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玛丽亚姆·萨义德（Mariam C.Said）
在第一本关于音乐的论著《音乐之阐发》的导言中，爱德华说，自己“面对音乐时，最主要的趣味是把西方古典乐视作文化领域的一部分，这种立场对一位文学评论家或音乐家而言都是意味深远的”。而我，则从另一个角度将他的兴趣及其个体与音乐的连接看作不断变换、充满动感的生命现象，这其中的根源带有强烈的个人因素。
在他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中，爱德华描述了自己孩童时对于音乐的感受。对他而言，“一方面，音乐是让人不悦，无聊乏味的枯燥练习……另一方面，它却向我展现了极度丰盛，由辉煌的声音与景象随机组织而成的世界”。爱德华的父母收藏有大量唱片，每逢周六晚上，家里人必会收听BBC电台广播的节目《歌剧之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德华一步步探索世界。
西方古典乐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爱德华总要边听音乐边工作，偶尔需要休息或放松精神，他便弹弹钢琴；平日里他拿来闲读的大量文学作品大都与音乐相关。他音乐知识渊博，兼有一圈密友。这些人都与他一样，要么是热爱音乐的知识分子，要么是音乐发烧友，他总与这些人聊个不停。虽然爱德华在著述中常随手援引音乐作为例证，不过我相信真正促发爱德华开始认真撰文谈音乐的是1982年古尔德（Glenn Gould,1932—1982）的逝世。爱德华感叹一个古灵精怪、充满传奇的辉煌生命却要英年早逝，于是他开始深入古尔德的生命，探究他的音乐成就。他遍寻古尔德的唱片并一一收藏，将自己沉浸在每一张古尔德的唱片中，阅读一切与古尔德相关的文字，以及古尔德自己的文字。古尔德成为爱德华的执念，他根本放不开这位他深爱的天才。
1983年1月，也就是古尔德逝世后几个月，我们的儿子瓦迪出了意外，那一次仿佛全家人都经历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恐。随后得知瓦迪严重感染需要住院，我吓得几乎全身瘫痪。当晚爱德华默默地承受这些消息，半小时后，他说既然我们买了音乐会的票就该准备出发了。我待在家中，恐惧、困惑，爱德华则去听了音乐会。多年后我才明白，当面临死亡的恐惧时，在音乐中寻找慰藉或答案对于爱德华是多么的重要。
瓦迪尚躺在医院里，爱德华又得知自己母亲被诊断罹患癌症，必须接受手术。在他的脑海里，母亲与音乐是密不可分的，母子俩曾经共同分享那些音乐体验与记忆。“我对音乐最初的兴趣，归于我母亲美妙的音乐性以及她对于这门艺术的爱”，爱德华在《音乐之阐发》里如此写道。1983年5月，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文章问世，主题是格伦·古尔德。1986年，爱德华成为《国家民族政坛杂志》的乐评人。从那时起，音乐研究与他个人对音乐的热爱融合为一。他开始大量收集同一首协奏曲、交响曲、歌剧及其他类型音乐作品各种不同版本的录音，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听这些唱片，听更多的音乐现场，他频繁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听歌剧、独奏、交响音乐会，能听几场就听几场。音乐里变化多端的主题与音乐结构上的复杂性，仿佛与他现实中面对母亲病痛、去世时内心的挣扎相连，并生长在了一起。那段时间，我们全家驱车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探望他的母亲。从前，每当旅途漫漫，爱德华总是习惯边开车边聊天；而如今他将装满磁带的帆布袋子放在前座我的脚边。但凡我表现出一点异议，他便觉得受伤。于是，瓦格纳的“指环”一路高歌，成为我们五小时车程的伴侣。孩子们坐在后座，各自戴着耳机听他们的音乐。这种感觉甚至有些不真实。随后，我恍然大悟，这是爱德华排解内心苦痛的唯一方式。面对母亲的病痛与生死分别的恐惧，他只能将自己淹没在恢宏、美丽的音乐中——毫无疑问，那些都是母亲与他共筑的童年。爱德华的母亲于1990年辞世。1991年，《音乐之阐发》出版，他将这本书献给了母亲。
爱德华的母亲去世后一年，他被诊断患有血癌。音乐更成为他寸步不离的伴侣。1998年夏天，他必须接受一场严酷可怕的实验治疗，当时恰逢赫里克（Christopher Herrick，1942— ，英国管风琴家）上演巴赫管风琴作品全集系列音乐会，依照计划一共排定了十四场。爱德华特意将治疗日与音乐会错开，不但所有十四场都到，还写了一篇评论，亦收录在这本书里。
与此同时，爱德华一直在探索“晚期风格”论，他判定作曲家生命晚期的创作常具有“顽固、晦涩，充满未解决之矛盾”的特征，这些思考进一步演化成他另外一本书《晚期风格》，全书触及多位作曲家的晚期作品。在回忆录《格格不入》有关童年音乐体验的章节中，爱德华描述了自己在音乐体验中获得的乐趣，并加上他所聆听的所有作品的细节。读者可以从文字中了解到兴趣与好奇是如何一步步牵引着他对这些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对艺术家演奏方式的品悟也愈发老道。爱德华在开罗亲历由富特文格勒执棒的音乐会，在一长段以富特文格勒为主题的反思过后，爱德华写下这样一句话——“时间似乎永远跟我作对”。随后便是洋洋洒洒的一段论述，将音乐与时间相互关联。“时间”一直是爱德华脑中挥之不去的咒语，它飞逝而过，永远无情地向前，它的持续存在实为一种挑战，看你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重要的事。在爱德华心中，音乐占据着同样的世界。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1930— ，音乐作家，著有《莫扎特传》《贝多芬传》《晚期贝多芬》等）那本谈论晚期贝多芬大作的评述，文章刊发于2003年9月，爱德华去世前两周。讽刺的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作“不合时宜的冥思”，竟是一语成谶。
2003年6月初，爱德华逝世前三个月，他打电话给担任长老牧师的表兄，请教“时候将至，如今就是了”（the hour cometh and is now[2]）出自《圣经》哪一处经文。得知答案后，爱德华放下电话，转过头对我说，他很担心我不知道他葬礼该奏什么音乐。我吃了一惊，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回答。我突然明白他正在告诉我，这是结束的开始，他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