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辞章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打算将浙江大学办为全省文化重心，扭转前任校长郭任远倡导的“物质主义”风气。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反之，“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第一项即“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系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竺可桢上任伊始最为重要者，即四处招揽人才，1937年7月，郭斌龢赴浙江大学执教。1938年8月，中国文学系成立。张其昀、梅光迪推荐“学兼中西之通材”郭斌龢为系主任，其制定的课程成为浙江大学国文系落实办学理念的关键。

近代中国大学学科建制过程中，中文系的课程最具中国特色，具有浓厚的中西学术并立、对峙与融汇的意味。北京大学确立文学系分为文学课、语言课、典籍整理三方面，各校以此为参照，编订国文系课程，中西新旧宗旨分明。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傅斯年改革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由偏重“国文”改良为“新文学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略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让同学各就性之所近分别选习。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借镜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该系必修课程“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主要是工具科目(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第二年英文)与国学基础(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国学要籍)。国学要籍意在让同学实实在在读些基本典籍，培养判断力，“不拾人牙慧，不凿空取巧。所定要籍共九种，其中论、孟、庄、荀、韩非，代表儒道两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比较研究的科目，主要有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志趣偏于文言的，可习前者；志趣偏于语言文字的，可习后者”。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宗旨是研究历代文学与创造新文学，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的能力，养成文艺创作的技能，注重语文的实际应用。专业必修课程：文学概论、文艺思潮、历代文选、诗词小说选、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历代诗选曲选、文字学、修辞学、写作练习、教育通论、文法研究等，文艺创作、文艺涵濡成为该系的重点。

在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之际，郭斌龢即编印“课程草案”印发宣读，认为近代大学课程，各校不同，中国文学系尤其无一定标准，“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学问以致用为本，“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近世治学应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义理并非仅为宋儒心性之学，考据并非仅为清学的名物训诂，词章并非仅为某宗某派的诗文。贯通考据、义理、词章，或能将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率之见，偏曲之争”。郭斌龢认为治学之道，应由博返约：先博览群书，后求专精。草案将经史子各类要籍，皆列入必修与选修，崇尚精读，不务矜奇。系里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诗》《书》《礼》《易》《春秋》,“惟以时间所限，不能均列必修。《诗经》于文学关系尤为密切，故定为必修，其余则在选修之列。至于先后之次，则依孔门教学之法，先易后难，首《诗》、《书》，次《礼》，而《易》、《春秋》殿”。郭斌龢认为六艺之学为中国文化的渊源，为研究中国学术的首要前提，中国文学系正当以此阐发中国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近来学子，喜谈学术流别，“不读先秦诸子，宋明儒书，而言中国哲学史；不读《毛诗》《楚辞》，名家专集，而言中国文学史。强记姓名，侈论宗派”。为此，草案将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等科设置于第四年级，“于学生研读群书之后，加以综合融贯之功。庶几轻重无违，本末得所”，诚如章学诚所言九流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可概括为：一、二年级为公共必修科目与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逐渐拓展为较高深、专门者，“示以方法，深造自得，学成专家，则期诸英卓之士”。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原本计划文学及语文文学两组不分设，二、三、四年级均有语言文字学相关课程。语言文字学“定于第一学年，所以植其基础。第二、第三学年始开音韵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等科，所以导其深研”。草案特重国文习作，使学生能清通修洁之文。郭斌龢要求学生写作文一律用文言文，不得用白话文，但强调学生应中西学兼备。近代以来之变局，亘古未有，“吾国文章学术，皆在蜕故变新之中。惟将循何种之方式途径，则不得不借资欧西。采人之长，以益吾之短。本草案兼重西文。凡英文名著、文学批评、翻译、西洋诗、小说、戏曲、第二外国语等，皆在必修或选修之例。使学者收比较之功，得攻错之益。高明之士，可以自寻创造之途”。

此时，教育部颁定《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各院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划一课程：“不仅在于提高一般大学课程之水准，且期与国家文化及建设之政策相吻合。”大学中文系分为语言文字、文学两组。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引起诸多争议，“有的以为文学组只须读专书，用不着讲文学史，更用不着设立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浙大中文系回复意见，称此举“不免偏畸”，语言文字学“不过读书为文之工具”，“欧美各著名大学在大学期间研究本国文学亦未尝有分语言文字及文学两组者”。国文系同仁建议“各种要籍，宜列专课，不可仅讲‘史略’‘通论’”;“增加作文训练”，使学生能措意修辞，“由清通而进于优美”;“宜参以西洋文学而不必立新文学课程”。中国文学系课程须通贯义理、考据、词章，方可“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庶几可以融化新知，昌明故学”。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应与西洋人治汉学者异趣，“西洋人研究汉学，实与研究埃及巴比伦之文明相似，仅以中国局部学术为一种客观之对象，用分析方法加以考核，虽其所获于一端一节，非无精卓可取，然往往不能宏博渊厚，缺乏同情的想象力，无所谓欣赏、体验与受用，更不求能发扬与光大也。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安可效此”。中国学者应发扬传统学术补偏救弊，“使文化日昌，国家民族长存于天地之间”。此后，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大体遵照教育部颁布课程，“而斟酌实际情况，略有更易”。第一学年必修课程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论语》《孟子》)、语言文字学概要；第二学年必修课程为历代文选(六朝文)、历代诗选(汉魏六朝诗)、历代文选(唐宋文)、历代诗选(唐宋诗)、文字形义学、楚辞汉赋，选修课程为经学通论、诸子概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诗经》)；第三学年必修科目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三传)、中国文学专书选读(史汉)、词选、声韵学、中国文学批评、各体文习作，选修科目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杜诗)、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中国思想史；第四学年必修课程为中国文学史、要籍目录、各体文习作、毕业论文，选修课程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老庄周易)、说文研究。其中“论语孟子”课程旨在说明《论语》《孟子》二书的要旨，使学子了解其中精义，“洞明孔孟学说之里相”。

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理念与郭斌龢对“求是”校训与浙大校歌的诠释一脉相承。在1938年11月19日第19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议，郑晓沧、郭斌龢附议，校务会全场通过，正式“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竺可桢确定“求是”为校训的语境与现实针对，从宏观上而言是调和中西文化之争，而从浙大当时格局而言，则是平衡文实冲突，倡导“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学风。确定“求是”校训之时，浙大决定由马一浮制定校歌，马一浮所作校歌歌词，正体现了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大学为学问之海洋，应兼容并蓄，无论纯粹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应包罗万有。在竺可桢的授意下，郭斌龢对校歌作系统解释。郭斌龢首先概述校歌创作过程及其反映：“对于校歌之意见，据个人所闻，大都赞成。偶有表示异议，感觉美中不足者，不外三点。一以为校歌太庄严，二以为校歌太难懂，三以为训诲意味太浓厚。”郭斌龢指出国立大学校歌，正应当庄严肃穆。至于第二点，校歌本身并不太难，“实因吾人对于经籍太不注意，故觉其难。歌辞取材于《易经》《书经》及《礼记》诸书，为先哲嘉言，有至理存乎其问。一经解释，便觉豁然贯通”。至于第三点，“此歌与箴诗为近，如韩愈《五箴》。虽称尔汝，实乃自责。师生彼此以最高理想互相勖勉，互相告诫，而非任何人，训诲其他任何人也”。郭斌龢认为大学研究的对象为全体宇宙，“大学学科繁多，然大别之，不外形上与形下两种。形上指体，即讲抽象原则之学；形下指用，即讲实际应用之学”，大学生活应当礼乐并重，“礼是秩序，尊卑长幼。前后上下，各有分际，不宜逾越。乐是和谐，师生相处，有若家人”“形上与形下，礼与乐，皆一事之两面，相反相成，不可偏废。此为我国文化神圣之所在，亦即我国国立大学精神之所在”。大学最高目的在于求真，必先能求真，即事而求是，即物而穷理，此所以求真，然后美与善始有所依据。美国哈佛大学之校训为“真”，与本校“求是”校训不谋而合。浙大文、理、工、农、师五院应融汇为有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宜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学校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智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木讷，复经数载之陶冶，毕业出校，自能斐然成章，遂不离道，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郭斌龢主张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的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中华民族文化决非狭隘的国家主义，而是广大的修齐治平之理想主义。这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浙江大学使命重大，希望无穷，“他日风声所播，可由一国而及于全世界”。校歌的旨趣正是“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发挥校训求是二字之真谛”，以及“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地位，及其将来之使命”。

郭斌龢认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应致力于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学，将其精华介绍到国外去，“至于研究方法，则可以参用西方文学的新理论、观点和方法”。郭氏讲授“文学批评”课程，既讲《文心雕龙》，又讲西方理论家如圣柏甫等的论文。郭斌龢格外强调中国文学系课程不能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我国文化本原，学术精义，兼备考核之功与词章之美；同时，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哲学、文学，为他山攻错之助。为此，郭斌龢提议教育部将“外国语”列为必修科，以培养中国文学系学生读西书的能力：今日治学，“必以闳识虚怀、高瞻远览，不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凡为一现代之中国大学生皆须通一种外国文，有阅书之能力”，如此方可吸收新知。“学生如能研读西书，则对于中国文学之研究批评与创作，多所启发，大有裨益”。当时，浙江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缪钺、王驾吾、萧璋、祝文白、郦承铨等讲授古代散文、古代汉语，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等，教学效果极佳。有学子回忆：“缪彦威老师为我们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人胜。”郭斌龢主张中国文学系学生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郦承铨在中国文学会迁往遵义后第一次演讲就倡言中国文学系与中国学术的关系。郦承铨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三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为中国之哲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国之史学；“温柔敦厚、微言相感”为中国之文学。研究中国学术须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能分割，须具备三种工具：以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为一切学术门径，以目录学辨章学术，以词章载道。若要学术有成，还需具备三种能力：一曰纵横即博约，二曰内外，三曰综合一贯。相形之下，今日治学有两大问题未能解决：专与博，新与旧。教育部颁课程划分中国文学系为文学与语言二组，“乃相当于三种基本工具中之二而已”。今日大学中文系弊端有四：倒因为果，“误以工具为归宿”；见小而遗大；缺乏通识；无归宿。时人所期望大学中国文学系“造就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真实有用之人才”，应当分为三阶段：“一认识吾国固有之学术，文史哲也，经史子集也，要必明本知类，精粗兼到，如是乃可谓预于学术之流”;“二介绍欧洲思想，凡文化交流则转而益进”，今日不能排斥西方文化，“但中国民族文化自有其特点，今当取人之长，以稗吾之不足，非可尽弃其学而学焉，是则不能不加以别择”;“三吾人既明乎我之为我，复洞悉人之为人，然后吾人当前所应出之途，自如康庄大道之陈于吾前而无疑”。郭斌龢称赞章学诚“斟酌新旧之间，不笃旧，不骛新。新者虽偏，其中精义，在所必取。旧者虽正，其中伪托，在所必去。学无新旧，惟其是耳”，当今学界正需要章学诚一类的批评家。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与研究旨在平衡考据、义理、词章，所希望造就的人才，“可以为一种精深学术之专家，而必修养深厚，识见宏通者；可以为工诗能文之作者，而必思想清新，学问切实者；可以为小说戏剧之作家，而必于中国文学及西洋文学，有精深之造诣者；可以为整理国故之学者，而必能读西书，运用西方人之方法及见解者”。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提倡的学以致用，并非浅近的功利观念。今日的抗战是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战。国运中兴之时，有中国文化修养之人才方才能担当建设大业；“中国文学系学生，既有中国文化修养为基础，苟因天才兴趣之所近，能于事功，有所树立，亦极自然之事，吾人平日治中国学术，固不敢侈谈事功，高自标置，以蹈迂阔之讥；然苟能自然产生此种人才，亦所深祈向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