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雄厚

建筑设计行业是一个极具个性特色的行业，它与建筑业的其他行业以及设计行业的其他领域都不相同。除了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特点外，它又是综合多种学科的创造性活动，是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造型艺术的结合，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是系统科学化的设计方法与经验的直觉判断相结合的创新过程。因此除了投入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以外，建筑师、工程师、经济师等智力资源就成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得以在半个多世纪中能够不断保持企业的发展活力，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拓展的第一要素。通过这些智力资源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和成果，是建院历史上的光辉纪录（因为国家和政府的评奖是从1977年前后才开始的，所以建院目前获奖纪录多是近二十几年来的成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建院还创造了许多全国之最，得过许多第一，下面摘录其中一部分并说明主要设计人员：

北京儿童医院（1955年）。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儿童专科医院，现在是亚洲最大的儿童专科医院。（第一期设计人：华揽洪、傅义通、郁彦、朱华樑、潘家声。）

北京天文馆（1957年）。全国第一个设施齐全的科普天文馆。（设计人：张开济、宋融、邱圣瑜、郝凤德、董尚勋。）

人民大会堂（1959年）。至今保持着全国万人会堂、5000人宴会厅的纪录。（方案设计：赵冬日、沈其。建筑设计：张镈、朱兆雪、姚丽生、阮志大、郁彦、张浩、刘振宗、那景成、戚家祥、王时煦、单永寿。）

北京工人体育场（1959年）。可容纳78000名观众，在1997年以前一直是全国最大的体育场。（设计人：欧阳骖、孙有明、杨伟成、黄守训。）

北京民族饭店（1959年）。全国第一座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层旅馆。（设计人：张镈、曹学文、沈清元、胡庆昌、那景成、王时煦。）

北京工人体育馆（1961年）。国内首次采用双层悬索结构的万人体育馆，直径94米。（设计人：孙秉源、熊明、郁彦、虞家锡、胡麟舟、吕光大、王谦甫。）

民航总局办公楼（1964年）。第一个全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的高层办公楼。（设计人：梁震宇、侯光瑜、曹骥、董尚勋。）

首都体育馆（1968年）。首次采用室内人工冰场，活动地板及整体平板型双向空间钢网架（90米×110米）的体育馆，可容纳18000名观众，直到目前还保持着国内观众最多的纪录。（设计人：许振畅、熊明、汪熊祥、虞家锡、高爽、杨伟成、吕光大。）

天安门重建（1970年）。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此后虽经1963年及1966年两次加固，但结构破损变形，抗震性能差，于1969年拆除旧城楼依原制重建。（设计人：张承佑、孙任先、关慧英、郑思斌、曹以敏、周松祥。）

广播事业局住宅（1974年）。全国首栋滑模剪力墙高层住宅。（设计人：何方、朱宝庸。）

富强西里小区（1981—1987年）。国内首次对12公顷，11万平方米住宅和管网全面采取节能措施，并对能耗和节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的小区。（设计人：白德懋、寿振华、于佳琦。）

国际大厦（1985年）。全国第一栋高度超过100米的设施齐全的综合性商住楼。（设计人：顾天籁、单沛圻、吴德绳、于万生。）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1988年）。全国第一座为伤残人提供医疗、康复、研究、培训，并体现无障碍设计的综合机构。（方案设计：李清云。建筑设计：肖金明、冯全友、郭柏年、李卫国、杨慧明。）

安苑北里北区。全国第一个节能30%小区。（设计人：刘益蓉、梁学惠。）

可能还有许多“全国之最”和“全国首次”待进一步整理和发掘。但建院人在这些成果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同样也是建院的宝贵财富。据笔者的体会和观察，这种精神可以集中体现为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

1．敬业精神

建院的55年历史中先后有超过4000人在这里工作，目前全院有1260名职工。从刚成立时的私人建筑事务所和营造厂的人员、早期的大学毕业生，到1954年从练习生开始的“108将”，建工学校，“七二一大学”以及全国各高校的毕业生，直到海外培训或留学归国人员，构成了建院的人力资源。正是几代人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艰苦敬业才取得了建院辉煌的成绩。

建院有一支思想技术过硬，能打大仗、硬仗的成熟队伍，我们无数次完成国家和地方的各项重点工程、政治任务。老同志都记得20世纪50年代建院的办公楼由于经常灯火通明，彻夜加班而被称为“复兴门外水晶宫”。突出的例子如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大会堂的方案是在1958年10月14日得到批准的，建院在16日组成设计班子投入工作，在21日提出了初步设计方案，26日提出了基础施工图和竖向设计，使工程于28日顺利正式开工，于次年9月10日召开竣工大会，前后只用十个多月的时间建成了17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这种“三边工程”实际上为设计人员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需要有全面的技术、超前的思考、丰富的经验、过硬的技术及灵活的应对。这种不尽符合设计客观规律的做法也从另一个方面锻炼了建院人。为中央服务的“519工程”等是如此，毛主席纪念堂的工程也是如此。1976年11月12日纪念堂设计方案正式确定，11月24日工程开工，并在次年8月全部完工。地方重点工程如厦门为筹备特区庆典，委托建院设计可容纳四万观众的体育场，当年设计，当年按时保质完工。此外，毛主席逝世时天安门的追悼会会场主席台，工人体育场、首都体育馆等需要保证结构安全的政治活动，申办2000年和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文件中场馆建设部分等，都有建院人的身影。为了完成“小三线”、东炼石化区的建设，设计人员长期吃住在现场；为了做好设计的深入调研，设计人员就亲身感受，如火化场设计中浦建源、张春河二人就钻过焚化炉，城区公厕改造时设计人员背过粪桶；有的设计人员因突发疾病，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如巫敬桓、沈一平；有的因工作繁重，贻误了看病的时机而英年早逝，如田万新、魏大中；还有多人带病工作，或重症术后坚持工作……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建院的技术人员是在艰苦、清贫的条件下从事这些不为名、不为利的工作的。技术人员中除一级总工月薪299元，一些老技术人员工资稍高外，其他技术人员当中，大学毕业生月薪55元，中专毕业生月薪48元或37.5元，那时加班加点也没有任何奖金。记得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时，指挥部需做一次参战人员的工资调查，最后发现建院的平均工资最低，当时的工程主持人徐荫培月薪48元，结构和设备负责人许月恒和赵志勇月薪37.5元。另外，设计人员的住房条件也很差，长期单元房合住，单宿筒子楼共用。陈占祥住在西直门时，饭桌在夜里还兼睡觉功能，叶如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一家五口挤在小三楼13平方米的房间里，现在的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一家当年也曾挤在他爱人在建院13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还有不少大学毕业生与家人长期两地分居，只好住在单宿中，有的人直到退休以后，才能回家团聚。还有不少技术骨干就因为分居问题无法解决而调出，如曾哲、王绍豪、王昌焘、娄式、陆耀祥、许培祥、谢兴洲、唐文传等；有的因爱人农村户口无法解决而调出，如于继宽、韩文悦、金连生等。他们在外面都成为单位或地方的领导或业务骨干。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知识分子是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对象，除了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1952年）、“反右”（1957年）、“反右倾”（1959年）、“四清”（1964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等以外，还有许多针对建筑设计领域的运动，如反对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1955年）、火烧技术设计上的浪费和保守（1958年）、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1960年）、调整和精简设计机构（1962年）、设计革命（1971年）等。搞运动就难免要伤害一些人，如“反右”运动和“文革”，在原技术领导的总工中就有华揽洪、陈占祥、傅义通、宋融、程懋堃、张镈、白德懋、张德沛、刘开济等都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还有的技术人员在工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提过主要的构想，但因各种原因，他们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工程图纸的署名之中。但在落实政策和改正以后他们还是全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院先后拥有十名全国设计大师，这在全国设计系统中是十分少见的，此外还有大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和技术骨干。建院的广大技术人员用自己的敬业精神，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证明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在当前的形势下，人才成长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建筑事业的发展又为建筑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国门的开放和与国外的交流使我们的眼界也更开阔。当然也面临着新的矛盾，如激烈的竞争、超强的工作压力、智力和体力的透支等，但建院人正用与时俱进的敬业精神创造着新的辉煌。

2．团队精神

建筑设计是以个人负责和团队工作相结合，并以团队工作为主的创作活动。对于超过千人的建院来说，她属于组织型的设计单位，必须依靠团队的运行机制来保持其持久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这样的单位不会因某个人的去留而影响其整体实力，这与我们常提到的个人明星型的设计事务所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明星建筑师个人决策的事务所中，常因个人的创造力枯竭、人事变更而影响其实力，而当前相当多规模较大的明星型事务所实际运作已经参照组织型的团队工作方式，只不过由于明星建筑师作为老板，而其他建筑师作为受雇人员，用雇佣关系掩盖了团队创作的实质，而表现为明星建筑师无所不能的假象。

长期以来，建院承担了全国大量的重点工程，这些工程规模大、内容复杂、技术要求高，大部分工期很紧，因此要求有责任心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能够胜任这些复杂内容的建筑师和专业工程师团队来保证工作的完成，我们还以几个重点工程为例。

人民大会堂工程当时是以一室为主、由60多人组成的团队进驻现场，据当时主管建筑设计的张镈总建筑师回忆：当时规划设计上分成几个小组：由阮志大和姚丽生任工程主持人，宴会厅由田万新负责，宋秀棠、刘克荫副之；中央大厅和万人会堂，其中刘开济负责东门及中央大厅，阮志大负责万人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场所由钱韵莲负责，立面及装修以黄晶为主，辅以孙荣樵、成德兰以及工艺美院的奚小朋和常沙娜等人；而结构由朱兆雪总工负责，结构有郁彦、张浩和李国胜等，设备和电气分别由那景成和王时煦负责，声学设计由马大猷指导。这里面大部分人长期与张镈总合作，彼此有比较好的默契，技术能力上有保障，能够分兵把守而又彼此协调，尤其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指导下，加上张总的经验和判断，最终顺利地克服了遇到的各种困难。

毛主席纪念堂是笔者在1976年参加的一项工程，为了保证该重点工程的顺利完成，建院以四室为主组织了强有力的设计班子。当时抽调了四个设计室的主任或副主任出任工程主持人和建筑负责人，并集中了许多有经验的技术骨干。主持人徐荫培有长期为中央工程服务的经验，同时主要协调各参加单位和地上地下的复杂问题：方伯义负责几个主要大厅装修，并辅以杨芸、巫敬桓、王炜钰、刘力、庄念生、鲍铁梅等人；吴观张负责立面和外檐，加上高亦兰、寿振华、徐伯安、张绮曼等人，马国馨负责各层平面及工地现场协调，还有玉珮珩、邵桂雯、关长存等人；规划由耿长孚负责，吴良镛、崔凤霞、朱燕吉、钟晓青等人参加。此外，结构由许月恒负责，高爽、徐元根、贾沐、杨玉松等参加，设备、电气、经济分别由赵志勇、张云舫、陆时霖负责。这就组成了一个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高效团队。

再一次较大的团队合作实践就是1990年为第十一届亚运会而建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等工程，当时建院有六个设计所、450人以上的技术人员参与，除亚运工程指挥部具体而明确的指导外，院领导负责院内外的协调，还请院内老专家成立了专门的指导班子，奥体中心有刘开济、张德沛、吴观张、胡庆昌、杨伟成、吕光大；亚运村有宋融、程懋堃、郭慧琴、王谦甫等。各主要设计子项都安排了相关的技术骨干。如亚运村除宋融、刘益蓉、崔振亚、徐禹明、洪元颐外，还有王昌宁、杨昌金、张关福、叶谋兆、胡仁伟、王少安、何韶、黄晶、付治楸、金文玮、谭雄波等人参加（以上仅列出建筑）。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为三所的单可民、刘季康、双金岩、穆怀琛；游泳馆为二所的刘振秀、王玉田、施绍南、尹士民；体育馆为四所的闵华瑛、马国馨、崔振亚、曹越、闫文魁；总图为马国馨、郑凤雷、董笑岩、胡越、崔振亚、曹越、闫文魁、石平以及其他工程的王兵、姚玓等人。同样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结合、分兵把守的大兵团联合作战。

我之所以列出如此多的名单来，就是想说明工程无论大小，从设计创作的人员构成机制看，我们需要主创人员的创意、组织、协调、判断，需要独具色彩和特点的想法。但在组织型事务所中，这更多是通过团队的决策而最后交由个人或小组去执行，同时需要必要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形成有效、合作、沟通的团队。根据建院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团队还需要形成良好的级配，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员及各类人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尽心竭力。即以建筑而言，除了创意构思的团队外，还需要实施、细化、保证和现场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像张镈总建筑师的班底中，除了他负责全面协调外，还需要孙培尧、张德沛这样的主持人，田万新、凌信伟、苏纹、沈清元、冯保纯等骨干，从而形成有效的团队。建院公认的门窗及细部的专家是杨维新、刘友鎏等，笔者曾有幸与刘友鎏在工程中合作，他对于门窗设计及相关五金配件的深入了解及专业经验让人折服。在当前市场化的新形势下，除内部协作的团队外，更需要增加市场开拓、服务、沟通、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人才，以完善团队服务的全过程。

3．创新精神

建筑设计行业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要素，而通过人才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创造力和竞争力、合作和沟通、特长和开发等才是赢得客户信任的关键。尤其从创新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在原始性创新和改造性创新方面的不断前进，没有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建院也无法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一提起建筑设计上的创新，人们很容易将思路局限于建筑立面或形式材料表现上的创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建院历史中，建筑形式上的创新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如上所述，建国以后从“反对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运动开始，包括此后的“设计革命”“下楼出院”，建筑师无不首当其冲，那时在“唯美主义”“树立个人纪念碑”“追求洋怪飞”的帽子下，建筑师动辄得咎，唯恐什么时候就因设计作品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记得中国建筑学会在1956年、1958年、1959年几次开创作座谈会都是要使设计人员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从而解决放手创作、繁荣学术的问题。记得看到过建院国际俱乐部的一个方案，因山墙轮廓是斜面而被斥为“像猫头鹰”，有的建筑局部因造型“怪异”被拆除重建，甚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建筑室内用黑色的踢脚板都有人来过问。在20世纪70年代建外工程时，钢窗颜色我们希望用黑色，但又怕犯忌，于是主持人吴观张和我们约定统一称之为“墨绿色”。友谊商店当时准备采用有深色斑点的浅色马赛克外墙，因有人认为像“麻子”，而专门做了外墙样板请当时北京市主管城建的万里同志来审查，万里同志当时以一句“麻子俏，十个麻子九个俏”的半玩笑话才使该立面方案得以过关。这些都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建院的技术人员仍然注重研究、总结，注重发展前人的成果，注重吸取国内外的先进做法并不断前进提高，在行业中起到带头和领先作用，从而推动行业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笔者刚到建院时，虽然那时出版条件并不好，但仍可以看到大量蜡版刻印的各种总结和理论文章，如有关建筑理论、旅馆、医院、体育建筑、住宅、学校，直到单宿、汽车加油站、车库、录音棚等。这些总结成为建院技术创造能力得以薪火相承、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

即以旅馆为例。早在解放初期，建院即设计了友谊宾馆、前门饭店、新侨饭店等作品，对全国的旅馆设计有很大影响。1959年民族饭店等工程竣工后，院里即出版过油印本的旅馆调查总结，已经开始注意从面积、造价、标准等定量指标方面加以总结。“文革”以后，随着对旅馆建筑需求的与日俱增，一室和情报组共同整理了有关国外高层旅游宾馆的研究资料，在内部出版了四册一套的资料集（1974年），从定额标准、国外实例、防火、电梯等几个方面加以总结，一时成为各设计院的抢手资料。我手中的一册就曾被外单位以种种承诺借走而再也没归还。当时针对社会旅馆的实践和需求，五室也在崇文门旅馆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对社会旅馆的总结。改革开放以后，又面临涉外旅馆的建设，当时建院及时组织了旅馆设计研究小组，由张镈总建筑师指导，除了试做一些涉外旅馆的方案外，还组织力量翻译了《喜来登旅馆设计指南》（1980年），由寿振华执笔完成了一本包括香山饭店、长城饭店以及一批外方设计的工程和方案在内的图集（1979年）。此后通过长富宫饭店、昆仑饭店、首都宾馆、大观园饭店、新万寿宾馆、华侨大厦、台湾饭店、和平宾馆、金朗饭店、新世纪饭店、全总职工之家、海南寰岛大酒店、天伦王朝酒店直至近年的海南博鳌酒店等，都在设计上做了各种创新和开拓，从而奠定了建院在旅馆设计方面的地位。

体育建筑也是如此。1954年建成的北京体育馆是国内第一个由体育馆、游泳馆和练习馆组成的建筑群。56米跨度的钢三铰拱也是当时国内的最大跨度，其设计理论和方法影响了国内同期的许多体育场馆。此后经过北京工人体育场（1959年）、工人体育馆（1961年）和首都体育馆（1968年）等大型场馆和北京市网球馆、陶然亭游泳池、工体游泳池、体育学院室内田径馆、体委训练馆、跳水馆等工程的实践，加上如摩洛哥、叙利亚等援外工程的考察和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20世纪70年代中编写了《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一版第三集）中的体育部分，此后在1981年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有关体育建筑设计的专著《体育建筑设计》（秦济民、吴观张审定，张德沛、李哲之、刘振秀最后整理，参加编写的还有许振畅、韩秀春、魏春翊），此后刘振秀、许振畅、吴观张等陆续发表过有关体育馆的调查，以及视觉质量、观众疏散等问题的探讨（1980年）。随着亚运会工程的建设和奥运会的申办，相关信息的收集、资料的整理、经验的总结更为条理化、系统化。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大学生体育馆、光彩体育馆（1990年）的实践中更加注重建筑群体的组合、多功能的利用、无障碍环境的创造，此后建院直接承担了北京申办2000年、2008年奥运会的全部新建、改建场馆的申办文件编制，由此获得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单项组织的好评，争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还在此期间完成了《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第七集）中关于体育部分的编写（1995年与哈尔滨建工学院合作，参加人马国馨、单可民），此后又编辑出版了《奥林匹克和体育建筑》（2002年）以及由建院主编的《体育建筑设计规范》（起草人马国馨、单可民、曹越、魏春翊、孙东远、项端祈、马晓钧，2003年实施），而五所也在筹建奥运设施的过程中在奥组委的领导下拟定了《奥运工程设计大纲》（2003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体育建筑的设计创新和总结在建院传承的脉络和进展。

类似的技术创新上不断积累和发展的事例在办公楼、商场、机场航站楼、医院等公共建筑和居住区规划中都有所表现，并分别有若干研究成果专著出版，这些都提升了建院在行业中的学术地位。

在标准设计上，建院在1953年即成立了标准设计室。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住宅和中小学的标准设计和通用图设计，为关系到人民生活和教育的大量建筑的设施提供了技术支持。如通过对中小学规模、教室面积、层高、采光、视线等课题的研究，不断改进，先后设计出中学通用设计图42套，小学通用设计图30套，从事通用图研究的王钟仁、许凎坤、王祖荫、钟汉雄、黄汇等人的名字也不应被忘记。在住宅方面，从1955年的二型住宅通用图开始，到1959年的701甲、乙、丙型，1958年的8011、8012，1959年的9011～9018，以及直71住、72住、73住、74住、76住等型号，体现了当时首先解决有无问题的温饱型住宅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自80-81系列又有了新的突破。长期在标准室和住宅所工作的有陆仓贤、宋融、赵景昭、华亦增、虞锦文、冯颖、沈致文、张念曾、吴庭献、温永光、周志连、刘益蓉、劳远游、钟汉雄、梁学惠、赵学思、李等人（以上仅限建筑专业）。在外事工程上，建院承担了建外、三里屯等使馆区90%以上的使馆设计（1955—1990年），同时为外方自行设计的使馆，如苏联、波兰、捷克、朝鲜、瑞典、丹麦、挪威、瑞士、伊朗、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施工图设计，为我驻外使馆如英国、印度、日本等使馆提供了设计。这种类型的外事工程实践经验也是得天独厚的。

从建院的历史发展中，还体会到其创新能力绝不是单纯的建筑专业单方面的创新，也不是仅停留在方案和创意阶段的创新，而应该是创作全过程及包括各专业的全面创新过程。所谓建筑设计全过程的创新，笔者以为应包括：方案构想阶段的创新；将构想经技术设计而转化为施工图纸的创造；由完成施工图后到施工完成阶段的再次创造；竣工使用经营过程中的再创造。在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个看上去好的构思由于没有抓紧创新的各个环节，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而有的案例在方案阶段看上去并不十分突出，但由于后续环节的调整和努力，使成果十分精彩。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只注重第一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后三个环节的创造，以为有了好的创意肯定就有好的成果。实际上设计成果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不断优化、比较、选择、调整、判断和综合的过程，在由粗入细、由宏观到微观的不断深入过程中，同样渗透着诸多创造性的活动，有些因素如材料变更、造价削减、使用调整等对于原构思有时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时非常需要主创人员的事必躬亲和亲力亲为，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调整。而各专业的创新过程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逐渐深化认识。在和国外事务所合作的过程中，对于国外的专业协作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相关专业在方案阶段的及早介入，以保证新的理念和构想能够在充分技术保证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加强了方案竞争的可信度。而在方案深入的阶段，对于各专业来说，更应注重各专业的“设计”能力，而这种“设计”能力是在对建筑设计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而充分表达出来的各专业的创造力、洞察力、协调能力和设计能力，从而选定最为适宜的技术方案和表达方式。长期以来，建院已形成了一批这样的专业人才，如结构专业的杨宽麟、朱兆雪、郁彦、胡庆昌、孙有明、程懋堃、叶平子、朱幼麟、邱圣瑜、侯光瑜以及柯长华、崔振亚、高爽、徐元根、薛君岳、王铁夫、刘绍敏、陈芮、张承起、虞家锡、唐佩韦、曾俊、陆承康、吴兰芳、朱宝庸、马明益、温可润、汪熊祥、李国胜、丁宗樑、景光普等，设备专业的那景成、杨伟成、肖正辉、朱文鹏、郭慧琴、曹越、吴德绳以及孙敏生、吴国让、施绍南、张锡虎、黄峰、刘茂堂、郭连捷、刘文镔、吴志棠等，电气专业的吕光大、王时煦、王谦甫、洪元颐以及潘家声、朱庆元、于万生、许国胤、陈光华、刘绍芬、魏春翊、骆传武、穆怀琛、单永寿、闫文魁、黎显生等。这个技术梯队正在通过人员的不断阶梯式更新和工程实践而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