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中西

如何平衡古今中西成为浙大文学院与战时学界同仁的关怀核心。《思想与时代》月刊于1941年创刊，编辑部初设于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郭斌龢一度出任该刊的编辑与编务。《思想与时代》以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为宗旨，“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思想与时代》作为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充分展现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的学术旨趣：一方面强调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同时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思想资源，努力融汇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即“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郭斌龢一面撰文弘扬孔子为代表的“儒行”精神，“吾国固有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而儒家学说中，尤以理想人格之提示，最为具体，最为实效。人类行为之推动力，究极言之，非感情，非理智，而为想像”。儒家所长在于善用想象，激发理想人格，遂有“小人儒”和“君子儒”之别。中国历代以“君子儒”为立国精神，“要其最终鹄的，在勉力求为智、仁、勇三方面平衡发展之完人。而‘儒’之一字，实际上尤为提示此理想人所通用之名称”，解决中国当下以及未来的重大难题当首先发扬君子儒的精神。同时，郭斌龢倡导希腊文化之于现代文明与中西文化融合的意义：“现代文明，导源希腊，知有科学而不知有哲学，知有现代而不知有希腊，是犹知声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乐也。”人生要道，不外道德与知识。我国文化侧重品格陶冶，人情谙达，与实际生活的处理。希腊文化注重智慧开发，强调知识而不轻视道徳；提倡道德，亦用知识的观点阐发，所谓道德即知识。若能将希腊之学与中国学术配合，“正可收截长补短相得益彰之效”。郭斌龢以译介与阐扬柏拉图学术为毕生的志业，早年曾和景昌极合译过《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晚年又与学生张竹明合译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向国人介绍柏拉图；又弘扬柏拉图的教育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埃提论”(即“理念论”)。

郭斌龢认为柏拉图思想的中坚即其理念论，柏拉图的idea与程朱所言“事事物物皆有理可格之理”最为相似，但二者又有历史背景的差异，强行比附则易生误会，所以直接将其音译为“埃提论”。同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的“埃提”，事事物物都有其“埃提”，万事万物组成了事物的世界，万事万物的“埃提”又组成了柏拉图所谓的埃提世界，即理念世界。事物的世界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可感觉界，理念世界则是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可理解界。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最真实的世界，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次真实的世界，艺术世界更是现实世界的摹本，是幻想的世界。所以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一般诗人和画家的创作是仿本的仿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两层，他们没有真知识，其艺术创作依靠的是灵感和神助。郭斌龢将柏拉图的“埃提论”分为逻辑和心理两部分，前者为用科学方法探得之具体事物之“埃提”，即我们所说的解释现象时所用的概念而已，用为研究事物之永久不变的工具；后者为道德观念经过想像具体化后所得之结果，如真、善、美等。前者目的在于明了宇宙一切之“埃提”，后者目的在于获得若干“埃提”为一身受用。郭斌龢认为柏拉图反对以“埃提”为物，从逻辑的方面来说，“埃提”并不是存在于另一世界的具体之物，而仅为一观点，是我们用以去了解可感觉界的工具，离开了我们的应用外，其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从逻辑观点来看，“埃提”仅为人类理智解释世界时所由之途径，此世界即可感觉的世界，不是另外有一个不同于此的世界。从心理方面来说，柏拉图之“埃提”为玄想的对象，非辩论的对象，是道德观念的具体化，道德观念经过想像力具体化之后，其所得结果即是柏拉图所称的“埃提”，此与将“埃提”视为观点和自然法则则完全不同。要而言之，柏拉图所谓“埃提”即科学家苦心钻研所欲发现的自然法则，然与生俱来的各种思想范畴也称之为“埃提”，且柏拉图视之为诸“埃提”中最重要者。郭斌龢认为柏拉图著作在西方所占的地位，几乎与经籍在我国的地位相等同，为西洋精神文化的源泉。柏拉图在西方号称理想主义的鼻祖，兼严密的理智与丰富的想像于一身，重理想、富热情，一意求真而不忘淑世，且尤其注重个人人格之增进，其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价值引导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看来，道德的过失在于后天教养不当，教育的精义在乎培养心灵，教育制度“当为一种足以供给正在生长中之心灵以适当滋养品之制度，或为一种调整心灵环境，以适应心灵更高需要之制度”，其特点又是由人的心灵及其需要所决定的。柏拉图的心理学说将人性视为包含三部的复杂体，第一部为欲念，分为必要与非必要两种，教育即是要对难以节制的非必要欲望进行驯御，使其不妨害人们较高的心理活动；第二部为血气，即勇敢之基，此部培养得当，则有益于竞技比赛，培养太过则令人暴戾恣睢、专横好杀；第三部为哲学，是心灵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人性中神的部分，充分发展便可成为哲学家。对人性见解的扩大便是柏拉图对国家组织的见解，国家主要有三种工作：其一为生产人生必需品，其二为外抗敌人、内维治安，其三为立法行政。任第一种工作者为农工商，第二种为兵士，第三种为哲学家，不同的工作分工即是因为他们人性中三部的差异。

柏拉图由此将教育分为三期。第一期教育为文艺教育，其间包含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等美学思想。文艺教育的目的在通过感官，利用优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来陶冶、涵养性情，为年轻人和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嗜欲情感得到因势利导的合理调谐。该期主要的功课为音乐、文学、体育锻炼等，关乎人的智育和体育，此期至十八岁毕业，继之以两年的军事训练。第二期为数理教育，注重理智的发展，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目的在造就成年人为一国之治理者，需时十年，至三十岁止。第一期毕业者不一定都能进入第二期，必要选择那些优秀聪异、好学深思之士继续教育之、陶铸之，使其成为治理监护国家之人。三十至三十五岁为第三期哲学教育，进而研究辩证，经过五年考验，其生性与哲学相违者则被淘汰，其余为国家管理者，他们都是哲学家兼为政治家。自三十五至五十岁这十五年参加实际工作，为国效力，战时指挥军旅，平时则从事政治，以增加实际的经验。在此任职期内成绩卓著者，至五十岁可退而治纯粹哲学家，唯国家有事时仍须踴蹿赴召，为国效力。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与其哲人治国的主张相辅相成，他的最高理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要学以致用，求诸实践，即有哲学头脑的人要有政权，掌握政权的人要有哲学头脑。郭氏认为柏拉图“一生出处进退，颇有吾儒风度，其教育思想，复与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有若干不谋而合之处。其论音乐与运动之道德效力，以及刚柔之当互济，文质之宜兼施，亦儒者之所恒言”。以柏拉图的学术为参照，可知我国国是为民主政治，势所必然，不应犹疑，“此种民主政治，为有限制之民主政治，而非柏拉图所深恶之无限制之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方固赖民意之发扬，一方尤赖有社会领袖之指导。如何造就真正人才，以作社会之领袖，人民之表率，此为建国事业中最大之问题，而亦柏拉图于二千年前，所终身思之以求解答者也”。

正如缪钺为郭斌龢晚年翻译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所作序言中说的：“柏拉图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上承苏格拉底，下启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学术文化之根本目标即在于追求智慧、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柏拉图认为，哲学家与政治家应合二为一，哲学家应具治国之才能而政治家亦应有哲学之思想，哲学家主政，则至治可期。”柏拉图著《理想国》一书，“抒写其哲学家治国之宏伟卓识”，“书中涵蕴宏富，体大思精，凡当时国计民生急迫之问题，几无不涉及，影响予后世欧西文化者至深且巨”。郭斌龢先生一生以沟通中西，振兴文教为己任，“尝谓世变日亟，应谋自救，而笃旧者迂阔，崇洋者浅薄，举不足以语此；必也以宏通之识、淹雅之学，抉择发扬吾华夏族数千年文化之菁英而兼采欧西之长，始可以拓新文运，而古希腊哲人追求真知之精神亦极有足取者”。

(作者：张凯 朱薛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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