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裂商鞅
车裂，古老的酷刑之一，具体行刑方法：把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以马或者牛为动力，向不同的方向拉，把人犯的身体撕裂为五块。执行这种刑罚用车似乎多此一举，于是有直接用马或牛来拉的，所以车裂又叫五马分尸或五牛分尸。所谓“分尸”，有时的确是将死尸分解，但更多的却是将活人分解。车裂亦称轘、轘裂、车磔，始于周代，《左传·桓公十八年》：“而轘高渠弥。”杜注车裂曰轘。车裂之刑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认为这种刑罚过于残酷，当时就有人提出废除车裂，如周赧王时，齐王想为本国引进车裂之刑，群臣进谏劝阻，齐王不肯听从，后子高（孔子的后代，名孔穿）见齐王，一翻游说，终于打消了齐王引进车裂刑罚的想法。齐国不用，其他国家却频繁使用，如吴起、苏秦以及嫪毐、赵高等人均是受车裂之刑。后人使用车裂多用于惩治那些乱伦丧理、忤逆不孝之徒。如十六国时期一个叫白兴的娶自己的亲生女儿做妾，就被车裂示众；有儿媳极端不孝，怂恿丈夫去杀害自己的婆婆，被处以车裂的等。在南北朝时期，车裂被明确写进法律文本，如北齐时死刑分为四等，最重的要用车裂；北周时死刑分为五等，第五种为车裂等。隋文帝杨坚曾废除车裂，但隋炀帝又恢复使用车裂。唐朝基本不再使用车裂，仅唐末偶有使用，五代之后只有辽代曾规定“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此后车裂之刑基本从历史上消失。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濮阳）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后人又称之为商鞅。
凡名人总是充满传奇。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门研究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初为魏国宰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座也将此事告知公孙鞅，且申明这是“先君后臣”。公叔座做得很地道，公孙鞅此时也很坦然：“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公叔座死后，事实果真如此，魏惠王没有重用公孙鞅，自然也没有杀公孙鞅，可见公孙鞅是极有见地的。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领导只做选择题，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有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商鞅于公元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三木立信”。变法最重要的是如何取信于民，看商鞅是怎么做的。《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当时国都的南门到北门估计也不远，看来商鞅取信于民的方法无非一个“钱”字，许以重金，却让人干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就是让自己充当“冤大头”的角色。
“刑太子师”。为树立法律的威信，一般人是杀鸡儆猴，商鞅用的是杀猴给鸡看。《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太子将来是要当国君的，办不了太子，太子之所以犯错是师傅没有教好，所以惩办太子的老师。
商鞅成名主要是靠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了秦国的刑律六篇，并把法家一系列法律主张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形成了秦朝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以免徭役；废除贵族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等级制度；推行连坐法、怠贫收孥法，并将秦国固有的夷三族刑定为常制；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颁布法定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等。一系列的变法实现了秦国的富强。按照《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就是商鞅太过分了，变法取得成效，老百姓说变法好也不行，还把人家赶到边远的地方去，这就难怪司马迁说他刻薄，被车裂之后百姓吃他的肉。
凡变法必然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商鞅变法主要触动贵族阶层的利益。有秦孝公支持，商鞅无忧，秦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有效证件，店家害怕“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不敢留宿，商鞅是“作法自毙”。听商鞅自己感慨：“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鞅最后的结局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么记载的：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是死后被车裂，名副其实的五牛分“尸”。太史公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语源于其对法家的态度，司马迁认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东周列国演义》第八十九回“咸阳五牛分商君”详细描写了商鞅被车裂的前后过程：在被追捕的途中不被店家收留，商鞅对自己制定的法律也是有感叹的：“吾设此法，乃自害其身也。”与《史记·商君列传》中不同的还有商鞅是被活捉后车裂的：“鞅复逃回商於，谋起兵攻秦，被公孙贾追至缚回。惠文公历数其罪，吩咐将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尸。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于是尽灭其族。”《东周列国演义》中对商鞅也有评价：“可怜商鞅变立新法，使秦国富强，今日受车裂之祸，岂非刻之报乎？”肯定了商鞅变法的作用，但也沿用了太史公的说法，认为商鞅受车裂之刑是因其为人“过于刻薄”的缘故。
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否为人刻薄，可以不管，不能否认的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这是不争的事实。邹阳在其《狱中上梁王书》中说：“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国家富强，老百姓应该感激才对，但商鞅死后，看百姓的态度：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载歌载舞，如释重负。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按照李斯的说法：“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出自《史记·李斯列传》）如此法网恢恢之下，百姓固然富裕了，但苦“法”久矣，于是在商鞅被车裂之后“载歌载舞，如释重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的事实证明商鞅不冤，靠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灭六国一统华夏，“法治”天下，于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朝刑律、刑罚残酷，处罚极重，充分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及“重刑”的特色。法网严密，法行天下，却被刘邦以简简单单的“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夺得天下。商鞅被车裂，“法”之过，不是商鞅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