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于称博士

与人欢饮。入席时初次谋面的人照例被隆重介绍。介绍到我时，说：“这是政法大学的博士。”对面立即有人热情响应，端起酒杯，做敬羡不已状。

听到“博士”两个字，忽然感到一丝气馁，觉得这两个字颇为羞辱。

在中国，博士早已车载斗量，何足道哉。何况，虽有博士头衔，谁敢扪心自问“我确是‘博士’吗”？

当初站在校长面前，看他将我的博士帽穗从一侧移至另一侧，也曾生发出一种喜悦感。如今细细想来，却隐约感到不安。

我时时想，如果在别的国家，我能够同样拿到博士学位吗？

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提到“日本人对于学位，是相当慎重的。”这本书是193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李宗武编著的《日本生活》，书中第十章专述日本的博士问题和日本人的读书癖。李宗武云：“日本人对于‘博士’学位，是十二万分郑重。”日本的“博士”，读音为“Hakase”，其含义与“doctor”并不等同。在日本，洋博士的doctor不准译为“博士”，只准译为“ドケトル”的读音，平常称人为“ドケトル”的时候，往往含有讥讽、漠视的意思，仿佛认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日本要获得博士学位，须有学士资格，并向博士会提出论文，经博士会严格审查以后，加以决定。博士条件十分严格，浅薄者流，不易得此学位。“有提出论文至数十次以上而终于不得博士学位的。这并不是说论文次数提得多，学问便好了，不过说是对于‘博士学位’的郑重罢了。我们从来没听到未及三十岁的人，得过博士学位。从前曾经有过一位石原纯教授，是三十二岁便得理学博士的学位的，这事曾经传颂了全国，称为空前的美事。”李宗武提到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的中村久四郎教授，他毕生研究历史，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擅长，有许多独到之处，“真可说是博学浩瀚，几乎没一个不钦佩的，已经是斑白老叟了。”他几次提交博士论文，在博士会上都没有通过。有一次初审通过，全年级学生祝贺，一起喊出Omedeto（恭贺），白发的中村教授皱纹深深的脸上也露出喜悦的神情，谦逊地说：“这也没有什么可贺，我这样老了。”几周后，报上公布博士会审查结果，这位老教授的博士学位申请仍然没有通过。此后他仍然夙兴夜寐地用他的苦功，后来才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李宗武：《日本生活》）。日本的博士学位由文部大臣授予，曾分法学博士、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工学博士、文学博士、理学博士、农学博士、林学博士、兽医学博士九种。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解释云：“依学位令，对于专攻某学科极其蕴奥者，所授之名誉彰表。分为法、工、理、文、医、药、农、林学博士及兽医学博士九种。此等学位，文部大臣上奏，敕裁以授之。”（清水澄：《法律经济辞典》）据说，现在日本的学位已经不像那时那样难以获得，但远不会稀松到白送的程度。旧时做法，到底令人难忘。

与日本相比，中国博士学位可谓易如反掌，唾手可得。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地高校增加了大量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博士生数量迅猛增加。当年曼殊大师曾云：“明末有童谣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并感叹：“不图今日沪上所见，亦复如是。”倘若曼殊大师还在世，如今想必该感叹“博士贱如狗，‘博导’满街走”了。

知识随着学位涨？

有心人统计，2002年中国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49万人，其中博士生人数有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不过，数量多则多矣，质量是否也足以比拼呢？有人忍不住插进乌鸦嘴曰：“论文抄袭、雇用论文枪手，使得博士的含金量已经大大降低。而大量在职官员读书，权、钱交易购买文凭的泛滥，我们有多少理由为中国博士数量的增加而高兴？”教育产业化成了教育资源商品化，教学关系成了文凭买卖关系。在文凭“大跃进”中，国内高校泛滥蔓延着权、钱交易，深府名校成为各地官员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这些深府名校也乐于开门延客，它们唯权是拜，唯钱是图，一方净土早已是冠盖云集，铜臭四溢。抄袭剽窃的论文，东拼西凑的论文，马虎对付的论文，都被用来换取学位，一些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几乎下降为零。这种状况惹得个别人跳着脚嚷嚷：“这还得了吗？这种交易得来的真文凭，比满大街流动贩卖的假文凭对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然而，谁能听得进去乎？

我很庆幸自己拿到了文凭，不必再为文凭厕身于“大跃进”的洪流。但想想日本人对学位的郑重，再看我手中制作还算精美的文凭，自问是否达到一个真正博士的水准——夜阑时，梦醒后，能不自感愧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