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9．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在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而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末由醒之，浊而末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以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以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沈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踧踖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踧踖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
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已出，见恶不啻若已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蕲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蕲其志之得行，于已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亳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虽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恶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忰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佰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进而合于爱同胞之心，而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即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 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妬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
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以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立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本篇选自《民报》第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