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基础

“贸易开放与资本流动使市场更加全球化，也使地方政府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适合接近世界市场、沿海和经济密集的区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11年英国的人均GDP。今天上海的人均GDP相当于英国1988年的人均GDP，然而，贵州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1930年的水平。中国的经济规模、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上海的区位优势是其比贵州发展较快的原因。”（世界银行，2009）。

新经济地理学自诞生起已经20余年，在过去的20余年时间里，大量的文献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研究空间经济。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证价值，为我们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很强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新经济地理学受到很多的质疑。例如，如果把新经济地理学运用到发达经济体中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聚集就不符合现实，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聚集程度正逐渐下降（Krugman,2011）。新经济地理学家常常因为把地理空间和区位看作普通的两个点而受到经济地理学家的批评（Garretsen和Martin,2010）。在这里我们不禁有一个疑问，难道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吗？

全球化引起制造业外包数量的增加，这一趋势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正承受着来自制造业的冲击。当我们研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空间经济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国家的空间经济格局与1900年发达国家的空间经济格局如出一辙（Krugman,2011）。这些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为验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是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Fujita和Hu利用中国1985—1994年的数据验证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同样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巴西和其他一些新兴国家。Fally等（2010）研究发现，市场大小和与海外的接近程度对巴西的工资差异也有很大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理本身对制造业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影响。区域临近和区域大小对经济活动的布局具有影响（Golubchikov,2006）。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一体化能够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地理格局，以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强调自我强化机制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现在我们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来解释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建立在简单的两个区域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正如Fujita和Mori（2005）所阐述的那样，必须超越简单的两区域模型，使用非对称的贸易和地理格局的模型来获取更多的现实意义。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尝试运用多区域模型（Monfort和Nicolini,1998; Paluzie,2001），但是他们很少讨论非对称地理格局的情况（非对称的区域临近和区域大小）。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释了聚集存在的原因，但是没有展示经济活动聚集在什么地方。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以往学者研究贸易政策对一国内部地理格局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对称的地理结构来进行分析，另一类是基于非对称的地理结构进行分析。

一、基于对称的地理结构

Krugman和Elizondo（1996）在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1991）的基础上扩展到了两国三区域（见图2-1），开创性地把国际贸易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在该模型中包括国内两个相同的区域和一个海外市场。不同于城市系统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把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并且区域的大小和数量都是内生决定的。该模型为外部经济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由于多样化偏好与区域之间冰山贸易成本的存在，消费者倾向布局于生产厂商多的地区（前向联系）；生产厂商为了节约贸易成本和固定成本，倾向布局于消费者较多的地区（后向联系）。由于该模型不能获得解析解，通过最后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的影响机制：在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进出口对厂商与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小，此时前后向联系对他们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大，偶然的事件都能影响一个区域厂商与消费者的集中；在贸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大部分商品将与海外市场进行交易，国际贸易对内部地理的影响较大。Krugman和Elizondo（1996）利用墨西哥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封闭的国家导致本区域的趋异，一个开放的国家导致本国区域的趋同。

该结论与Behrens（2007）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引起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分散布局，但是Behrens的研究框架与传统的模型是不同的，在该研究中引入了OTT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能够得到解析解。与Krugman和Elizondo（1996）不同的是，Behrens（2007）构建了一个两国四区域模型，模型没有把“拥挤成本”作为分散力，而是提出了两个分散力来源：一个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另一个是“竞争成本”。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同的方法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Paluzie（2001）模拟两国三区域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贸易一体化加速了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差异。Behrens（2011）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为我们展示了区域差异与贸易成本（一国内部的区域贸易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把部门这一尺度纳入模型中（Fujita等，1998）。在模型中假设存在部门尺度的聚集效应（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联系），部门尺度之间不存在分散效应，他们研究发现贸易一体化引起了部门层面的聚集。Brulhart等（2004）、Crozet和Koenig-Soubeyran（2004）模拟两国三区域模型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贸易一体化引起了内部经济活动的聚集。

二、基于非对称的地理结构

以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强调自我强化机制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而很少把现实的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来解释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建立在简单的两个区域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正如Fujita和Mori（2005）所阐述的那样，必须超越简单的两区域模型，使用非对称的贸易和地理格局的模型来获取更多的现实意义。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首先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模型中的是Alonso Villar（1999），其在Krugman和Elizondo（1996）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三国五区域模型（见图2-2）。在模型中，假设存在R1、R2两个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存在1、2、3三个区域，这五个区域布局在一条直线上，国内区域1、3是“门户区域”，国内区域2是内陆区域，分别靠近海外市场R1与R2。研究发现：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地理位置有优势的区域1或者3，而不会聚集于区域2。

Alonso Villar（1999）虽然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但是没有探讨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变动是如何随着贸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的。Brulhart等（2004）、Crozet和Koenig-Soubeyran（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门户区域”的两国三区域模型（见图2-3），模拟了经济活动如何随着贸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减弱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力量，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与海外市场联系方便的“门户区域”；另一方面，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企业为了避开海外企业的竞争，倾向选择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内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取决于“门户区域”的聚集效应与竞争效应的大小的比较，如果聚集效应大于竞争效应，企业倾向布局于“门户区域”，反之亦然。

但是，两国三区域模型只考虑国内运输成本而没有考虑海外市场内部的运输成本，Behrens（2006）在OTT的框架下构建了两国四区域模型（见图2-4），既考虑了“门户区域”也考虑了海外市场内部的运输成本，结果受国内运输成本、贸易成本、海外运输成本影响。（1）当国内市场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是均衡状态；当国内市场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大时，经济活动聚集于内陆区域是均衡状态。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不满足，那么存在多个均衡点的情况。（2）当海外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差时，或者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海外市场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较差时，海外市场的价格竞争较为温和，这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同样地，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门户区域更容易接近海外市场，即使是海外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也是为了更容易地接近海外市场。该模型虽然考虑了地理差异的不同、海外市场的运输成本，但是没有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例如区域的大小、区域之间的禀赋。

把区域大小首先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是Zeng和Zhao（2010）。他们在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区域大小不同、国家大小不同的两国四区域模型（见图2-5）。Zeng和Zhao（2010）同样在OTT框架下得出：区域大小、国家大小、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一个较小的国家资本自由流动时，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同提高，其区域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在较大的国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该模型虽然考虑了区域大小、国家大小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重要地理因素（门户区域）的影响。

Haaparanta（1998）把要素禀赋纳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中，构建了一个两国四区域模型，每个区域有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每个区域只生产一种产品。在该模型中，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逐步聚集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一样，随着贸易开放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聚集还是分散，聚集于内陆区域还是门户区域，取决于我们所选取的模型。但是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我们只考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而没有考察区域的福利差异，没有考虑随着贸易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不仅考察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状况，而且考察了区域之间的福利差异，把更现实的状况纳入模型中，例如地理位置、区域大小、禀赋差异等。

在本章中，我们把区位优势和区域大小（市场潜力）都纳入模型中，这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成为我国开放的前哨，区位优势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批准了一批内陆开放城市，2012年国家又批准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内陆地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此我们分两部分进行讨论：第一步，利用数理模型模拟沿海开放使中国内陆和沿海的区域差异变大，人口和资本不断向沿海地区流动；第二步，解释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缩小区域差异，能否带动经济活动向内陆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