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可能性思想
罗骞，197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专著：《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伴随历史之生成的可能性思想，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之未来的可能性思想。引进可能性概念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意在唤起和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力，重申此一思想体系与存在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在走出绝对主义藩篱的同时，构筑一道抵御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防线。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可能性 绝对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伴随历史之生成的可能性思想，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之未来的可能性思想。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引进可能性概念，也许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带进一个新的思想境域，打破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即双重绝对观——不但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本身看成是没有时间性的绝对，而且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历史发展也看成是自在生成的绝对。引进可能性概念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意在唤起和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力，重申此一思想体系与存在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在走出绝对主义藩篱的同时，构筑一道抵御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防线。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史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可能性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事物，历史性成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这里所谓“历史性”并不是指自在的、物理的时间性，而是指对象化实践活动中事物的开放性及其生成。这就意味着强调特定的历史结构和建制对存在事物的中介，建构性的历史乃是思维与存在互动的对象化语境。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历史性是一个首先需要确定的思想事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反对将理论抽象化、恩格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方面有大量论述，他们都强调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动态关联，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生成和对实践的反向引导。在恩格斯对黑格尔封闭体系与辩证法之开放性矛盾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深切体会到这种对待理论的历史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将并且必然将自身理解为在历史中不断自我生成、自我否定的动态机体，这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思想。
从这样的历史意识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中的家族相似现象：各种阐释只能处于变与不变、是与不是之间。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原教旨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抽象极端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不论是本质主义地确立一个不变的思想肖像，还是以相对主义解构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面临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尴尬。真正说来，虚无主义只是本质主义的“反我”！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也是时代的产物。因此第一要紧的是，真正地在历史中，即在特定的实践结构中，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从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史的变化。此种考察将能够揭示各种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对象性和力量，而不是将阐释的真理性看成是一个观念内部的、与历史进程无关的经院哲学问题，好像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确立了先验真理，其发展只是逻辑演绎，只是在经验中实现，只是我们如何如实地抓住它、兑现它，而不是在开放的可能历史中去发展它、成就它。这种黑格尔似的过程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视野，本质上是没有实践的。没有主体能动参与的过程概念是非时间的、超历史的。
思想总是通过历史中的特定阐释进入历史、参与历史。比如说，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体主义”解释，以及后来卢卡奇所代表的“主体主义”解释，实质上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历史变迁交互作用的产物。试想，如果没有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繁荣，或者没有十月革命的特殊胜利，怎么会有分别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这两种对立的解释模式？这些阐释并不只是观念上的错位、简单的认识偏差，而是受此历史规定的历史性“真理”。它们只是从自身时代出发，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辩证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就像革命时代的中国突出了马克思的暴力思想，而今天却将其和谐思想作为基本理念一样。要到经典中去找“暴力”或者“和谐”词句，并以此相互攻讦，实在愚蠢而无用。我们应该在历史语境中同情地理解阐释的所谓“偏差”，并揭示这种“偏差”的现实依据和限度；正是这种“偏差”才是认识的历史的“真实”，才是思想真正的“在场”方式。理论之生命只能是历史地给予的，阐释只能是历史地形成的“视界融合”，它是有“时间”的。阅读与文本之间总是存在距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清除历史尘埃，还某一思想本来面目，让它如其所是，更是探索其历史性、探索其实践中生成的可能空间。
没有时间的“思想”概念总是把理论看成“绝对”，就像历史长河中漂流的僵硬顽石。在这样的观念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好像是自在而且自洽的同一实体，它的内部并不存在差异、空隙、隔膜、连续、跳跃、交叉、重叠，更不用说对立和冲突。但是，如果没有可插入的裂缝，没有可移植的连接点，没有可挪动重组的空间，怎么可能产生新思想、诞生新一代呢？如果那样的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岂不都是外在地挂搭在马克思主义这个车头上的赘物吗？不能这样看问题！因为当这样看问题的时候，已经将理论抽象化、先验化了；阐释的历史则被理解为真理不断流产的历史，即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
如果我们缺乏历史实践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将被看成真理的完成形态，而不是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思想之可能性基础。这就势必不能真正理解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联。而如果不能把握这种辩证关联，则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将被严密地封闭在自身内部；人们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指责实践的不纯，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指责理论的抽象，就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那样。因而可以发现，虽然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不断地强调实践，但这种研究却陷入越来越没有实践的境地：哲学中的实践变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概念；现实中的实践则成了没有理念的直接现实性。正是理论和实践双重背离的此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今天，阐释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应该成为一种普遍意识；正是由于实践中的不断变形和生成、同一中的差异，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展。只有依凭这种生成的可能性意识，才能在动态的历史演进中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变迁及其生命力。
从这样的可能性视角来看，问题当然不是要不要坚持与修正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联系与差异及其历史根据，是历史唯物主义能是什么、可以成为什么，以及其如何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并且反向介入历史。唯有如此，才能深入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史中“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才不至于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可能性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贡献在于，打破了观念意识的自我封闭线，通过实践亦即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消解了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观念性质的抽象对立。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并不是自在的绝对客观性，而是置身于祛魅了的现代主体性氛围之中；它不再被看成是神意的推动过程或者自在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被视为人们对象化实践活动的结果和现实前提，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们的活动。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概念进展中传达着一种创造性和推动性意识，从而为历史找到了逻辑的思辨表达，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确认了这种创造性和推动性。历史不再被理解为人们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过程，而是理解为对象化活动领域，是人们实践中生成的对象化结果和条件。这意味着历史从一种刚性的决定论概念中获得解放。
对于社会历史进程来说，自在的必然性是没有的，它与纯粹的偶然一样只是观念的抽象。在这一领域，客观条件仅仅是在对象化的意义上是客观的，它与主体行为的选择性同时构成实践过程的内在因素，因此展现为开放的可能性领域，尤其在现代主体性意识确立之后更是如此。排除了主体行为选择的外在必然，和排除了客体制约的内在自由，都不是历史的真实。因此，真正的问题变成了，思想如何参与变革历史，并如何在现实中有其依据。以这样的历史概念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当被理解为唯意志论或者唯实证主义的科学时，应该说是致命的误解；然而它总是在这两种基本的理解框架中被坚持或批判。虽然这些对立的解释总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某些相关证词，但在我看来，它们离开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已经足够遥远了，完全可以被看成是马克思辩证思想体系中部分因素的极端化。在这种对立阐释的胶着状态中，根植于实践的可能性概念更接近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同马克思的某些言论相抵牾，但并非没有马克思文本上的依据。
问题显然不在于词句，而在于历史，在于逻辑，在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面临的是已经被启蒙打碎了的命定论的历史概念以及具有唯意志论倾向的英雄史观；被释放出来的主体性如何在历史中有其根据，既克服观念论内部的自我旋转（如黑格尔），也克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如国民经济学家）对现代的抽象肯定，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基本语境。马克思从思辨的观念主体性走向社会历史领域：概念自我生成的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变成了实践地改变现实的革命诉求，以应对国民经济学作为现代市民社会之科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思想转移中，历史被理解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实践过程。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运行的客观逻辑与阶级革命的主体性之间建立了历史性联结，以阶级革命的实践维度切入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社会运行的客观趋势和阶级革命主体性之间的这种张力和连接，意味着历史被看成辩证生成的可能性空间，而不是没有实践主体介入的自在过程；同时，主体性意识则被看成是对生存状况的理性自觉，而不是纯主观的“发明”。在这种主客辩证法中，凸显出一种可能性意识，一种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的可能性意识。如果未来是一种给定的必然，那就没有历史，没有人活动的自觉空间。在绝对必然的未来概念中，即使阶级革命的诉求被高调地宣扬，它也只是作为历史自我实现的工具，臣服于历史的狡计。此种绝对必然性的历史概念，同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观或自然决定的命定历史观没有本质区别；哪怕它以科学的名义出现，实际上也是反科学的。
然而，这种非实践的、反历史的决定论历史概念，却被理解为马克思思想之实质。情况好像是，马克思通过超人的理论智慧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就生活在这种绝对的必然规律之中。人实际上是无意地成了历史的玩偶。不过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实的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在这里，历史之未来并未寄托在没有实践参与的绝对必然性上，改变现实的实践也没有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主观性，而是理解为一种对象化的双向过程。此种实践蕴含着扬弃抽象必然与偶然之僵硬对立的可能性历史意识。
试想今天，在各种核武器能够多次毁灭地球的情况下，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可能灭绝人类的情况下，在各种宇宙偶然事件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下，在预测到了地球生命极限的情况下，如果还以完美世界的绝对必然性担保未来，这能够给马克思带来荣誉吗？根据现实的变化探索创造未来的可能性，强调行为的建构性力量，而不是陷入虚无的茫然或者绝对必然的迷信，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姿态，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今天，突出历史的可能性就是为建构性实践奠定思想基础，就是继承马克思改造历史和创造未来的意识。当以一种实证科学的框架阐释马克思的未来历史概念的时候，或者说，当马克思创造历史的概念被理解为唯意志论冲动的时候，马克思的这种充满历史感的辩证的实践意识就丧失殆尽了，历史变成了僵硬的机械运动，或者随机的偶然。然而，不论只有偶然性在起作用，还是只有必然性在起作用；也不论只有客观性在起作用，还是只有主观性在起作用，历史都会变得异常的神秘。
只有可能性意识在当今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未来，为实践的创造性和推动性提供思想动力，打破绝对必然性的迷信和虚无主义的懈怠。
三、从现当代思想形态特征的转移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可能性思想
马克思曾经说过，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是就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内在关联来说的，表明它没有独立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推动的历史，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会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然而，不是从这种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地域视角，而是从内在特征来看，我认为思想具有倾向于必然性、倾向于偶然性和倾向于可能性这样三种典型形态，体现在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人生观等不同领域。这三种倾向性思想形态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占据主导，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变迁。大体说来，在现代之前，思想倾向于必然性，追求静态的确定性意识，在社会历史观上则体现为宿命论式的自在历史概念。现代启蒙则彻底颠覆了由上帝或自然规定的历史概念，历史像个人的命运一样从外在力量的决定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世俗的实践基础；作为抽象形而上学实体的“上帝”、“自然”连带由其规定的绝对、必然、命运等观念被粉碎了。然而在现代世界，驱逐上帝之后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科技理性崇尚的绝对性之间构成对立，意义世界的偶然性体验和科学世界的必然性认识之间分裂，表现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并存这样一个思想事实。在当代，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发端，科学认识中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观念凸显出来。由此，不论是在意义领域还是认识领域，偶然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世界日益弥散着一种漂泊无据的不确定意识、相对性意识。此种状况集中为这样一句后现代式的思想宣言：“只有不确定性是确定的！”
在超验价值崩塌之后的经验世界中，偶然性、随机性、任意性、短暂性、漂流性等成为人的真实的存在感受。这种开始于现代的生存体验与当代科学上的混沌、不确定性、相对性意识相结合，以知识的相对性最后确证和彻底完成了从现代开始的相对主义体验。跟着感觉走、活在当下，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未来，不再相信历史，只愿感受和抓住漂浮的自我和流动的当下。于是，立足于解放和自由的现代历史叙事，不管是启蒙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被作为虚假的承诺遭到严厉的拒斥，社会责任、历史意识、理想信念常常被无情地嘲弄。
毫无疑问，偶然性的后形而上学意识已经彻底击穿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必然性和确定性，成功地颠覆了绝对必然性的观念大厦。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面对绝对观念崩溃后的废墟，欣赏零散的多元和差异，自得其乐。但是，生命能永久承受这种摇曳不定的存在之轻吗？绝对必然的概念已然不能向我们担保未来，那么重建历史意识的思想根基何在？如何安顿确定性塌方之后的意义世界？抑或是说，存在之意义本来就该从历史和未来抽身而出，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飘荡，而不是在三维时空中“绽出”？
绝对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打破结构的同时，可能封堵我们构想未来的激情。真正说来，绝对的偶然性只是必然性颠倒过来的极端，而不是真理。放弃绝对必然性崇拜的同时，需要放弃绝对的偶然性概念：绝对之必然和绝对之偶然同属一体。可能性乃是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确定与不确定之对立解体后呈现出来的实践空间。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将可能性树立为必要意识，就是在思想的断壁残垣中重新展望明天：不是在等待一个上帝来救赎我们，而是将未来看成自己的担当，看成是建构性的空间；它谦虚而又自信地声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是一种信念，一种真正充满历史理性的信念：它将未来看成是依赖于实践创造的开放的可能性空间，由此呼唤面对未来的责任，使现实不断地驱赴洞穿了历史的精神；不是锁定在当下的实在性之中，更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式的任性，而是将社会历史的总体确认和领会为意义生成的地平线，并以实际行动回应存在历史的召唤。这种立足于实践的可能性历史概念既可以克服盲目乐观的乌托邦承诺，也能够克服犬儒主义的自我反讽和麻木。
正是在这样的存在处境和思想氛围中，我们应该强调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意义和性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特征：一方面，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生成性的确认，将它提升到反思必然性和偶然性之抽象对立的思想高地上，成为应对后现代散乱的可能出路；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概念的阐释，在价值、理想的没落中，以辩证的可能性意识为基础点燃走向未来、担当历史的激情，重新构筑观念与实存之间的桥梁，开启存在意义的一个建构性的空间，回应以绝对必然性担当的未来意识崩溃之后到处流布的犬儒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意义上，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的可能性意识，对于新的历史观念之形成、乃至于对于整个时代精神之引领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从当代中国之实践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可能性思想
不论从中国的革命历程还是如今的建设实践来看，历史唯物主义都体现为特定历史处境中的创新形态。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发展表现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始终将历史发展理解为主体积极参与的建构性过程，机械决定论的思想在实践上的影响并不十分强大。当代中国的前进道路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关联，切实要求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可能性思想；这不仅是指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可塑性，而且是指推动历史之趋向未来的开放性。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当代实践才可能是有理念的，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形式和地位，是由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方位决定的。模仿马克思文学式的表达，可以说中国仍然处于“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的时代；不仅革命前而且现如今，我们仍然遭遇着“资本之不发展”与“资本之发展”的双重苦难，置身于传统、现代乃至于所谓后现代三维时空的并置交叉之中。亦即是说，中国在尚未及于现代发展水平之时，却真实地遭遇了现代困境。面对这样的实际状况，我认为，缺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我们将很难命名当今之中国，很难理解当今中国实践之复杂状况。在此种历史时空的交错中，不仅过去的革命，而且今天的建设，均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能实现一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完成勇敢的一跳？即是说，它是否可能不仅达到现代各国的发展水平，而且成功越过现代的局限，成为未来历史的开拓者？
在这种多重并置的历史时空中，中国的建设实践必须探索一种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智慧，将可能性的建构意识作为实践的思想根据，既秉承革命概念中超越现代资本的内在取向，克服现代消极政治的实践理念，同时，又必须有原则、有限度地汲取资本的推动力量。因此，相对经典的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而言，它需要勇敢直面“资本之不发展”这一根本实情，而不是以教条化的方式推行理想，将理想变成剪裁现实的“极权”力量；另一方面，它需要突破对现代资本原则的抽象崇拜，将建构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未来作为坚定方向，而不能将立足于资本原则的经济竞争、权力角逐和原子个体迷信为历史的终结。由此才能将未来融进现实，以一种能动的主体性将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坚定地导向未来。
唯有如此，理想才具有真正的生命，才不会被现实主义弃如敝屣，也不会成为剪裁现实的异化力量。这种以可能性之历史概念为前提的实践智慧，将超越现实的未来看成是一个需要主体积极建构的历史空间。它不会突然地、并且必然地到达。人类历史的进展充满了多重的变数，乃至于难以抓住的偶然性等。但是，可能性带来希望，希望促成行动。
实践将由此告别非批判的直接性，从对现代的抽象肯定中抽身出来，一展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和雄伟气魄；对现实的强调绝不会使它输掉未来。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建设实践才有可能真正获得世界历史性意义：一方面，对于尚未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落后国家，它昭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实践路线，而不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就其形式而言，此一路线针对“资本之不发展”这一实情，它甚至宁愿当资本主义的忠实学徒，表现为一种退却；然而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具有前提的退却，其根本的任务仍然在于面对“苦于资本之发展”这一时代共同主题，敢于“自作主张”，敢于承担开创未来的历史使命，而不是期望安然投身于现代的温柔怀抱。
在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具有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当代中国，既不应该接受成为“美国”或超过美国的诱惑，也不应该形成一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看美国的笑话；而是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以超越视角检视现代资本文明的成就和限度，将中国的建设实践牢固地建立在逐步扬弃现代原则的目标指向上，并将此提升和强化为坚定的实践意志。
因此，在我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不应该只是“成为现代”，也不应该仅仅是在现代霸权结构中实现一次身份的倒转；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它应该是力图达到现代尚未达到的人的解放的水平，以一种渐进性的可能意识，开启超越现代的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形态。因为资本推动的发展已经触及了人类生存的社会底线和自然底线；人类不但需要从异化中获得解放，更需要“自我救赎”。
中国实践之立意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唯此，我们的实践才是有理念的；唯此，我们才可能抓住机遇，通过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开创未来的历史使命；唯此，所谓的复兴才不是以复古的民族主义拒斥现代文明，也不是力图在资本的角逐中争得一个有利的、甚至是霸主的席位——真正说来，这样的席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此种建设实践之思想基地，有赖于可能性历史意识的培养与巩固：既不能将未来看成是一个自在的决定论过程，也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看成封闭的先验体系。正是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能够指导中国建设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一种立足于实践的可能性思想。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探索它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差异和联系，由此形成并展示能够标志当今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至于此类成果应如何命名，比如是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或者其他更俗一些的名字，那倒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立足于可能性意识，明察连接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