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

“货币”之“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同时“劳动”也才是“雇佣劳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其本质上，就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使“劳动者”从原有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同时又使其不得不被“雇佣”（使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资本”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之所以必须如此，乃是因为：要说明“资本”需先说明“货币”，要说明“货币”需先说明“商品”，而说明“商品”需拿它与“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参照。所以，“资本批判”的“叙述逻辑”就成了从“抽象”（劳动产品）到“具体”（商品——货币——资本）的“上升”过程。“抽象”在思维中（从而在理论的叙述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理论地再现”了“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商品”是“劳动产品”获得了一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银获得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社会形式”的产物，“资本”则是在“货币”的基础上“叠加”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物。“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因为“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而是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及如何是（成为）“具体”：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