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
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之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而现在各党之地位，及将来政党发生时之态度，尤此问题中最主要之部分。今略分为三段论之，窃愿与同志者，一研究其前途也。
一 革命党与立宪之地位
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旁薄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此固由于数千年来专制之淫威，有以激之使然。而满汉两族并栖于一国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至于立宪政体者，在今日文明诸国中，必流无量之血，掷无数之头颅，乃始得此君民冲突之结果，而在于吾国，似为一极秽恶之名词。数年以前，民间无敢倡言之者，近则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民间公然鼓吹立宪。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即明知今日中国之时势，宜于立宪，而不宜于革命，亦姑模棱于两可之间，而不欲以锋铓自见。此亦极意虑之不自由，轻天下而羞当世之士矣！夫立宪之果为何物，立宪之后而果有何影响，使不立宪而果受何弊害，恐中国虽大，其能理解之者，寥寥无几。即彼革命党者，亦第谓满人假立宪之名，以行排汉之实；凡政策之出自满人者，无论其为利为害，而皆以为排汉；凡汉人之赞助满人政策者，无论其为公为私，而皆以为党满。自阳假立宪、阴行排汉之说出，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即令政府而果真正立宪，满、汉有可以调和之道，国家有可以救亡之途，亦绝对的不承认之。且希冀政府之不真正立宪，日流于腐败，以促新政府之出现焉。呜呼，感情所蔽，真理为蒙。当举国人丧失辨理心之日，而忽以如火如荼之学说，以煽起其蓄积已久之恶感，其势力之伟大也亦宜！盖革命主动性而立宪主静性，革命主感情而立宪主辨理。凡人性情之弱点，莫不富于动性而缺于静性，流于感情而疏于辨理，是革命党之在今日者，虽非必要之党派，而实必发生之党派。宜其泱泱哉，为国中唯一之党派也！
凡一国党派之成立也，必有激烈、温和二派。激烈派对于社会一切之事务，主去敝生新，用猛烈之手段，以达其急进之目的；温和派对于社会一切之事物，主因势利导，用稳当之手段，以达其渐进之目的。此二派者，貌似相反，而实相成。使一国之中，无激烈派而仅有温和派，则事物之进步必流于缓慢；又使一国之中，无温和派而仅有激烈派，则事物之秩序必即于紊乱，故曰相成也。即以日本明治十五六年间言之，其自由、改进两党，即一主急进而一主渐进者。自由党沉醉于天赋人权之学说，其一部分之人士，往往抱革命之思想，而有过激之举动。改进党则知以腕力抵抗政府之无益，主张平和之改革，而不赞成危激之革命。然其后两党卒能互相提携，屡与藩阀政府相血战，民党之壁垒森然而不可侵犯，政府亦隐然认识政党之势力者，由于两党者，不破坏日本国家之根本的组织，而同以建设完全之立宪政体为主义，不过其气象感情，互有不同之点而已。设使当日者，自由党主张改造共和之国家，改进党主张拥护天皇之大权，两党之根本主义，绝对的不能兼容，而两党之行动势必互相妨害，彼此既无共同之利害，即不能生息于一国家之下，非至于一党仆而一党兴不止。内溃者外必踣，然则日本之国家，即不亡于幕府柄政之日，亦必亡于外力侵入之时矣。今吾中国之革命、立宪两党，可以当日本之自由、改进两党乎？曰，不能。盖国家之党派，无论激烈、温和，必活动于国家范围以内，而非活动于国家范围以外者。今革命党不认有中国政府，即不认有中国国家，而自称曰亡国之民，其革命之目的，非以改造现国家之政府，而以发生将来之新政府。是其活动之本旨，不在现在国家范围之内，而在未来之理想国家矣。且一党派必有一党派之主义政见，及其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之天职。革命党之党纲，曰颠复〔覆〕现政府，曰建设共和国，是破坏中国国家之根本组织，而不承认君主立宪。故其对于现政府也，犹秦越人之视肥瘠，且唯恐现政府之不腐败，以阻己党势力之扩张；其对于国民也，不教以秩序之进行，而唯鼓其一瞥之感情，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究其结果，不外于吾所谓绝对的不能相容，而非国家范围内相对的之党派也。昧者不察，援各国激烈、温和二派之例，及日本自由、改进两党之情形，谓中国新旧过渡之时代，立宪、革命激战之时期，两党之竞争，势所不免，亦势所必要。夫革命党之必发生者，吾既已言之矣，若谓为必要，则吾所绝对的不承认者也。
夫使革命党而果活动于中国国家范围之内，抱其急进之主义，以为积极之进行，凡有害于国家之公益者，不问其为满人、为汉人，吾得而诛锄之，凡有合于救国之前提者，不问其为革命、为立宪，吾得而承认之，以其磊磊落落之志，出之以公明正大之行为，则其与立宪党之地位，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联军以肉薄政府之坚垒而有致死之决心，相携以立于政治之舞台而为共同之行动，以之改造政府，何专制之不摧？以之指导国民，何民愚之足虑？内力不消，而对外自竞。彼日本自由、改进两党，所以能尽其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之天职者，无他，即共同生活于一范围之内，而无利害相反互相妨害之事，其对于国家前途之目的同，其所不同者唯其进行之方法而已。虽然，论者必谓日本之国体与中国异，日本拥戴万世一系之天皇，故即不革命，亦能得平和之改革；若吾中国者，以客族而入主中土，两族嫉忌之势已成，不革命无以得完全之改革，故必由民族问题以解决政治问题。此亦论者所常言也。夫欧洲自中古以后至于十九世纪之半，其以民族主义强国者，所在而有。德意志之被蹂躏于拿破仑也，知其不统一之害，于是俾士麦首唱民族主义，使各联邦集合于德意志帝国之下，而德以强。意大利之被压制于澳大利也，知其不统一之害，于是加富尔诸人，首唱民族主义，使四分五裂之罗马帝国复归于一，而意以兴。此皆民族主义之明效大验也。顾其与中国之民族主义有差异之点者，则各国皆自民族主义，以成统一之事业；中国则以言民族主义，而得分裂之结果也。夫使由国家主义，而仍不足以解决民族之问题，则亦已矣；由国家主义，而满、汉各民族，皆统一于国家主义之下，则民族主义可以不唱，唱之亦徒以祸国家而已矣。今世立宪各国，无不包孕各种之民族，以结合于一国家之下，而不闻发生种族问题。夫以种族之利害为本位，以解决政治上之问题者，此在古时之国家为然。今日则以国家之利害为本位，而不以种族之利害为本位。故国际间有发生种族问题者，如白种人对于黄种人之观念，其对于中国人及日本人，但以为东亚人，而不闻有中国、日本之别，其对于满、汉、蒙、回、藏各种民族，皆以为中国人，而不闻有满汉蒙回藏之别。其所以不区别之者，即其认识日本与中国同种，满、汉、蒙、回、藏皆同一种，而自居于非黄种人之列。如美人之排斥华工，及近日桑港之学童案件，皆自国际之种族观念所发生，而国内之种族观念，渐以薄弱矣。况近世各国，所谓帝国主义者勃兴，民族主义已为前世纪之遗物。今持分裂的民族主义（谓论者所唱之民族主义），以与各国之帝国主义相竞，几何而不为其帝国主义所蚕食也！使果由论者所持之民族主义行之，则政治问题终无解决之一日。故谓论者仅知有民族主义，而不知有政治问题者，非诬之也。颇闻论者所持之民族主义，不惜以生死性命护惜之，有国可亡而民族主义不可诋毁之概。呜呼，使论者而果如此言也，明知民族主义与救国不相容，而偏殉于其主义，是徒负气耳，非真救国也！吾党亦唯殉于吾党所信之国家主义，以与民族主义战。使民族主义而胜也，则国家主义消灭；使国家主义而胜也，则民族主义消灭。二者之孰胜孰败，中国之存亡系焉耳矣。
二 政府对于政党之态度
凡一国由专制之时期以入于立宪之时期也，政府与民间必有激烈之争斗，政府必竭其死力以抵抗国民之要求，而最后之胜利卒归于国民。此固各国历史所明示，而我中国亦不能免此者也。夫专制之流毒达于极点，则人民之反动力亦达于极点。方民权自由之学说，灌输于国中也，人民之思想日以发达，政府之压制民权也愈甚，而人民之欲得民权也亦愈甚。政府之压制力，终不敌国民之抵抗力，故倒专制而代以立宪者，不外于自由与专制激战之一结果地而已。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盖方在政府与国民激战之初期，使我国民奋其再接再厉之精神以与政府斗，则政府之压制涨一度者，吾民之抵抗亦涨一度；吾民之抵抗涨一度者，政府之压制不得不缩一度；持之既久，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至政府以交让的精神，而许吾民有参政上之权利，则中国者非政府诸公之所私有，而为吾民所共有之中国，欲其不强得乎？夫今世民权自由之大义，如日中天，使其国而不与各国相交通，则其学说无由输入，其民亦自安于专制。若其学说既传布于国中，其民复久困于专制，奋而思起，则其学说深入于人之脑中，回顾昔日专制之惨状，有儳焉不可以终日者。于斯时也，无论如何顽强之政府，奋其极猛烈之手段以压制国民，而国民无以为有一顾之价值者。何则？盖国民对于权利之请愿，自由之许容，如饥之思食，不得食则饿死，渴之思饮，不得饮则涸死，使不得权利与自由，则亦死于专制而已矣，故国民无论经如何之困斗，必达其目的而后已。知其不可抗，而与以政治上之自由，以遂其天然之发达者，英国是也；始思抵抗民权，继而知其不可抗，而发布宪法，以确定臣民之权利者，日本是也；拥护官僚的政治以抵抗代议的政治，其国中之纷扰骚动，迄无宁岁，至今日尚沈沦于黑暗之中者，俄国是也。稽之理论既如彼，证之事实又如此，然则当民党初生之日，其所以待之之道，孰得孰失，一任中国政府之自择焉！
虽然，今政府之所以待革命党者，则步俄国之后尘，淫刑重戮，无所不至，不足则请求外人，以引渡国事犯，营营以扑灭革命党为事。而革命党卒不可得而扑灭，匪独不得而扑灭，且有增殖之势焉。夫革命党之发生也，由于政治之腐败；然则欲禁遏革命党使不发生者，无外于改良政治。今不悟改良政治之足以禁遏革命党，而徒以诛锄杀戮为事。夫诛锄杀戮者，适以使革命之人益坚其革命之志，不革命之人亦愤而投身其间，充其所至，将遍国中之人无一而非革命党，政府安得尽人而诛锄杀戮之与？即使革命党而果畏诛锄杀戮，而即不革命，然政治之腐败，日甚一日，今日之不革命者，不保异日之不革命，然则无时而不可以革命，无人而不可以革命。革命之心理，今已普及于一般，特怯懦者有所畏而不敢为，吾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乃政府必欲以诛锄杀戮为扑灭革命党唯一之手段，是唯恐革命党之不蕃殖，而以诛锄杀戮者，推其波而助其澜也。夫吾人之所以不革命者，岂其有所爱于现政府，亦岂其有所顾惜于己身，毋亦重视国家之事实，而不欲以孤注者轻于一掷。今人徒恨现政府之腐败，而不知现政府之腐败者，现政府任其咎，现政府之腐败，而无人改造现政府者，则现政府不任其咎。故夫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因现政府危及国家之生存，故改造现政府。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其主义既不同，其着手之方法复不同，然其对于现政府之决心，则无不同。使现政府而翻然大悟也，实行改革，以与天下更新，则革命党不期弭而自弭。若徒以诛锄杀戮威吓天下，则岂惟革命党致死于现政府，即革命党以外之人，无不致死于现政府，现政府又岂得高枕而卧耶？
夫政府之诛锄杀戮革命党者，无俄国政府之能力，而欲效俄国政府之举动者也。俄国奋其世界唯一之专制，以与虚无党激战，虚无党固为世界最可惊之党派，而俄政府亦为世界最顽强之政府，二者之抗力，略相平均。自前岁开国会以来，民气为之一舒，然保守家怙其专制之余习，以与新进之党派相抵抗，不旋踵而议会被解散。去年之总选举，民间党又占优势，今则立于议会之地位，发挥其历年所蓄不平之气，以对于政府宣战，解散之风说频传，国内之骚乱屡起。说者对于俄国之前途，分为两派：一主乐观的，谓俄国自战后之觉悟，立宪之利益已为一般所认识，国民之思潮勃不可遏，终必底于完全立宪之域；一主悲观的，谓俄国前途之惨澹，其祸变正不可测，国内之争斗终无已时，俄国之国力或且从事萎缩，而无雄飞于世界之日。此二派之观察，未知孰为正确，要之其不出是二者之外，则无疑也。决其君主断行独裁之政体，其大臣佐以官僚之政治，其以专制立国者，与我无异。然其行政之敏活齐整，岂我政治之腐败者所能及，其政治家能力之伟厚，手腕之敏捷，又岂我政府所能望其肩背。然犹且全国为之縻烂，生民为之涂炭，杀人盈野，流血成渠者，则以其抵抗近世之思潮，妄思压制各党，其民之仇视政府者深，其思颠复〔覆〕政党者亦甚，国力潜消于内，而不能外竞也。今中国国民，目睹政治之腐败，欲起而改良政治，见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于是乃起而革命，以颠复现政府为目的。政府之待之者，又专以诛锄杀戮为事，而不悟其受病之源，则腐败者无穷期，革命者亦无穷期，两者之力交相疲，则亦交相毙而已矣。夫至于两者之皆毙，欲求如俄国之现状，不可得也。何则？俄之国内，虽极其纷扰，而其对于国外也，则足以自支持。故日俄战后，犹不失为六七强国之一，不过其野心的经营，生一顿挫耳。若今日之中国者，处于列强对峙之中，一举手一投足，而无不牵动世界之全局。以此脆弱之政府立于上，而又以无训练无秩序之革命团体鼎沸于下，则二者交哄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时。政府哉，政府哉，其忍蹈俄国之复辙，以为亡国之罪魁哉！若其忍之，我国民亦安能坐视之！
当政党发生之日，政府之所以待之者，有唯一之方法焉，曰承认政党是已。日本自发布立宪诏敕以来，自由党、改进党及帝国宪政党，鼎立于国中。其政府对于政党之政策初亦主严重之干涉，凡关于言论集会，使警察为严密之取缔；有涉于攻击政府之演说者，即命停止或解散之；报纸之文字稍过于激烈者，即停止其发行；至于政党员之集会，必有警官临监，其与警官冲突者，往往而有；且侦探党人之行动，妨害私立学校之发达，凡有可以阻碍政党之进步者，无所不至。其时伊藤博文，以调查宪法，自德国归，去开设国会之期不远，于是赍其铁血主义者，以施于警察行政，而罗织党人，仿其所谓超然内阁者，以政府置于政党以外，而不相干涉。于斯时也，政党向于衰运，而政府之势力日张。自由党中之壮士，由愤激而绝望，由绝望而开始革命的运动，虽不久即行诛夷，然政府亦渐知其不可过于压迫，徐图改换其方针。及其国会既开，民党以历年之停辛伫苦，今始得依据立法之机关，公然与政府相对抗，乃联合以与政府苦战。政府亦屡受其创痍，虽屡次解散议会，然由是渐知政党之势力为不可侮，而政府与政党，亦有密切之关系，不可纯然置政府于政党以外。其后第三次伊藤内阁，见迫于民党以溃，于是伊藤深感组织政党之必要，自为政友会之组织，而率之以组织第四次之伊藤内阁。夫伊藤者，其始极不喜政党，且极主张官僚政治，而排斥政党政治者也，然时移势转，由屡次内阁之经验，而卒不得不承认政党，且至身为其总裁焉。由是知日本民党之价值，而日本政治家之所以能运用其宪政，而强大其国家者，亦不外于承认政党之势力而已矣。夫各国之政府，其始未有欲承认政党者也。何则？自专自恣之既久，一旦忽有人焉以监督之，其不便于专恣也孰甚，故必欲置政府于政党以外，使政党之势力不得及于政府，凡初立宪之国家，未有不如是者也。虽然，宪政之运用，所以能完全者，恃有议会，而议会之职务，所以能进行者，恃有政党，故宪政与议会之关系，犹之议会与政党之关系也。中国之政府，而不欲真正立宪则已，苟欲真正立宪，其必自承认政党始矣。
三 政党自身之态度
有在朝之政治家，有在野之政治家。以日本言之，伊藤、山县、西园寺辈，在朝之政治家也；大隈、坂垣辈，在野之政治家也。大隈及坂垣，昔尝为政党之首领，而在野之时多，在朝之时少，皆利用其在野之地位，以为积极之活动，凡属于政治之方面者，无不为舆论之先锋，以监督在位当局者，故其势力之伟大，有时反过于在朝之政治家者。大隈之因官有物拂下事件而下野也，不久即产出一改进党，其党员步趋之齐整，纪律之谨严，为日本政党中所未有，用能与政府相激战，而不以成败利钝渝其节。去岁其党中内讧，有所谓改革派者，阳标战后积极经营之名，而隐谋接近政权之实，因是见弃于大隈。然大隈者决非能一日离于政治生活者也，退职以来，不入元老之群，而开始民间的运动，今则见推为早稻田大学总长，养成政党之人材，演说于各地方，唤起国中之舆论，其以政治为生涯者，数十年如一日，老而弥笃，洵不愧为日本第一流政治家焉。至于坂垣者，当明治初年，西乡江藤拂衣下野愤然倡乱之日，独不效其所为，而着手于国民的运动，指挥国民，以与藩阀之政府战，日本人之知有民权自由者，实自彼始，其后卒执自由党之牛耳，尽力于党中者十余年。盖彼者实富于理想的之人物也，其所怀抱之理想，往往行于数年、数十年之后。如近者彼之请奉还族籍（即请废华族之名称），亦其理想所表见之一端也。要之二人之人格经历，皆宜于为在野之政治家，而不宜于为在朝之政治家，虽屡次入阁，卒不安其位以去。即二人者，亦善用其性行之长点，知其在民间运动之势力，较优胜于立朝之时，故宁穷老于民间而不悔也。中国人士夙懔思不出位之诫，以故数千年来，无发生在野之政治家者。历代以来之党派，虽有近于各国政党之性质，然大抵不出两派：一则借党势为声援，以为挤排异己之地者；一则召党徒以讲学，而间言及朝政之得失者。然党锢之祸，相沿不绝，后世至以党派悬为厉禁。是由于不解在野政治家之趣旨。前派以为舍在朝无可以行其道者，故结党为后援，而决不出于下野之举。后派则深慨朝政之腐败，然禁网既密，不得不假讲学之名，而隐以攻击朝政，从未有以改良政治为目的，结一有秩序之团体，树立旗帜，申明约束，堂堂正正，以与政府宣战者，故政府有所恃而敢于自恣。此数千年以来之政治社会，所以有退化而无进化也。今者立宪之风潮，已澎湃于国中，而政党之组织，国民亦深感其必要。盖有二方面之必要焉。其一对于政府。夫今日政府之从事改革，非不汲引一二有新智识之人，然上者不过以备顾问，下者羁縻之以利禄而已，未闻有稍能展布者。然则立于受动之地位，而非立于主动之地位，虽政府求贤若渴，人才之趋之者日众，未见其于中国之前途稍有裨益也。使不立于朝而立于野，公然有政党之组织，以为政府之监督，吾信其势力必伟大，而其影响必较之在朝时为著。其一对于国民。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之应之者卒鲜。此固由于政府之不以诚求，然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即与以民权自由，又岂知所以行使民权自由之道乎！夫一国之政治思想，其始非即普及于全国，必恃有先觉者以为之提倡，而后自觉的国民，乃始兴起。其培养此政治思想，网罗此先觉之士者，莫政党若。故政党者，实社会初开明之曙星，而立宪政治之先河也。本是二者，安得不希望在野之政治家发生，而依据政党以为活动之基础耶！
虽然，组织政党者，必非容易之业也。各国学者，论政党之得失利害，言人人殊。要之，概括各政党，言之者多，而对于特定之政党，下论断者少。中国组织伊始，关系至大，今对勘吾国人之性质，而举其有可注意之点，凡分为四：
（一）道德 道德一语，最为广漠，有个人之道德，有社会之道德，有政治之道德。兹所论者，政治道德也。虽然，自其观察之点不同，故所见为道德者亦异；要之，支配各种方面之道德，皆出于同一之源。而中国政治道德之所以腐败者，毋亦由于一般道德之腐败而来乎。故欲匡救政治道德之腐败者，先不可不匡救一般道德之腐败也。中国旧政治家，固不识有所谓政治道德者，今日之欲新登政治舞台者，吾恐因一般道德之腐败，遂致政治道德，亦因之而腐败，其为中国政界前途之蟊贼者，正未有限，故吾先以政治道德箴砭之也。夫有政治道德之人，其发于责任心而担当政治者，即其为公益之心，足以克制为己之心。无政治道德之人，其发于好名心而担当政治者，即其为己之心，压制其为公益之心。夫至于为己之心压倒为公益之心，则其源已误，弊害亦百出而不穷。明明有公益于此，而因其足牺牲自己之名誉，宁弃而不为；明知其于公益有损，而因其足以造成自己之名誉，则汲汲为之。在一党则争党魁之地位而奴隶他人；在各党中则妨害他党之行动而不择手段。其为好名心所驱迫，而以他人之无限的精力，供其野心的牺牲者，实政治道德中之最腐败者也。呜呼，吾党而有此也，庶几改之；吾党而无此者，其益勉之！
（二）智识 智识之范围，亦极无一定矣。自其广义言之，则凡宇宙之事物，为吾人脑力之所得知者，皆智识也；然狭义之智识，则由教育而来之智识。教育之种类不一，故其所得之智识亦不同。今欲活动于政治方面，则法政教育者，其不可忽者也。夫政治上之智识者，亦至难言矣。各种之教育丽于实，循其顺序而求之，终必有智识完满之一日；法政之教育丽于虚，非善用其脑以受之，则智识不独不进化，反益形其阏塞。故法政教育者活的学问也，政治智识者亦活的智识也。政治之变化，瞬息万状而不可端倪，使执一定之政策以待之，而不知变通尽利之道者，则其失败也无疑矣。中国今日，当输入法政教育之时代，各国之学说及其政策，果可一一适用于中国乎？夫各国之学说及政策，皆应其社会之状态以发生者也，中国之社会状态，既不同于各国，则不能不分别采用之矣。虽然，吾观今之修法政学者，其解剖力之不强，其辨别心之不有，徒墨守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所以活用之者，比比皆是。以此种人而组织政党，不过多一盲从之分子而已。故吾以为智识者，不可不求其活泼，而政治能力之厚薄，即由之以为差等者也。
（三）感情 天下之能成事者，恃有感情而已。虽然，天下之最可畏者，亦莫如感情。方寸之地，戈矛生焉。立于党派之中者，感情尤易走于极端，对于异党之人，必极力攻击，而不为之稍留余地。问其何以如此，则曰我为增进党力计，不得不如此也。姑无论其主义之正当否，政见之确定否，而即此党派心之增长感情上之冲突，已足以祸国家而有余矣。今日之革命与立宪党，其立于绝对的之地位者，已如吾前所言。虽然，彼此既同认为救国，则各抱其主义政见，以进行于国中，任彼此之自由竞争，而不互相妨害，斯亦足以张一军之旗帜，而诉于国民最后之同情矣。乃革命党者，必不认立宪党为救国，且不许其同时生存，凡有可以倾陷诬蔑之者，不惜用种种卑劣之手段，以扑灭立宪党，为唯一之方针。呜呼，抑何酷也！革命党无论矣，今后以中国之大，凡立宪党之发生者，不知凡几，主义政见，既有不能悉同之点，则于立宪主义之范围内，或主张急进，或主张渐进，各任其自由之竞争，而为分机之发达，勿为感情之奴隶，以戕贼国家于无形也！
（四）手段 夫所谓手段者，即以权济经之意也。故手段者，可用之于既正之目的，而不可用之于不正之目的，可用之于一时的，而不可用之于永久的。政治之事情，变化莫测，有时不得不以手段济其穷者，固无害于正当之目的也。虽然，政党之竞争，最易流于不正之手段。如各国党派之间，或以贿买，或以威胁，其种种卑劣之状态，实足使有高尚之品性者，日远于政治。今返观中国之有政治思想者，若以手段为组织党派唯一之要素，无时而不用手段，无人而不用手段，遂至纤细之事，亦呈风云变幻之观，亲密之交，亦有同室操戈之叹，卒之其手段无不破露，而其事亦归于失败。夫以善用手段而论，宜莫如日本之星亨者，其破坏大隈、坂垣联有之内阁，及离间自由、改进两党之亲交，可谓收手段之效矣，然其于宪法上之功罪，果何如耶？吾愿今之组织政党者，其毋轻于用手段也！
结论
夫吾人今日之组织政党者，所以为国家计也。为国家计，则凡于国家之前途有利益者，不独可以牺牲个人之身体及名誉，即一党之主义政见，无不可以牺牲之。何则？以国家为主体，而个人及党派，皆国家之客体也。吾读日本政党史，吾有最感心之事一焉。即中日、日俄两大战开始之时，正政府与政党相持最急之日，而开战之诏敕一下，但闻举国一致之声，党争忽至于绝迹。竭全国之力以对外，凡平日之甲党与乙党相攻击者，党派与政府相激战者，至是而烟消云散，渺不知其何往。盖一党之主义政见，不敌其国家之危急存亡也。于是而叹日本之能张大其国威者在此。而我中国历代亡国之历史，强邻压境而朝局水火者，往往有之，此国力之所以不充，对外之所以不竞也。今者政府腐败于上，人民沉酣于下，其所以有一线之生机者，唯有组织政党之一法。顾吾之所重以为虑者，当此道德灭绝人欲横流之日，其出而任天下事也，不发于责任心而发于好名心，其在一国之中则以本党为主体，其在一党之中则以自己为主体，充其所至，仍不外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达之至极，而国家亦随以亡。然则亡国之咎，实政党尸之，又岂吾人之初衷所忍出邪！组织政党者，可以深长思矣！
（本篇选自《新民丛报》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