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致力于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至80年代初，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 ^[1]。

在病机方面，明确提出“气滞血瘀，痰结湿聚，热毒内蕴，脏腑失调，气血亏虚，经络瘀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并指出，由于各种肿瘤病因不一，阶段不同，因此在临床上变化多端，虚实夹杂，故必须审证求因。

在治疗方面，明确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实则攻之，虚则补之”是中医学的基本治疗法则。肿瘤的治则，不外乎祛邪法则和扶正法则。祛邪法则是针对肿瘤邪实的病机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它是通过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祛湿化痰、疏肝解郁等法则的具体运用，达到祛除实邪，攻伐癌肿，消除或控制肿瘤发展的目的。扶正法则是基于肿瘤为一种正气虚弱、标实而本虚的全身性疾病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它是以扶助人体正气，提高机体抗癌能力，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癌因素，以补助攻，达到祛除癌肿之目的，即所谓的“培本”疗法；它不单指应用补益强壮的方药，而且还把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脏腑、经络功能的平衡稳定，以及增强机体抗癌能力的方法都包含在内，因而中医的“补之、调之、和之、益之”等都属于扶正范畴 ^[2]。若不重视扶正，仅注重攻邪，一味攻伐，就会大伤正气，降低抗御实邪的能力，不但不能消灭癌肿，反而促使肿瘤迅速扩散、转移，甚至导致死亡。近年来，随着对肿瘤发病机制认识的日益深入，肿瘤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病”的观念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治疗上不再过分追求“杀灭癌细胞”，而更重视“带瘤生存”，与瘤和平共处，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因此注重“正气”在邪正抗争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肿瘤的整个病理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实邪（癌瘤）与正气（体质）矛盾双方互相斗争的过程，而治疗就是要祛除病邪，扶助正气，促其向有利于痊愈方面转化。在临床具体运用祛邪和扶正法则时，要认真细致地观察和分析邪正双方消长盛衰的情况，根据邪正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邪实与正虚、祛邪与扶正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癌积极因素的前提下，紧紧把握治疗的主动权，不失时机地运用祛邪法则，把癌肿消灭或控制在最早阶段，达到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邪去正安的目的。

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如何把祛邪与扶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孰为先，以孰为后，以孰为主，又以孰为辅，历来争议颇多，向无定论。主张扶正为主的，认为正气为人之根本，只要正气旺盛，肿瘤则会自然而然地消退，即所谓“养正积自消”，从而忽视了祛邪（攻癌）治疗的重要作用，其结果轻则姑息养奸，失去了祛邪（攻癌）的机会，重则因片面扶正，反而助长了邪气，促使了肿瘤组织的生长，使邪气更盛。强调祛邪为主的，认为病邪（癌肿）为本病之根源，只有祛除病邪（攻癌）于体外，正气就会自然得以保护，即所谓的“邪去则正自安”，从而忽视了扶正在抗癌中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肿瘤可能消灭了，可正气严重受挫，失去了祛邪的意义，甚至还促进了癌的转移扩散。有学者认为，在肿瘤的病理过程中，正气盛，邪还不能自消，邪气去，正还不能自安。这是很有道理的。祛邪是肿瘤治疗的目的，扶正则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通过祛邪，则可进一步保护正气，两法不可偏废。只有谨守病机，抓住病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地处理肿瘤治疗中祛邪与扶正的关系，使祛邪与扶正有机地结合，立足于祛邪（攻癌）而不忘扶正，扶正气以助祛邪（攻癌），才能紧紧掌握治疗的主动权。因此，我们认为，以补助攻是肿瘤中医治疗的基本着眼点。

在治疗方面，广泛收集挖掘民间的单方、验方、偏方，并加以整理验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极大丰富了中医药对肿瘤的治疗，并在其基础上研制开发多种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成药或中药单体，如农吉利甲素（野百合碱）、斑蝥素、长春碱类等。

在方法方面，充分发挥中医学外治法的优势，在各种体表肿瘤的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敷贴法止痛、祛腐法治疗皮肤癌等。

恶性肿瘤的治疗是以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现代医学的各种方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何与西医手段相配合，减毒增效，是摆在现代中西医结合医生面前的一个课题。通过大量临床与实验研究，扶正培本治则被确认为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

其应用目的是通过应用补益中药以改善患者的虚弱状态，增加手术的切除率，适用于患者虚弱症状较为明显，不适宜立即手术的患者。宜根据患者气血阴阳不同的表现，选用补气养血、滋补肝肾等药物，常用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八珍汤、六味地黄丸等。

手术的创伤、脏腑的缺失或缺损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津液耗损，出现各种不同的虚证或虚实夹杂表现。临床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治疗，如术后腹部胀气、大便不通、排气减少，治当健脾行气，代表方如香砂六君子汤，药如党参、白术、茯苓、半夏、陈皮木香、砂仁、甘草等；若脾虚失运，不思饮食，腹胀，大便稀溏，则用健脾益气法，方用四君子汤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甘草等；术后卫表不固，虚汗淋漓，或动则汗出，头昏乏力，可用玉屏风散加减，药如炙黄芪、白术、防风、五味子、浮小麦、炒白芍、炙甘草等；术后气血不足，面色无华，心悸气短，失眠多梦，纳谷不香，常用八珍汤加减，药如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白芍、熟地、川芎、阿胶、甘草等；如术后阴液亏损，低热或手足心热心烦口渴，大便秘结，常用增液汤加减，药如生地、玄参、麦冬、石斛、知母、全瓜蒌、麻仁等

放射治疗过程中，由于射线属杀伤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全身反应常见神疲乏力、头痛眩晕、厌食、恶心、呕吐、白细胞计数下降等；局部反应根据照射的部位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表现，常见的反应如皮肤红斑、干裂或潮湿糜烂，毛发脱落，口腔、咽腔及消化道糜烂、溃疡、水肿或出血，放射性肺炎及肺纤维化，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脊髓炎、关节僵硬等，这些毒副反应通过中医扶正培本的配合治疗可以得到减轻或消除，有些扶正培本中药还有增加射线敏感性的作用，从而可以增加放疗的效果。由于射线属火热之毒，易耗伤人体阴津，日久又可耗伤元气，故临床尤以热毒阴伤、肝肾阴虚、气阴两虚最为多见。属热毒阴伤者，常用清营汤加减，药用金银花、连翘、竹叶、天花粉、黄连、生地、玄参、麦冬、白花蛇舌草等；肝肾阴虚者，常以知柏地黄汤加减，药如知母、黄柏、生地、山萸肉、炒白芍丹皮、当归、沙参、枸杞子、麦冬等；气阴两虚者，可用生脉饮加减，药如太子参、麦冬、五味子、沙参、石斛、玉竹、黄精、天花粉等。

化疗的毒副反应较为严重，常是影响化疗疗效的最主要原因，运用中医扶正培本法配合治疗可以明显减轻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化疗效果，提高化疗的完成率。常用健脾和胃、调补气血、滋补肝肾等方法。如化疗出现纳差、腹胀、大便稀溏等，属脾虚湿困者，可用参苓白术散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白扁豆、怀山药、木香、砂仁、炒谷麦芽等如白细胞低下，血小板低下或贫血，属于气血不足者，可予以益气养血，补髓升白，可用八珍汤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炒白芍、熟地、阿胶、补骨脂、鸡血藤等；如属肝肾亏虚，则可以滋补肝肾，方用一贯煎加减，药如生地、熟地、枸杞子、沙参、当归、麦冬女贞子、炙龟甲、鳖甲等。

手术及放化疗疗程结束后，患者实际已进入康复期，此时有目的地进行针对性的扶正培本治疗十分重要，一可抑制或杀灭残留的癌细胞；二可修复因手术、放化疗而造成的气血津液损伤，纠正内环境的失调；三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预防癌症的复发与转移；四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最终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的目的。临床用药常根据病人的体质状况、肿瘤的病期、手术及放化疗的程度、是否有远处转移等情况综合考虑，如属癌症早期，已行根治手术，或已行术后辅助放疗或化疗，癌细胞已基本清除，这时中药调理主要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为主，以预防肿瘤的复发与转移，常用八珍汤加减，扶助正气，调补气血；如癌症已入中晚期，进行了姑息性切除，并进行了放化疗，或肿瘤虽然已全部切除，但已有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这时治疗上必须扶正与祛邪并重，在八珍汤等补养气血的基础上，加具有抗癌祛邪的药物，如山慈菇、莪术、白花蛇舌草、全蝎、守宫、昆布等，以抑制肿瘤的发展势态。实践证明，通过扶正培本的综合调理，可以减少术后患者的复发和转移，提高中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痰、毒、瘀、虚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最常见的病理机制，但上述病因病机的阐释很难体现恶性肿瘤的本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理论指导的临床也难取得满意疗效。于是近代医家结合现代医学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

周仲瑛 ^[5]认为，“癌毒”是导致癌症发生发展的关键。癌毒既可直接外客，亦可因脏腑功能失调而内生。癌毒阻滞在先，而后诱生痰浊、瘀血、湿浊、热毒等多种病理因素。日久耗气伤阴，损伤气血。因此治疗肿瘤，应以“抗癌解毒”为基本大法。初、中、晚三期均应贯穿攻邪消癌法的运用。初期配合化痰软坚、逐瘀散结，中期伍用调理脏腑功能之品，晚期正虚邪盛，则以培益为主，兼顾抗癌解毒、化痰软坚、散瘀消肿。抗癌解毒多选用虫类药物，以收搜毒、剔毒、除毒之功。

续海卿 ^[6]的“癌毒”理论则认为：癌症是痰浊湿食气血与寒邪相合，郁积化毒内留所致，正不胜邪，邪盛正虚。因此，治疗癌症要注意局部与整体结合，攻补兼施。把攻补两大治法与癌症过程中的初、中、晚三期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急于求成。可遵循“屡攻屡补，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

李俊玉 ^[7]也提出自己的“癌毒”学说，认为伏毒长期持久地蓄积体内致正常细胞多次发生基因突变，最终转变为癌细胞，逃脱免疫监视，形成结块。其性顽烈，易耗散气血，易致痰饮、瘀血等有形之邪，并与之互结；其性走窜，易顺经络流注至远处脏腑、上至脑髓、内至骨骼、外至皮肤等形成流毒；其性潜伏属阴邪（免疫原性差，不易引起正气抗争），不易早期发现；其性善变（恶性肿瘤的异质性、抗药性）；其状肿硬坚固成块。

凌昌全 ^[8]的“癌毒”理论也有创新之处，认为恶性肿瘤的病机为：“阴阳不和”产生“癌毒”，癌毒及其产生的病理性代谢产物通过血液、淋巴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致使整体功能失调，继而耗伤正气，并与气、血、痰、热等纠结起来，进一步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如癌毒内蕴，津液输布不畅，聚而为痰；癌毒盘踞，阻滞气机，血行不畅，停而为瘀（实瘀）；癌毒耗伤正气，气虚推动无力，血行迟缓致瘀（虚瘀）；癌毒痰瘀纠结，郁而化热，形成热毒内盛；癌毒阻滞中焦，导致脾胃运化失健，不能运化水谷津液，致湿浊内生；癌毒盘踞，不断掠夺人体气血津液以自养，导致五脏六腑失去气血津液濡润，以致正气亏虚，正虚又易使恶性肿瘤迅速生长、扩散、转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机体平衡失调即“阴阳不和”是癌毒产生的前提，而所产生的“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恶性肿瘤这一特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癌毒是恶性肿瘤病机的核心，也是认识和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着眼点。毒邪致病有三个共同特点：峻烈性——致病力强，虽体质强者已在劫难逃；顽固性——凝结气血，胶着不化，缠绵难愈；相兼性——往往伴湿热痰等为病。

王三虎 ^[9]认为，燥湿相混是贯穿于癌症始终的主要病机。气机升降失常、津液分布不均是导致燥湿相混的关键，阴虚内燥与痰浊水湿并见是其临床特点。其中心论点是：情志不畅、心理压力、外邪侵犯等等都可影响气的正常运行。气行则津行，气滞则津凝。气机运行不畅则津液敷布不匀，一方面脏腑组织缺乏津液的濡润而燥涩，另一方面不能正常敷布的津液则变成痰湿潴留，影响血液运行，日久形成肿块。肿块的增长，又进一步阻碍了气机与津液的敷布，形成恶性循环，致使燥湿相混这一矛盾难以解决，且日益突出，影响全身在治疗方面则给出了牵牛子、麦冬与半夏、猪苓与阿胶、牡蛎与泽泻、苍术与玄参以及六味地黄丸、三物黄芩汤等治疗燥湿相混方药。

王文萍等 ^[10]提出的“痰毒流注”假说，运用中医基础理论及经络学说，结合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提出：“痰”是指某些疾病的病理产物或致病因素，不论因病生痰，或因痰致病，均与肺脾两脏有关。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肺脾气虚，痰湿内生；“毒”是泛指对机体有不利因素的物质，因毒的性质不同而有湿毒、热毒、痰湿之毒、湿热之毒、水谷之毒瘀血之毒、糖毒、脂毒、尿毒、粪毒等的不同。“痰毒流注”理论之毒，是指痰湿之毒，谓之痰毒；“痰毒流注”理论之流注，是指痰毒随气血流动不息，向各处灌注的意思。肿瘤转移是由于痰毒互结，痰毒流注脏腑之络脉（肺络、肝络、脾络、肾络、胃络、心包络、少阳之络），络脉损伤，气血离络留而为瘀；流注于肝而成肝积，流注于肺而成肺积，流注于骨而成骨岩，流注经络而成瘰疬；肿瘤转移是以脏腑虚损为本，痰毒损络成瘀为标。

刘宇龙等 ^[11]提出癌症复发与转移的4个因素：余毒未清，伏邪未尽——癌症复发与转移的关键因素；正气亏虚，正不抑邪——癌症复发与转移的决定因素；毒瘀互结，痰瘀互结——癌症复发与转移的重要因素；七情所伤，肝郁脾虚——癌症复发与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传舍理论：张健等 ^[12]认为，癌瘤的传舍（转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包含3个要素①“传”，指癌毒脱离原发部位，发生播散；②“舍”，即扩散的癌毒停留于相应的部位，形成转移瘤；③转移瘤也可继续发生“传舍”，即所谓“邪气淫溢，不可胜论”。贾小强等 ^[13]进一步指出癌毒传舍有一定的规律性，有经络传舍、乘侮传舍、母子传舍等。徐力 ^[14]则认为经络系统是癌毒传舍途径，内容为：孙脉—络脉—经脉—输脉—伏冲之脉—脏腑、组织（胃肠募原）。

“耗散病机假说”：李忠等 ^[15]提出了中医肿瘤“耗散病机假说”和固摄法。该假说认为人体与自然、体内各系统、细胞内外时刻都处于一种动态的阴阳平衡中。体内平衡失调，阴阳失和，阳气不能内固，细胞突变，形成癌瘤。正虚失于固摄，癌毒更易于扩散，形成转移癌毒耗散正气，又加重正虚。正气本身具有对癌毒的固摄收束作用，在“正虚”状态下，癌毒的扩散与转移趋势超过了正气的防护约束力，疾病便会进展。该理论认为，癌毒特性中最主要的2个方面，即耗散正气和扩散趋势，在不同肿瘤及肿瘤的不同阶段（病程）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表明，固摄法能有效提高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抗肿瘤转移复发，对肿瘤新生血管有明显抑制作用。

内风学说：王志学 ^[16]认为，肿瘤转移灶的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预知的，这与“风性善行而数变”的特征相似。从风邪立论，风夹痰瘀，在体内无处不到，或阻于肺（继发肺肿瘤），或郁于肝（继发肝肿瘤），或动于肾（继发肾肿瘤），或流窜经络（继发骨肿瘤）等，痰瘀着而不行，则变证丛生。论其“风”，当责之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亏虚，渐至虚风内生。因此，应当使用调理脏腑、补益气血、息风化痰、活血通络的药物，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转移的发生。胡英春 ^[17]也认为，“内风暗旋，肝风内动”是恶性肿瘤机体所固有的一种病理特点，同时也是恶性肿瘤转移的基本条件。内风易与肿瘤积聚之邪相合，夹痰、夹毒、夹瘀，流窜全身脏腑经络，遇气血阴阳失调之脏腑，则痰、毒、瘀停滞于内，聚结成积，而为转移瘤。恶性肿瘤机体的脏腑气血阴阳失调、五行生克制化失常，易致风从内生，而内生之风邪致使肿瘤发生了转移。

综上所述，各位专家学者通过对自己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潜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全新的肿瘤病机理论，丰富了传统中医理论的内容，为肿瘤的治疗开阔了思路。肿瘤病因病机的讨论与研究将是中医防治肿瘤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突破点，只有更加深入探讨恶性肿瘤的病机体系、证候规律，才有望在中医防治肿瘤方面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中医学对肿瘤认识和治疗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临床经验，并经过不断的总结与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与整理，我们发现，中医药治疗肿瘤学术思想起始于先秦，成形于汉唐，成熟于宋金元，发展于明清，创新于当代。它的发展轨迹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并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新理论”的辩证发展途径。每当疗效达到瓶颈时，理论上的争鸣往往会提出新的观念，观念的不断更新使我们更加接近肿瘤的本质。在一辈又一辈中医肿瘤工作者的努力下，随着理论的逐步深入，我们终会取得越来越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