出轻系。”热审制度即来源于此。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止遣轻犯，命出狱听候，后宽及徒流以下。明宪宗成化年间，热审开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此制先行于北京，后扩展至南京，未普遍施行，且又时断时续。清代热审，康熙十年（1671年）定为制度，每年小满后十日开始，至立秋前一日为止，非真犯死罪及军流，俱酌予减等。笞杖宽免，枷号（在监外带枷而号）者暂行保释，俟立秋后再行补枷。
有“热审”就有“寒审”。《法学词典》解释：明代帝王疏通监狱的办法。《明史·刑法志》记载，历朝无寒审之制。只是明太祖、成祖、宣宗、世宗、神宗时偶行之。天寒审释轻罪囚犯，以免死于饥寒。一般在杂犯死罪以下，减轻流徒犯、宥免笞杖枷镣，准予输粟戍边或按规定赎罪，并非一律释放。
按清朝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省、府（厅）、州、县各级都有监狱设置。地方行政、狱政不分，长官职责一统，具体掌管监狱事宜的属官，在府一级设司狱司，有司狱一人，掌管司法狱政；在直隶州或州一级设吏目，“掌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清史稿·官职志三》），即负责助理刑名狱事；在县一级有典吏一人直辖刑狱、稽检狱囚。各级监狱设狱卒若干人，担任看守、杂役。这是监狱管理人员的设置。
看囚犯的待遇。清朝法律规定：在监囚犯每日给米（或杂粮）一升，各给棉衣一件，病给医药。斩、绞重犯及军、流、发遣犯在监以及解审发配都着赭衣（紫色囚衣），每季剃发一次，但须留顶心一片，作为标记。未经结案、待质监犯严禁亲属探视；结案各犯探视也须严格登记；盗犯家属不许入监探视，违者枷号两个月，责打四十板，妇女还要照例收赎（以上均见《提牢备考·条例考》）。此外，法律严禁囚犯脱逃，被捉获的逃囚，仍发原配所，锁戴铁杆，劳役更重。这些制度主要用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囚犯。而满人、旗人犯罪不仅有特殊监禁场所，而且享受优厚的待遇。这是应该的，满人入关不容易，得了天下，子孙享受不同的待遇，也还说得过去。即便是当今的监狱，犯罪前身份不同，看押的监狱也不同，享受的待遇当然不同。前有车，后有辙，如法炮制。
清朝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监狱改良运动。清末狱制改革是在清末预备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大背景下的附属物，也许别的不好改，先改监狱，因为监狱“无关紧要”。清末狱制改革的关键人物是沈家本，他先学欧洲，后学日本，认同把监狱管理的好坏看成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的观点，用沈家本自己的话说，“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于是他主张采用当时西方最新监狱标准，改造中国监狱，使中国监狱进入世界先进监狱的行列。1909年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由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设计，1910年动工兴建，当时法部认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观听所集”，必须把监狱修建成“模范中之模范”。1911年清政府灭亡，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收该监狱并将其修建完工。除此之外，各省建模范监狱、罪犯习艺所等。
硬件之外自然是软件。沈家本认为，监狱内部的要务主要是纪律、教育和卫生三项。典狱官统辖全监，必须兼具法律、道德和军人之素质，才能胜任。1907年清政府学部通令：京师和省政法学堂增设监狱学专科，编写监狱学专科课程，选拔高等政法学生，专门研究学习监狱学理论和管理技能，聘请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主讲监狱学。据说这就是中国通过正规化教育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的开端。
有人更要有制度。1908年，清政府聘请小河滋次郎负责起草《大清监狱草案》，1910年完成。《大清监狱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也是中国近代监狱改革的第一张蓝图。可惜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草案》没能颁布实施。
以上监狱管理多是制度上的规定，“制度是墙上的风景”，给罪犯一个“画饼充饥”的梦想，能起到粉饰监狱太平的作用。真实的监狱管理还是要看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或许有所夸张，但毕竟来源于现实，是古代监狱管理较为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