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猴体与人体：“从后思索法”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和因素”是还未克服的遗物，得以继续存留（比如地产、地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存留），原来还只是“征兆”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残片和因素”，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比如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有了“充分意义”）；只有认识了“征兆”在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才能理解上述“征兆”（比如，在“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从而也才能理解“古代经济”。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国学者经常谈论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笔者看来，这一方法只不过是在提醒人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方法，马克思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却较少被人提及的补充说明：首先，不能把“人体”与“猴体”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其次，“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在此意义上，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眼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不能不是“片面”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说的“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的论断，往往被我国的研究者们解释成马克思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明。其实，这里的“地租”、“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们不是与“资本”这一“人体”相比较而言的“猴体”），乃是特指“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用资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的要求。另外，还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等同地看待。比如，资本（具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商品（抽象），但资本主义生产（高级）并不能完全地包含封建的生产（低级）。

仰海峰教授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时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对此，笔者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二，“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说明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充分发展”的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一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的“生产逻辑”已不是生产逻辑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第三，所谓“生产逻辑的局限”也只应理解为“抽象”（生产一般）之于说明“具体”（资本）的不充分性——正因为不充分，才需要“上升”，亦即需要说明“抽象”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社会形式规定性”。第四，“在……基础（高度）上理解”不能混同于“用……来理解（解释）”——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比如，只有在货币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逻辑的叙述上，先剖析资本，才能理解货币。在逻辑叙述、思维进程上，必须用货币以及使货币发生“增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资本”。）第五，生产逻辑（抽象）与资本逻辑（具体）并非“猴体”（低级）与“人体”（高级）的关系，资本逻辑对于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是在理解为“内在地包含”（而不是“外在地支配”）时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