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
陈世珍，1966年出生于江苏江宁。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神话研究。论文：《论〈共产党宣言〉的人文精神》等；著作：《众神的起源》，主编：《神话之眼看建筑》；完成教育部项目：现代神话的起因、作用机制和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标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的经典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代表性著作，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实践论》、《矛盾论》对19世纪30年代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其中隐含了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正确评价《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实践论》 《矛盾论》 民族视野
在一定视角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如此，关键不仅在于“两论”在哲学学理上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而且更在于它们对于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因此，“两论”具有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阐释“两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就此作一探讨，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从写作背景和动机看，“两论”是时代的产物，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需要。
“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特别是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1938年4月的第一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且标明“毛泽东主讲”。上海的《民主》杂志，从1940年3月的第一卷第1期开始，也署名连载讲授提纲。
解放以后，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两论”被编入第1卷。
因为“两论”特殊的问世经历，产生了一些疑问和问题：
第一，关于“两论”的问世时间。龚育之先生曾经关注到：“六十年代中，国外有人发表论著，怀疑《实践论》以及《矛盾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的作品。他们自认为有力的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文件集（如《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在《实践论三题》中，龚育之先生对这样的疑问做出了回应。笔者认为，这样的回应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弄清楚“两论”文本诞生的时间，而且在于正确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论”首先是以未署名的演讲稿形式出现。这样的演讲稿完全可能是集体讨论和创作的产物，通过毛泽东的演讲而问世，因此，在50年代以前，出现了署名和不署名的两种流传形式，并且没有收进解放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换言之，“两论”问世的时间和形式表明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的智慧。
第二，关于“两论”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设想和判定。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对“两论”问世时间产生疑问，甚至认定“两论”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作。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创作“两论”的动机和效果抱有另类的推测和判断。
如美国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分析了毛泽东1937年作理论演讲的个人动机，他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
施拉姆的上述论断，不仅提醒人们“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渊源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而且提示人们需要对“两论”的创作动机以及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换言之，施拉姆正确地看到，按照西方哲学学术观，“两论”在哲学学理上的创新价值并非是它的强项（国内有学者指出“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脉，而且具有实践智慧的特点），但是，施拉姆关于“两论”创作动机的判定却是值得商榷的。
需要思考的是，一种理论演讲对于个人人生发展的价值和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是否可以并行不悖？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延安演讲对于他个人在党内以及全国地位的确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两论”的创作动机仅仅局限在服务于毛泽东提高个人声望的需要上，并不实事求是。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这个疑问：解放之前，载有“两论”的演讲稿文本为什么能够在各大解放区不胫而走，而且在广州、上海等非解放区的一些非党的正式刊物上也被刊载？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后来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并非靠演讲得来，而主要是领导实际斗争实践的结果。因此，将毛泽东延安演讲的动机仅仅界定为确立个人的党内地位而不顾及这种演讲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和意义，是片面而有害的。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逻辑的推理质疑毛泽东的事后回忆是否带有主观情绪，甚至是否有自恋的成分。但是，必须注意到一个细节，毛泽东没有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说明“两论”的问世，而是表明“两论”是“我们”的创作。因此，将“两论”视为毛泽东出于个人动机照搬他人的理论的私家产品，是否有一种“仆人眼中无英雄”的瑕疵？
当然，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在其中有特殊的贡献。“两论”的创作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两论”的特殊贡献以及“两论”产生的具体历程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现有的一些材料和描述对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
毛泽东的朋友斯诺先生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延安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斯诺先生的描述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相互印证，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链，表明在1937年前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学哲学、用哲学。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当理论家，而在于思考民族解放的途径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即将奔赴前线的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
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的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在其《中国纪事》中，很瞧不起“两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对这两篇著作的产生时间和毛泽东的贡献，他是这样说的：“1937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
对于毛泽东的学哲学用哲学，李德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泽东学习哲学、写作“两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
二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为代表，中华民族的危机深刻而全面地呈现在当时各界、各团体、各政党和中华儿女面前。“救亡”实践是压倒一切的实践活动。为此，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怎样的问题？第二，中华民族还有没有救？第三，谁来救？第四，怎么救？第五，中华民族将被救向何方？上述问题又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总问题。
对这些论题的直接回答构成了当时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关于时局分析的主张、宣言、通电和演讲。这些战略或策略性的言论还不是哲学的应答。“两论”是毛泽东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上述问题作出的系统回应：
第一，实践第一与人民第一的观点。
19世纪30年代有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言论、观点和主张，在诸多认识中，哪种是正确的和真理性的？毛泽东在演讲中给人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因此，在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从事“救亡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第二，矛盾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
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科学的理论，需要有科学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毛泽东指出，承认矛盾，并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法。与矛盾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方法不同，形而上学是否定矛盾并因而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矛盾观点应用到中国当时的实际，就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号召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对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因此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四，过程的观点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信念。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全方位的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是，屡战屡败。如何直面这样惨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在“两论”中，毛泽东还指出，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且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也将被打倒。“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从哲学学理上说，在“两论”中，毛泽东探讨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释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和行的关系的新见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了对于矛盾问题的系列见解。但是，毛泽东无论讨论哪个哲学问题，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创新，其论题的产生不是哲学家的学术推论，其对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追求学理上的完整、严密和逻辑上的丝丝入扣。
比如，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在毛泽东之前，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致力于认识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携志也”。
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的知行观，不是他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逻辑推演或逻辑悖逆，而是对由领导同盟会到组建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辩证法的阐释，不同于孙中山的知行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理论的对错或者深浅的问题，而在于：第一，出现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同。1937年的中国和1918年的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面貌。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是各种进步与爱国的力量、团体的共识，在这个时候，认识上的一致性倒是比较容易获得了，投入到殊死的抗战实践和组织有效的抗日斗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1937年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仅已经出现，而且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已经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进行社会思想建设的理论制高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的知行观在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带入现代，完成中国现代思想方法建构的同时，留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他对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划分，对于民众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之间关系的划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有机械论的色彩，而且也表现出先行者的理论局限。
与此相对，毛泽东在“两论”中阐释的一系列观点，是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问题的回答，是对以前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呈现，对于民族解放方法的探讨，不仅有时代的烙印、阶级的立场，而且也反映出他个人的成长。
在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下称《发言》）中，毛泽东也关注到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两论”相比，《发言》中的毛泽东还处于主流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带有青年知识分子特点。因此，在他的气势磅礴的宏阔语言背后透露出实践实力的缺席。
经过16年革命实践打磨的毛泽东，在“两论”的行文中呈现出王气和霸气的特点。在《发言》中，毛泽东肯定走俄式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原因在于“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实践论》开篇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笔下已经不是将来时的可能有效的理论，而是已经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实践。
其次，这时的毛泽东对民族危机有深刻的感受，对民族统一战线有急迫的期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将“两论”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对比来看。在《分析》的最后，毛泽东有一个总结，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是革命党。也就是说《分析》的视野是革命党的视野。与“两论”所竭力要呈现的民族视野相比，这个视野不仅有点不够大气，而且有点不切实际。
在“两论”中，以延安为标志的我们党的符号被要求服从于民族的视野。“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是能够成功的。'”
其实，创作“两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着力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与处于敌对方的日本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友邦苏联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回答斯诺的提问时，作过阐释。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在中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只有在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处于民主政权之下，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之时，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才能大大加强。”
三
是抗日战争的烽火激发了毛泽东学哲学用哲学的豪情。因此，毛泽东也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行列。抗战的民族斗争实践赋予“两论”以特殊品格。
很多人不太同意将毛泽东当成哲学家来看待。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培训，也不以哲学研究为谋生的手段。但是，这样的哲学观只是在学科意义上的。如果将哲学放在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结论或有所变化。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解很有参考价值。他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正因为抱有这样的哲学观，在罗素看来：“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至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有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
“两论”是应急之作。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凝聚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因此，“两论”呈现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立场高于阶级取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两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视野上，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现实的实践世界，其主体自然就不是个人，甚至不是单纯的阶级，而是作为各种阶级大联合的团体或社会。对此，冯友兰先生的体会是：“西方传统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题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是在社会实践的舞台而不是哲学家的书斋。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中国式的实践取向。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实践取向，被人称之为“实用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伊始，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取向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当然，“两论”所体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上述两种哲学精神的简单传承或克隆，而是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为土壤，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发育和生成。
“两论”的问世已经有70多年，以“两论”为哲学基础而进行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自己的90寿辰。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西方政要、新闻媒体、时事观察者以及一些理论研究者关注到“中国经验”、“北京共识”、“中国问题”乃至“中国震撼”。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写照，回避或模糊毛泽东思想对于特殊语境下的“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但并不被公认为“建设的能人”，因为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过很多的弯路，甚至曾经陷入全面的错误。
如果揭示在革命岁月中诞生的“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更加清晰一些。建设是革命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另辟蹊径，另起炉灶。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讲的这件事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在取得独立、解放以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如果看不到“两论”所蕴含的民族视野，“两论”仅仅被看成是党派之间的“夺权”哲学或党内斗争的思想武器，就会在革命与建设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会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截为两段，这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