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是1949年8月筹备组建的公营永茂建筑公司的设计部，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可称为北京市第一家地方国营的建筑设计部门。至于是不是全国第一家还有待考证，因为在永茂组建的大致同时，也组建过一个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的设计室，它后来和中央机关的设计单位合并为中央设计院，以后又改名为建工部设计院。有的建筑界前辈的回忆文章中还把1952年1月筹建的上海市建筑设计公司及四个月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华东建筑设计公司称为“全国第一家国营建筑设计院”。建院由于隶属北京市，所以建制和人员一直比较稳定，不像中央机关的设计单位聚散起落。在1950年1月，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市解放一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建院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为中央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服务史。现在回想起来，正因为建院地处首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并且在设计的过程中有较多的机会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接受有关领导同志的指导意见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在其他设计院的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多、这样具体的指示和谈话。尤其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些真知灼见更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睿智，这是建院历史上一笔十分独特而宝贵的财富。

1952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对全国建筑工程第一次会议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须注意适用、安全、经济的原则，并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下，适当照顾建筑外形的美观，克服单纯追求形式美观的错误观点。”在这一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建院在首都完成了一大批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民用建筑，如高等院校、医院、宾馆、办公楼、商场以及居住小区等。随着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除改造天安门广场外，还要兴建十大建筑，这十大建筑中有八个是由建院设计的。这不但为建院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大家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有关领导的意图，听取他们的指导意见。在国庆工程建设中周总理多次亲自听取汇报，从总体到局部与各个细节事必躬亲，前后做了多次重要指示，对于设计人员的成长也关心备至，给建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总理指示：“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项目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们的实际困难。”（1959年2月28日）“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不是追求无目的之好大喜功，仍旧要贯彻党的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做到‘大而有当’，不能‘大而无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也指示：“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精。”（1958年9月5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会堂原计划规模七万平方米，但随着使用要求的增加和设计人员的大胆创新，形成了以万人会堂、5000人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场所三部分为主的庞大群体，最后达到了17万平方米，从使用实践结果看，基本上满足了几十年来各种复杂的活动要求和发展，验证了当时决策的远见。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重点国庆工程项目，也及时决定推迟原计划兴建的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馆等工程的建设。

周总理还提出“要以人为主，物为人用”。对于万人会堂的处理方式，周总理说这是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应该庄严、朴素、明朗、大方，不能按歌舞剧院的形式处理；在形式和内容上应该以人为主，一切从人的观感、舒适、卫生、安全出发，以简洁、干净为宜。彭真同志也说：我们搞的建筑应体现“以人为主”“为人民服务”，要“物为人用”，让人心情开朗、精神舒畅；要庄严雄伟，但不能让人有走进故宫的感觉（1958年10月11日）。当时许多建筑师提出对尺度失衡的担心，提出应避免像意大利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那样大比例、大尺度的使用。周总理就启发说：建筑的规模和尺度再大它也是从属于人，应以人为主，应在靠近人的地方以正常尺度处理细部，使物从属于人，而人应是物的主人。对人民大会堂立面处理、列柱及柱础的分段做法上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周总理还指示：“留有余地，不要想把文章一次做绝。”他尤其关注安全问题。当时针对大会堂的第二、三层挑台分别挑出20多米和结构设计经验不足的情况，周总理专门把负责国庆工程的万里、赵鹏飞和沈勃（时任建院院长）同志找去，提醒他们在延安举办七大庆祝晚会时，由于楼座上的观众涌向挑台前沿而引起挑台垮塌的事故，应引为鉴戒，并反复嘱咐：“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问题，否则，就会在全世界造成很坏的影响。”为此专门成立了结构安全小组，邀请全国的结构专家对宴会厅的抗震及万人会堂的挑台安全进行了审查，提出改进措施。另外，周总理还提出万人会堂、5000人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短时间内清场。同时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周总理也提出可先保证会堂和宴会厅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场所推后，即“一年建成五年修好就可以”的留有余地的方案。在具体设计中留有余地的思想也为此后的改扩建、更换材料和设备创造了条件。

周总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兼收并蓄，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吸收世界一切好的东西。”他认为：中外古今的名建筑物，无论是在东方或是西方，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宫殿庙宇或是为平民百姓居住的住宅等，都是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这在当时为统一设计思想指明了方向。

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还多次讲过“画菩萨”的故事。早年的菩萨是有两撇胡子的印度人形象，群众不满意，画家就张画于市，而自己躲在后面听取各种评论，经反复修改，而成为当今群众比较喜爱的形象。这个故事就是说明执笔者必须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周总理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大会堂建设过程中，他多次邀请专家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而最后拍板决定。像万人会堂超大空间的室内处理，他不但提出了墙面和顶棚浑然一体、水天一色、满天星斗的设想，而且在比例为1∶10的模型内外反复观察、琢磨，提出中肯的意见。即使外墙面剁斧石的粗细不同做法，也要做成样板后听取各方的意见。

建院承担的一系列国庆工程的质量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周总理写道：“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共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在国庆工程庆功会上，周总理在给建院张镈总建筑师敬酒时说：“我很满意，给你们打个五分。”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建院广大设计人员的最大肯定和鼓励。

20世纪70年代，首都机场有扩建的需求，周总理在听取建院候机楼（今1号航站楼）的方案汇报时说：“搞得太大了、太堂皇了不好。要经济、朴素、实用、明朗，不要到处搞灯光。今天给你们泼冷水，我不赞成太浪费。不符合主席思想。”（1971年11月9日）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同年在对故宫端门彩画作法批示时写道：“要实用、经济、朴素、美观。”

在1972年北京饭店准备改扩建时，周总理以带病之身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据当时的总建筑师张镈回忆，周总理曾指示：“设计人员必须至少具备三个观点：一是实践观点，二是群众观点，三是全面观点。”具体到北京饭店工程，张总体会：实践观点就是号召北京八大饭店位于一线工作、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来共同论证方案的内容，要集中各方面亲身体会的优点，努力避免和克服各种缺点；群众观点除了体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外，还应有针对性的服务观念，为在饭店工作的职工创造适宜的工作、休息、学习和居住的场所；而全面观点则指要从城市规划、交通停车、市政设施、绿化布置等方面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1976年北京前三门大街的沿街高层住宅开始兴建，建院派出了六个设计室的设计人员和一建、二建、三建、五建、六建及中建一局组成三结合小组。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对事关百姓生活的住宅设计也十分重视。1978年5月20日他在视察前三门住宅时，仔细询问了房间大小、层高、抗震设防等，观看了门窗、阳台、厨房和卫生间，认为电梯间外的公共面积过大，室内面积偏小，洗衣机没有地方放。他指出：“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修建得更好一些，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要力求布局合理，适当降低层高，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住户方便，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等。要注意内部装修美观，多采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降低房屋造价。”这是对建院住宅设计工作的鞭策。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为了迎接这一盛会，建院承担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以及另外两个体育馆的设计和若干场馆的改扩建任务。在1990年7月3日，86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体育场的高架平台上他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而且圆得更好一点。”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最后邓小平同志还说：“亚运场馆设施建设得这么好，我们一定要申办奥运。”邓小平同志的民族自豪感不但深深激励我们，而且也是继人民大会堂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建院及其广大技术人员的又一次肯定。

以上只是摘录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于建院的工程项目和设计的一些指导意见。实际在建院55年的历史中，因工程和其他原因涉及的中央领导同志很多，他们的指示、谈话以及批示等还有很多，还没有专门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尤其当前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任务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如何坚持质和量的统一，处理建设、资源和效益的关系，如何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五个统筹以及发展模式的选择等重大问题面前，重温革命前辈对于建院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更会感受到它们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需要我们珍惜和理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属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也是属于我们整个行业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