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鸦片战争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

第一节 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独立主权的破坏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主权的破坏

中国严禁鸦片的吸食和入口，对英美侵略者来说，不单单是这一次损失若干鸦片的问题，而是鸦片贸易永远地被终止、鸦片走私的巨大收入即将成为泡影的问题。以获利最大的英国来说，“东印度公司在鸦片战争以前，半世纪内从事对华鸦片贸易，为数达50000万元，60%是利润”。这项收入已经变成英印财政系统中的组成部分。鸦片专卖收入在孟加拉省财政总收入中，到19世纪的第26年度，占到11%，第27年度占到12%。鸦片收入在印度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大，1829年—1830年，政府从鸦片专卖中所取得的收入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在鸦片战争前几年也达到7.41%的高度。

这样大的剥削利益，英国资产阶级当然是不肯放弃的。到这时，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和鸦片集团完全合流，共同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呈献对策、列举要求条款、积极策动战争。有些资产阶级甚至露骨地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但是，英国的巴麦尊政府到底还不好马上公然发动战争，因为为鸦片而战毕竟是不名誉、不道德的事情。

他们正在极力寻求另外的战争借口。很快，这个借口就被他们找到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在1840年下令停止中英贸易。于是，他们就向中国发动了保护“鸦片贸易”和突破中国门户的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对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曾经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动摇、昏庸和投降派的卖国，终于使战争遭到了失败。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2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江宁条约》共十三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中国割让香港。中国永远割让香港给英国，由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这就给了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极大的方便。

（2）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眷属自由居住，派驻领事等官，并可自由进行贸易。

（3）赔款。中国共赔款2100万元给英国，其中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

（4）协定关税。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中国海关增减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双方共同议定。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端。从此中国便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条约中还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中国商人，遍运天下，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这就是说外货运入内地不能任意增加内地税，这样，外国货便享受了比中国货还要优越的条件。依靠这种特权，英国货便可大批深入内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5）取消行商制度。过去英商来华贸易，只准在广州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亦称公行）进行。《江宁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必通过行商。从此，外国侵略者便可直接挑选和培养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买办商人。

《江宁条约》对于英国在华特权，还只是作了一般的规定，关于开埠通商、关税税率未作详细规定，所以到1843年7月和10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江宁条约》的补充。

这两个“附约”，有以下几点重要的补充：

（1）规定了极低的关税。英国在五口通商章程内，将中国关税率极力压低。大体上规定在5%～6%左右。当时尚未明确规定“值百抽五”原则，但这个税率已经相当低了，较以前粤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58%（如棉纱）到79%（如二等白洋布）。如表2—1所示。

此外，内地通过税“照旧输纳，不得加增”。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说过，这是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中国海关既不能自由调整海关税率，又不能增加内地税，因此就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而成为便利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工具。

（2）开设租界。《虎门条约》中规定，在五处通商口岸，“英人携眷赴五港口居住，或租基地建屋一条。英人与家属所住房屋准予何处租赁，何处建造，尤应各就地方民情，先行议定，彼此出于两愿，方可相安。”以后外人纷纷以这一条为借口，要求在中国开设“租界”。

（3）领事裁判权。凡中国人和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领事裁判权的开端，它成为一切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贩毒走私、逞凶肆暴的护身符。

（4）最惠国待遇。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是一条片面的最惠国不平等条款，根据这个条款，任何侵略者在中国取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江宁条约》及其补充条约是屈辱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重枷锁。英国侵略者通过它强占了中国的领土，破坏了中国的主权，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从此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加深，中国也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后所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就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开始。

在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十分垂涎英国的既得利益，于是纷纷跟踪而来，向中国进行敲诈勒索。

美国本来是一个仅次于英国的大鸦片贩子。在英国侵华活动中，它更是主要帮凶。在战争期间，它不但给英国偷运商品，而且派加尼率东印度洋舰队来中国给英国助威，并乘机胁迫广州当局强索25万美元左右的赔款。英国侵华得逞后，美国立刻派专使顾盛到澳门，要求清政府订立条约，并派舰队到中国海面上示威。清政府在美国侵略者的恫吓之下，1844年3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这是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美国依据利益均沾原则，在条约中除了取得英国在《江宁条约》中夺取的一切特权外，还增加了16项以上的有利条款，更进一步明确了协定关税原则，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肯定所谓“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和条约的固定年限，并创立洋货转口免税制度等等。如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根据这一款，中国海关税率就由《江宁条约》所规定的“秉公议定”的原则，变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样中国的关税主权就完全落到“合众国领事等官”掌握之中。中国的关税主权完全丧失了。再如在领事裁判权方面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甚至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这样，中国的司法权完全被破坏了。此外，条约还规定了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特权：中国“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这样美国侵略者就可以随时随地援用“利益均沾”的条款，在中国攫取到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同等权益。此外还规定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视贸易及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这样外国兵船可以在中国沿海自由行驶，就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

中美《望厦条约》比中英《江宁条约》更进一步地把枷锁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中国的主权和独立进一步被剥夺，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外国侵略者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所以顾盛在条约签订后曾得意忘形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江宁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是，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得更宽阔了。”

继美国之后，法国也乘机向清政府进行讹诈，于1844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黄埔条约》和《江宁条约》《望厦条约》同样，除规定了法国享有的权益外，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就强加给了清政府保护教堂的条约义务。根据这项条款，法国又要求清政府取消1723年（雍正元年）颁布的天主教的禁令。1844年12月清政府宣布弛禁天主教。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就取得了传教的特权。从此西方的传教士就和商品、鸦片一道源源侵入中国，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

除英、美、法之外，许多资本主义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荷兰、西班牙等也都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约，清政府一概应允，于是都获得英、美、法所享有的特权。这样，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不仅向英、美、法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开放，而且是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由于以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侵略者获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掠夺中国的特权。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开始遭到破坏，在对外关系方面，实际上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从此，外国侵略者即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把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他们就凭借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这一时期外国侵略者的主要目的是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市场。所以他们首先是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要求开放通商口岸。《江宁条约》中头一条就是要中国废除过去只许在广州一口贸易的限制，开五口通商。但是，通商口岸虽然增加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并没有比以往扩大多少，英国侵略者所企望解决的市场问题，并没有能马上得到解决。

在《江宁条约》签订之后，英国资产阶级被可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简直是欢喜若狂，他们一想到和3亿或4亿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高兴。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江宁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敦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地宣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还有人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于是他们把大批的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到了中国。

但是，实际情况却和英国资产阶级想象的恰恰相反，事实上他们对华商品输入所能打开的市场是极其有限的。在《江宁条约》签订后的头几年，贸易额确实比鸦片战争前有所增长，但是从1844年以后，就出现了回落现象，后来就停滞下来，1852年才又开始回升，不过直到1856年也还没有达到1844年的水平。从统计表2—2中可以看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整个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以及对华输出棉纱棉布的情况。

可见，《江宁条约》签订后的头几年，贸易额一度有较明显的增长，但从1844年以后，就下降了。所以马克思分析中国当时的情况时，也曾指出：“1842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1843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

英国对华贸易额没有增长，可是中国对外出口却在迅速增加。“中国市场的特点是：自从它根据1842年的条约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向大不列颠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来却没有变化。”这种情况从中英贸易关系统计上看得十分清楚，如表2—3所示。

中美贸易的情况也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200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90万英镑”。

这时，那些一时被市场美景弄得昏头昏脑的英国资产阶级商人也开始清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们运到中国的货物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受欢迎，而是销售不出去，堆积了起来，因而大亏其本。那些宣传推销棉织睡帽的人，却没有想到“远在英格兰人知道有棉织物的许多世纪以前，这三亿居民的祖先从来就决不稀罕这种东西”，结果是，“产生停滞……最后形成了亏本生意，照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公平地说，亏本35%～40%'”。另外一些人说：“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当北方口岸（指广东以北）刚刚开放，英国人兴奋若狂。西菲尔特的一个著名的商号曾运去一大批刀叉，并宣称他们准备供应全中国的需要。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上等器物连看也不看。……另一个伦敦的著名行家，托运了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但是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锣鼓，不能接受这种‘美意’……”结果是刀和叉的卖价，“还抵不上运费”。这种“厄运”，钢琴也遭受到，价钱可以想见，不会太高，即令是棉、毛织品“也同样地遇到了，不过没有那样显著罢了”。

所以，《江宁条约》签订以后，通商口岸是增加了，由一口扩展至五口，但并未引起市场的相应扩大，只不过“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而已，别的方面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代办密切尔曾经这样说道：“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10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

这个“奇怪的结局”究竟怎样造成的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来商品的抵抗。马克思指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又说“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约……曾对大工业产品提出非常顽强的抵抗”。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占统治地位的。这种自然经济结构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人们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对市场的需要是十分有限的，人们的购买力也很小。这就给予英国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首先是棉纺织品以极其强烈的抵制，使它们的机器制造品在这里难以施展它的威力。

其次是由于鸦片的继续输入。《江宁条约》的赔款中，有一项是“以洋银600万元补偿”缴获销毁的鸦片。这就等于默许鸦片输入为“合法”。“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而且，战后鸦片输入比战前更多，如表2—4所示。

鸦片输入这样大量的增加，在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毒药（鸦片），又购买商品。1847年英国下院专门研究中英贸易的小组委员会认为：英国对华贸易不振，“既非因为中国对英国货物没有需要，亦非因为有其他国家与英国竞争，唯一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从而对于自英国进口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有一个英国人曾问过上海道台增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那个道台立即回答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虽然鸦片贸易的扩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两不相容的事实已为某些英国资产阶级认识到，但是，由于鸦片贸易的利润甚为优厚，要英国资产阶级放弃这笔生意，是绝对办不到的。

以上两点是外国工业品不能在中国畅销的主要原因。

获取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时期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当它们用非战争的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就用发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再一次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加之英国于1847年发生经济危机，1848年继续不景气，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就更加促使英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向中国进行掠夺和发动战争。英国的资本家不断地向首相上请愿书说：“解救（危机）之道，无疑地乃是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取得深入这个国家的更大自由”。1849年英国领事阿礼国（R.Alcock）无耻地发出战争叫嚣，他说：“战争（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现在我们又再度在这样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经扩张了的，但是还有限度的利益作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于1856年10月，英国借口所谓亚罗船事件，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就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来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同，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参加这次侵略战争的还有法国。它和英国一样，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它以一个传教士被杀死为借口，与英国联合武装侵略中国。所以这次战争又叫“英法联军之役”。这次战争虽然是英法两国出面作战，但背后却有美、俄在策动、斡旋。因此，战争实际上是英、法、俄、美四国合力演成的。

战争自1856年10月起，到1860年11月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为止，共进行了四年。这时正是中国国内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农民革命的威力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严重地威胁到了外国侵略者在华的既得利益。太平天国虽然允许外国人进行正当的贸易，但对于鸦片则采取严禁的办法。而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又是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是丝、茶的中心，这正是资本主义侵略者极力要来扩张势力的范围。在这些地区内，鸦片不能输入，商品倾销也受到限制，这就给了英美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侵略者们完全知道要在中国施展他们的势力，除了培养一些如买办之类的人物外，还必须取得中国政权的合作和帮助，还必须扶植一个更大的但完全受它支配的社会政治力量，以便签订卖国条约和承认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特权而作为他们统治中国、进行掠夺的驯服工具。因此，他们更需要帮助清王朝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得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免于最后崩溃。于是，清政府出卖了更多的国家主权给侵略者，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它们在这种罪恶的交易中由相打变成了相亲的朋友，正式开始携手合作起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和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些条约里，中国又丧失了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权益。其主要内容，我们将在下节中谈到。

第二节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得的经济特权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

一、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经济特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又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不足20年内，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每签订一次条约，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加深一次，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加速一次。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割地赔款等直接的抢劫外，更重要的是外国侵略者由此获得了他们在中国所要获得的许多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特权。关于这一点，前面曾经说过一些，这里我们再将其中对中国国民经济危害最大的几端，详述如下。

（一）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的被攫夺。《江宁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一规定使中国海关丧失了自主权，变成一种“协定关税”。第一次“协定税则”是1843年3月签订的。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这个税则规定的进口税率，大体上在5%～6%上下，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了。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订立后，明文规定了值百抽五原则，主要进口货物税率比1843年税率又降低了13%～65%。具体情况如表2—5所示。

由表2—5可见，1858年重修税率不仅比1843年大大降低，而且许多货物的税率还没有达到5%的水准。如上表中的斜纹布（美）、印花布、袈裟布、棉纱等就是这样。另外，在表2—5中没有列入的，还有许多种货物的进口税率没有达到5%，如漂白市布只有2.6%，印度棉纱和日本棉纱，只有2.8%，印度标布只有4%等。

外国侵略者为了使中国全面地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他们不仅使海关关税成为“协定”的，连中国的内地税——子口税，也使之成为“协定”的了。这在《江宁条约》中就埋下了伏笔：“……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中，对中国内地税作了严格的限制：“……英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行。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在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

这就是说，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要交纳一次2.5%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不必像中国商品一样“逢关抽税，遇卡抽厘”了。从此以后，外商可以“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则仍处于层层关卡的苛征重负之下。

为了使子口税推行得更彻底，1872年英国侵略者又逼迫清政府承认中国商人贩卖洋货，也得享受只完子口税，免征其他任何捐税的待遇。这样自然大大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商品输出。

在“协定关税”既已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基础上，外国侵略者又进一步攫取中国的海关行政权，侵占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

以英国领事为首的上海外国领事们，在《江宁条约》以后，一直在阴谋攫取中国的海关行政权。英领事曾于1850、1851年故意将两只漏税的英国商船加以追究，想利用“合法贸易”和“协助中国海关”的幌子，来骗取清政府对它的信任，乘机侵占中国海关。1853年上海革命团体“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也占领了上海海关。上海英领事阿礼国乘机提出了外国人参与管理海关的主张，美、法领事表示赞同。于是三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吴健章议定：“兹因关监督深知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此项人员，应由道台慎选遴委。道台亦应予以信任事权，俾资改良一切。”吴健章照他们的意见，于1853年7月12日成立了有英、美、法各派一人组成的税务司。外国侵略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这一重要港口的海关拿到了自己手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第十条中，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的规定。由于英国的势力大，英人李泰国（H.N.Lay）于1859年被委任为“中国总税务司”，他当年就按照上海海关的一套办法，在广州组织海关税务司。1860年至1863年，又设潮州、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烟台（东海）等关。往后1863年至1907年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期间，更设关30余处。

至此，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完全落到了英国侵略者的手里。这等于外国侵略者夺取了中国大门的钥匙，可以任意进出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劫掠。

（二）沿海贸易权的丧失。在任何独立国家的领海内，外国商船只限于在一定的口岸进行贸易，而不能作沿海口岸之间的转口贸易。

《江宁条约》订立后，我国沿海贸易权开始丧失。《江宁条约》第二款规定，允许英人在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即含有允许英国船自由航行于五口之间的意思。后在中法、中美《天津条约》中正式承认了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重复课税。1861年上海总税务司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更明文规定：外商在一口纳税后，即可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而中国商船，反不能享受此种便利。

（三）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的丧失。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也是一切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这种主权的丧失，由中英《天津条约》开其端。《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自汉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开放沿江口岸，本是英美等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名义上自汉口以下只开三口，实际上沿江各处城镇均可上下客货，并且还可以从议定口岸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如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准英人“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相同的规定。这些条款订立后，根据“利益均沾”的条款，其余未订约国家也同样享受。

关税自主权和沿海贸易权的丧失，使中国敞开了大门，而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的丧失，更是“引狼入室”，从此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便跨过了大门，一直深入到了中国的腹地。

（四）商埠的开放与外国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的攫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外国每缔结一次条约，必增辟若干商埠，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止，中国被迫开辟的商埠，沿海沿江计有广州、汕头、琼州、福州、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烟台、天津、营口、镇江、九江、汉口十四埠，陆路上新为俄国开辟的有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张家口五埠。外人在这些商埠不但经常往来通商，而且租地盖房，自成一特殊居留区。这种权利，开始于《江宁条约》，后又进一步具体规定于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这些外人居留区，因有领事裁判权的保护，都成为中国法权不能行使的特殊区域，后来又发展为万恶渊薮的所谓“租界”。这不但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根据地。

领事裁判权开始于《虎门条约》。在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中法《黄埔条约》中说：“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如有不协争执事件，均归佛兰西官办理。”中英《天津条约》中说：“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后与美国亦有类似规定。

由于有这种特权，外商来华贸易时，就有超出中国法律以外的保障。外商鸦片贩子及其他罪犯，更可走私舞弊，胡作非为，横行无忌了。

领事裁判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法制，是一种政治性的侵略；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乎“国中有国”，不但对外国人的非法活动，中国法律不能加以制裁，而且国内的逃亡地主、地痞流氓亦多以此为藏身之所。

（五）最惠国待遇。中国在历次不平等条约中所订立的最惠国条款，完全是一种对外国侵略者的片面的优惠，即当某一国家向中国勒索到一种权利时，其他各国即援例同样享受，而且其范围又是无所不包，不专限于贸易。不管中国和哪一个外国订约，其他各国均同样适用，名之曰“利益均沾”。首开其端的是中英《虎门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规定。

最惠国待遇的范围无所不包，外人借以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也就越来越多，而且进行这种攫取时，也不必由某几个国家同时出面，而可以轮流索要，因为名义上虽然只与一国订约，实际上等于与全体订约。60年代以后，这个条款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竟连中国本国也包括在内，即中国政府如对本国商民有何优待时，外国人亦一体均沾。这种情况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

总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从此，一切大的和小的、老的和新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政权对于外国侵略者还起过一点自卫作用的话，那么，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后，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为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开始勾结以后，腐朽透顶的封建政权就再没有什么自卫作用，而变成外国侵略者手中的工具了。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

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向海外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输出。这时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是以商品输出为主。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产阶级凭借攫取到的种种特权，对中国积极展开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把中国当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市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凭借着种种政治经济的特权才得以占领这个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商品倾销才得以逐步实现。这一点从表2—6海关贸易册的统计中可以看出。

如果不是鸦片走私，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即是出超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864年，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那一年。1865年第一次出现了入超。嗣后，除了1872年—1876年这五年内曾经一度转为小量出超之外，就一直是入超，而且越往后，入超的数字越大。这是因为进口贸易增加得很快，而出口贸易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增长得很慢。

从进口贸易来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进口货物的数量增长不大；在进口货中，鸦片输入占很大比重。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不同。首先就是输入数量的激增，其次是输入的洋货中机器棉纺织品增加得特别迅速。洋纱、洋布输入增加的速度，比鸦片输入增加的速度快得多。洋纱洋布在整个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1842年，在中国常年输入的物品总值中，以鸦片为第一位，占55.2%；棉花为第二位，占20%；棉制品居第三位，占8.4%。1867年，棉制品跃居第二位，占21%，鸦片仍居第一位，但比重已下降到46%。到1885年，棉制品已经以35.7%的优势压倒鸦片（28.8%）而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棉制品的这个位置，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20年代。

在进口的棉制品中，棉纱增长的速度又远远超过棉布。1872年棉纱进口量为5万担，到1890年增为1082000担，为1872年的2164%。1872年棉布进口量为12241000匹，到1890年增为15561000匹，为1872年的127.1%。输入棉布最多的是1888年，共计18664000匹，为1872年的152.5%。

在甲午战争以前，向中国输入棉制品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印度和美国。在棉纱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市场为英国所独占。但是，从80年代起，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以印纱为主了。印度距中国较近，运销成本较低，中印两国都是用银国，汇兑皆以银计算，比较稳定，同时中国对棉纱的需要主要是16支～24支粗纱，因此，从80年代起，输入中国的棉纱便以印度粗纱为主。而细纱则仍以英国为主。

在棉布方面，英国输华总值比其他国家多。美国货总值虽较小，但增加的速度很快，尤其在粗布方面。因为中国市场上对棉布的需要，也和棉纱一样，大都以粗货为主，所以从80年代—90年代起，美国布就占了绝对优势。而细布及杂类布方面，英国仍占优势。

在进口货中，除了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以及其他的装饰品和奢侈品。可见，外国对华输入的商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也是很多的。

从出口贸易来看，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都是农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丝、茶两项占到出口总值的50%～90%。从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口商品分类比例也可看出（见表2—7）。由于越往后出口物资的种类越多，还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竞争，出口丝、茶的绝对值虽然也有较大的增加，但是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则逐渐降低下来，其中又以茶的比重下降得最厉害。由于英国在所属印度和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培植了茶园，在英国市场上，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便打破了中国茶独占的局面。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产量增长很快，到1889年便以12239.9万磅的数量压倒中国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9250万磅）。到1894年，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产量增加到18663.2万磅，中国输英茶叶则下降到5437.2万磅。就这样，中国茶叶在国外最大的市场，被印度和锡兰茶抢占了。

在美国茶叶市场上，中国碰到了另一个竞争者——日本。1874年—1875年，美国从日本入口的绿茶，就比从中国入口的数量要多。因此，中国茶叶出口受到了很大打击，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削弱了。到1893年，中国茶的输出量已由过去占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下降到只占将近一半了。

丝的出口情况较好，绝对数量仍然有所增长，但是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降低。19世纪末期，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生丝也遇到了日本这个劲敌。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丝类出口值及其在出口货总值中所占比重见表2—8。

出口的货物中，除丝、茶以外，还有棉花、豆类和糖类等。其中棉花和豆类增长得很快。如1871年—1873年输出的棉花为8486公担，豆类为57506公担，到1891年—1893年，棉花增为290417公担，豆类则增为760522公担。这种增加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日本的棉纺织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的棉花和豆类的需要量大大提高所引起的。

进口货物的激增，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获得的特权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的结果。出口总值的增加、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多和各种出口商品比重的消长，则是适应于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和农产品掠夺的结果。

综合进口、出口两方面来看，在80年代以前，中国消费外国棉制品一直不多。丝、茶两项出口货，任何一种都足以抵偿外国输入的棉制品而有余。但是，到80年代，棉制品输入激增，已超过了丝的出口值。90年代又超过茶的出口值，继而又超过丝、茶两项出口的总值。这种外国棉制品输入的大量增加以及压倒中国丝、茶出口总值的形势，充分说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不利状况。

以上事实说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已经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已经开辟了自己的市场，中国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和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开始的一个方面。

（二）伴随着商品输出而进行的初期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中国的资源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据估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约有2亿～3亿美元。数量虽不甚大，但是，对刚刚出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初期资本输出的情况简述如下。

1．银行业。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外国银行。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又叫做英国东方银行。从那时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止，在上海设立分行的还有英国的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8年）、汇丰银行（1865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和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等。此外，18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4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它们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金融，也是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外国银行便独霸了中国的银行业。

外国在华银行还在各个通商口岸陆续设立分支行，势力日益扩张。以英国的银行来说，它们在中国的分支行数目，1870年有17个，1880年有19个，1890年有30个。其中以汇丰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攫取到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成为外国贸易洋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英国对华投资，绝大部分都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877年500万银两贷款，指定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担保。从此就开了把中国海关税收作为外债担保品的先例。

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来为它们提供推销洋货、购买土特产的进出口贸易服务。因为外国商人不便与广大中国商人直接接触，也无法互相信任，在这里中国钱庄就起了沟通信用的作用。中国商人从钱庄取得“庄票”形式的商业信用，这种庄票为外国银行所接受。这样通过银行与钱庄的信用关系，外国资本主义就能在中国顺利地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

2．交通运输业。这时外国在华的交通运输业以航运业为最重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沿海贸易权，外国船只就已经可以任意航行于中国沿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攫得了航行于中国内河的特权，于是便闯入了长江，直接侵入了中国广大的腹地。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港沪等地先后开办了一些轮船公司，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2年设立）、英国的太古洋行（1872年设立，1875年开始长江航运）和怡和洋行（1881年设立，同年开始长江航运）。

这些轮船公司很快就垄断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势力扩张得很快。从1865年—1894年甲午战争，外国在华出口的商船吨位增加了3倍以上。1877年，外国轮船的吨位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3.3%,1892年则占到77.8%。吨位实数，1877年是6727591吨，1892年增至22101633吨。在1872年招商局成立以前，中国自己几乎没有轮船航运业可谈，在中国领海和内河里活动的轮船都是外国的。招商局成立以后，中国轮船的吨位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外国轮船的数字增加得更快。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领水里的帝国主义航运势力，仍占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70%～80%。

外国航运业中还包括一部分买办资本。因为外轮在中国享有不负担差课的特权，有的中国轮船就向外商纳费，诡寄于外国洋行名下，依附于外国资本，这样就助长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

3．各种工业企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外国侵略者即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投资，设立工厂。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厂和为了掠夺中国原料和土特产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制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还有为了在中国就地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制造商品，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而经营的一些轻工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在1895年帝国主义正式取得在中国的设厂权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多家。其中英商开办的约63家，美商开办的约7家，俄、法、德商开办的约33家。英商开办的如耶松船厂（1865年）、怡和丝厂（1882年）、太古糖房（1882年）、屈臣氏药房（1850年）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存在。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情况见表2—9。

由表2—9所列数字可见，甲午战争前，外资工厂企业在当时已经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不小的势力。

以上种种，就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的初期资本输出。其特征是：由于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尚以商品输出与掠夺原料为主要的侵略方式，因此，这种资本输出主要也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和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开始的第二个方面。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中国买办阶级的出现。当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时，在一些通商口岸就已经出现了买办。这时的买办，其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如当时广州，“遇洋船来，十三行必遣一人上船，视货议价，乃偕委员开舱起货。及货售罄，洋人购办土货回国，亦为之居间购入。而此一人，当时即名之为买办”。

当时的买办除代理外国商人居间买卖货物外，还管理外人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如贸易账目、现银存款、文件与信件保管等等。1837—1842年的美国旗昌洋行股东亨德曾经说过商馆内买办的活动情形。他说：“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由行商（十三行商人）作保，保证他们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自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又管理这家公司的内部经济，并外边的商人、匠人与公司所雇用的买卖人，他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及职员们的账目，他们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及账房们”；“公司的钱库是由买办管理”。

在鸦片战争后，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制度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代理人了，买办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前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

中国各地经济情况十分复杂，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也很不统一，外国侵略者要在中国推销商品、购买原料、创办企业，特别是要深入中国内地，都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买办”。于是他们就在中国豢养了这样一批人，作为他们的居间人和代理人，为他们在中国进行各项经济侵略活动服务。因此可以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中国的买办才能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才得以吸取中国的民脂民膏。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了上海，上海遂成为买办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当时在上海的买办商人在中外贸易中十分活跃。“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沪城内外，近来设有丝茶等栈，所以招徕远客，使有如归之乐。货物到栈，即有通事往觅售主，售货归银，不烦客虑”。当时的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都是大买办商人，如唐廷枢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帮助英国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收购茶、丝等产品。徐宝亭“贾于沪”，“为英商必里士所重”,1850年左右“业丝茶名满中外……致富巨万”。徐润，徐宝亭子，为英商必里士的宝顺行推销鸦片，收购茶、丝，大发其财。此外如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钱塘人吴煦等人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当时“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

中国的买办阶级在帮助外国资本主义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过程中，也分得一部分残羹余润。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中国买办阶级从中得到的好处也是相当可观的。如王韬曾说过，在上海的这些买办商人“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徐宝亭就是一个“致富巨万”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阶级中有的人在政治上也为外国侵略者效劳。如1853年大买办上海道台吴健彰就亲手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送给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时，他们又勾结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他们诬蔑太平天国革命为“盗贼蜂起”，对太平军“心怀怨恨，其甚者竟希望洋人来代为保护”。吴健彰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帮助清政府设法购买军火，雇用外舰运兵，阻止太平天国进军。他还联合买办商人粤董李少卿、闽董李仙云等筹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买办商人徐宝亭由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曾把吴健彰捕捉囚禁起来，“吴传信其美国友人，乃被救出城外”。1860年苏松太道买办商人吴煦与苏松粮储道买办商人杨坊和美国侵略军的华尔合作，招募外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改名为“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军，华尔、杨坊任管带。“常胜军”的军费大部分由吴煦和杨坊筹给。1860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吴煦邀请官吏商议向曾国藩乞援。李鸿章到上海时，淮军的军饷大部分也是吴煦等筹集的。徐润还因为助饷有功，有转输劳，特地保加四品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