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进中国道路、深化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理论使命与战略任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主要任务是秉承前两期探索的精神和成果，进一步发掘中华文明的宝贵资源，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进而形成一种成熟的、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虽然目前无法确知这一理论成果和具体实践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预测未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必须能指导我们在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四个方面进行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进路就是要自觉构建“和谐文明”，尤其具体化为“和谐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建设与“学习型”政党建设。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

第一，社会建设。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在持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道德风气建设、环境保护与人文传承。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和谐，是一种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涉及文化繁荣、政治清廉、社会公正、人际关系融洽、环境优美的全方位和谐。

第二，长期执政。中国社会正在实施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方略，建设期至少必须持续一百年。这样的百年大进军不只是一两代人的事情，因此，一定要保证代际的接力棒递交顺利，保证各代跑在同一个跑道上，否则就会失败。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给我们的启示：一个优秀的、有着持续价值追求的精英团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必须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国家崛起与文明复兴的整个战略时期。

第三，大国崛起。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崛起必然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涉及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建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通过硬实力争取更多的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又要向其他国家展示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斗争哲学不同的和谐文化，通过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来塑造一种不同的世界政治文化，通过软实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增强我们的影响力。

第四，文明复兴。从文明史的视野看，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元的，今后的人类文明也应该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优劣贵贱之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并不是普世文明，它甚至包含着对其他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的威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创造出了强大的斗争能力，试图征服自然、征服其他文明。中国崛起、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从根本上挽救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全面性的危机，以和谐文化为底蕴的中华民族可以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与其他文明一道建设世界文明的新样态。这是人类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将是现代中国为全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

上述四大战略任务是相互依赖的。世界文明格局的调整有赖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的复兴离不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文明的使命一定要有政治上的担当者，缔造与治理大一统国家是先进性团体的天职。那种割裂文化与政治、割裂文明正统与政治正统的观点是错误的，那种割裂党和国家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也是不符合中华传统政治规律的。

（二）和谐型文明建设

复兴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任务，归根结底将落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身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建立，正在于创造性地结合了古今中西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其中最伟大的两个——代表西方思想最优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代表中国思想最优秀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期，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自觉构建和谐文明，回应四大战略任务，并最终推动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

首先，要建立“均衡发展”的和谐的物质文明。具体地说，就是以可持续的、均衡的科学发展为物质文明的主要内容。既要从自然那里获取经济发展与社会前进的物质资源，也要担负起人类作为万物灵长对于自然环境的守护职责；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概念，也包括了最新的“生态文明”概念，它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在自然观与物质观上的根本区别。

其次，要建立“道德本位”的和谐的精神文明。这里的精神文明指道德风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基本社会规范，它既包括普通群众的社会伦理，也包括社会精英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应当引领的伦理风尚，更包括先进人物、党员干部也就是政治精英必须体现的政治伦理，应当起到的道德表率作用。在此，尤其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它是道德风气得以形成的基础，既要注重一般社会风气的基础性道德风气建设，更要注重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应当具备的先进性道德风气建设。

最后，要建立“人民共和”的和谐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目标不是泛而言之的“民主”，而是和谐的民主，也就是党内民主、协商民主、人民民主这些不同的民主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协同的和谐关系。我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来命名与之相应的政体，把“和谐的民主”称为“人民共和”，其要义在于：以民为本、选贤与能、协商共存。

以民为本，是指人民是政治的起源与最终目的——主权在民。在治理国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应当保护那些弱势群众与大多数人的利益；选贤与能，是指从群众中选拔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在实践中加以培养，将这些先进分子组织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治理国家、教化群众、引导社会，这也就是党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制度性地位——治权、教权在党；协商共存，在狭义上指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在广义上泛指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时，无论矛盾涉及的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团体，都以体现协商精神的方式，从全局出发，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加以协调与解决，避免矛盾激化，争取双方克服分歧，共同发展。

（三）学习型政党建设

学习—创新型文明的先进性团体，一定是富于学习—创新精神的学习型执政团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谐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以“人民共和”理念为指向的政治文明建设，关键也在于代表选贤因素的党；在当前严峻的内外挑战下，肩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任务的先进性团体——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保持先进性，如何能够永续自身的执政地位，既是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期战略任务的关键，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体系中必然的组成内容。我们认为，唯有发扬中华文明的“学习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党”，才有可能达至上述目标。

世界上的各大政治思想流派，没有比儒家更加强调学习的，只有儒家把学习视为政治（而不是科技或者宗教）的关键。“学习”本来就源自儒家的经典。《论语》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里讲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书叫《大学》。古往今来，执政党或者执政团体世界上多的是，但认为执政资格有赖于不断学习的，只有儒家和中国共产党。

学习型政党建设是为和谐文明建设服务的。党员干部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培养政治家的道德人格，也即和谐精神文明要求的“先进价值观”。它的出发点是家庭亲情，但其核心是把亲情推广到国家乃至天下的公心。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首先关心自己与小家庭是自然的，但党员干部首先关切的不应该是个人及其小家庭，而是人民、国家、党以及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些既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

其次，政治家要学习政治智慧。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党员干部的私德再好，也可能在决策与治理上出现失误，出现好心办坏事的局面。政治是入世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一要义是认识世界大势、国家大事、地方民情，顾大局、通民意，理解党的指导思想，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不是单打独斗，是团结人一起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二要义是善于识人、勇于用人、能够团结人。

再次，党员干部要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例如了解管理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但政治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这是一个优点而非缺点，要警惕专家至上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政治家不必善于将兵，而应善于将将，应该首先把合适的人摆到合适的位置上。正确地识人、用人、团结人，则需要政治家的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领导干部专业知识上的缺陷。

第四，学习的方式，取决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向圣贤学习，可读经、体悟；向人民学习，则非接触群众、深入基层不可。这两点都不可偏废。

第五，学习型政党与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应当统一起来。干部选拔是讲选贤用贤，是偏向“学而优则仕”；党的建设是讲培贤育贤，是偏向“仕而优则学”。两者的统一就是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应当把党办成一个学习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的学校。应该把大学办成学习道德人格和通识科学的学校。这两个目标实现了，建设和谐政治文明这个战略任务就成功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