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4．政党内阁论
然而民主立宪国与君主立宪国之所以有争论，君主立宪国中其程度又彼此有争论者何耶？则亦以国会虽同，而权力之大小不同故也。其在民主国，一国之总揽机关必为国会，此于法理上、于事实上，皆相符合者也。其在君主国，则于事实上有异同，因而于法理上亦有异同，然使法理皆能准据事实，则法理与事实亦无不同，而无如言法理者，徒以有君主之故。至能以英吉利、普鲁士、日本并为一谈，皆以君主为总揽机关，一若无丝毫之异同也者。及从事实观之，则大不然。此所以不可以法理断、但能以事实断者也。如君主立宪国事实上之区别果如何？此问题各国不同，不能毕数之也，则不得已而亦取其区别之最明者三国以言之，曰英吉利、曰普鲁士、曰日本。此三国中异同之点亦不一也，不得已而但取其至重且大者言之，则国会对于政府之权力是也。以言乎英，则英之国会之势力，其国中之他机关无可与之对抗者。而其所以致此之由，则由于政党内阁之巩固。政党内阁之所以巩固，实由于政党之发达。盖运用国会者政党也。政党若能发达，于议会制多数，则势力足以左右内阁。其时之内阁，非以议会中多数政党之首领率其同党议员组织之，则旧有之内阁以无议会后援之故，不能一日而安。故苟能以政党之势力霸一议会中者，斯即能以议会之势力霸一国中。而英国国会之势力，不出乎自由、保守二党之外，谁制多数之时，则谁组织内阁，故英国历年之内阁，无一而非政党内阁者，其势力之大，政府被压于其下，君主附属于其中。西人有言：英国国会之势力无所不能，惟不能变女为男耳。以此观之，于事实上论英国其掌握国权者，非议会而何乎？故英之与美，其形式上虽有君主、民主之别，而事实上则同一之共和政体也。且美由英而分，美之制度多源于英，美为共和国家，民权最张，所不待言。然而世之政治家论英之民权，谓其不及美者，可谓无一人也。夫英之政党内阁所以发达，由于国会之发达；国会之所以发达，由于政党之发达；政党之所以发达，由于国民之发达。然则论政治者，亦惟求国民之发达而已。国民发达之后，则公共之心必盛，一国之政党，各去其小异而取乎大同，各戢其私心而谋乎公益，彼倾此轧之心渐泯，人负我胜之见不深，其结果也，群而不党之黄金世界虽未易一蹴而期，然不得已亦必仅有二大党以行于国中。世人见英、美之仅有二大党也，以为其党甚少，而不知至多不宜过二党，即此已甚，更多即不国矣。英、美惟其国民公德之发达也，故能合小为大，以发达其政党，以发达其国会，以发达其国家，而成为共和政治也。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其精神即在乎此；英、美之所以为英、美，其精神即在乎此。不然法兰西亦民主立宪之国家，其形式较英为文明，而小党分裂，政治萎败，远在英、美之下者何耶？无亦以为国民不发达故耳。普鲁士较高于法，而不及英，不能常为政党内阁。日本政党更为幼稚，至不能为一次之政党内阁，国中藩阀一派在在主张自己权利，在下之党亦不能组织完美。虽自开议会以来，民党势力渐足以左右政府，摇动藩阀，然以比之英、美，则如孺子之见大人矣。其国在野之政治家，如板垣伯、大隈伯等，夙唱政党内阁主义，而不知政党内阁，以政党势力自然而成，非可以主张而得之者也。苟使其政党能于议会制多数，则反对之内阁自然将不适于生存，而内阁必落于政党之手；若其不然，政党之力不足以自取内阁，而徒为是主张欲人之让我，抑亦政党之笑谈矣。
或曰：国会之能制政府，由于法律上国会权力大小为准，而非于事实上政党势力大小为准，故立宪问题所最重者，即宪法上所订国会权力如何之一问题也。答曰：不然。宪法上国会之权力，仅能限定其形式，而不能限定其实质。所谓形式者，即法律必经君主认可之类；所谓实质者，即君主不能不认可之类。即以组织内阁而论，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虽皆由君主任命，然日本以不党内阁为多，普鲁士以半党内阁为多，英吉利以政党内阁为多。此未尝载在宪法者，而何以有如是之歧异，则政党发达与否判之也。政党之发达异，斯国会之发达亦异矣。日本此此，虽有板、隈内阁，而旋破坏，其原因实由于政党之内讧，此即其不发达之证据。至近年政党稍稍进步，而西园寺半党内阁以成矣。以日本宪法而言，则天皇固有解散议会之权，然桂内阁以屡次解散议会，大伤国民之感情。日俄条约之成，议会各党相提携以倒内阁，而桂太郎未闻再请天皇解散议会，乃于国会将开之顷，急急以内阁让与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侯以避其锋者何也？岂非以政党势盛，不能复运用其君主之权耶？使日本政党而由此发达，至于非政党不能组织内阁，则政党内阁以成，以政党霸国会，以国会霸一国之势以成，即令宪法不同于英，而政治亦可与英无异。至于此时政府被压于国会之下，君主附属于国会之中，形式上虽有君主之存，事实上即已为共和政治矣。此种实质之权力，非宪法所能限定，则宪法之所限制者，亦不过形式而已矣。然则宪法上所订国会权力如何之一问题，安见其为最重要者耶？由斯以言，则由政治以观察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之别，使国民而不发达，则亦已矣。苟其不然，则政党之势力必盛，国会之权力必强，其可以国会于事实上掌握国权，斯无论何种政体而皆同者也。然则君主立宪，于发达国民之目的，实无异于民主立宪，于此而欲多用其力以去君主，亦诚可以不必。加之中国此时又有特别之理由，蒙、回、藏问题无求可以解决，不惟革君主为不必之事，抑且为不可之事矣。且中国情事更有与各国异者，各国立宪之后，其犹足以为国民发达之障碍者，必非君主之一人，而为贵族之团体。盖各国立宪之时，多即为破坏封建之时，西洋固然，日本亦然。彼封建各诸侯，曾有土地、人民，为一方之主，袭其累世之威信，其势力犹足以左右社会，虽一旦废藩置县，列为贵族，然其团合之力，犹足以为民党崇，非数十年不能胜之。日本之藩阀派即此物也。中国封建久废，二千年来无此等之贵族，国民发达之易，政党发达之易，国会发达之易，甲于世界各国，欲以追踪于英，必较普、日为速，尤不必以君主一人之故，而牺牲全国人民以敌之，致贻国家以危害。此又君主、民主不必深择之一理由也。
（本篇节选自杨度：《金铁主义论》，载《中国新报》第5期。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