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展望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展望到2020年，我国将构建起“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格局，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突出经济带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要素在板块间的有序流动，形成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局面。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共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区域发展的特色将逐步凸显，板块间和板块内的地区分化仍会加强。绿色发展理念在区域发展中进一步体现，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同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城镇体系建设、产业布局、完善成本分担机制方面增强支撑保障能力，从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升城镇化质量。
一、构建“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总的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构建“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格局。
与局域性发展战略相比，“三大战略”涉及地域空间范围更广、合作内容更全。从地域上看，三大战略均是跨省级行政区乃至连接国内外的空间安排；从内容上看，每个战略均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三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版图从主要依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引擎带动的传统格局，向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格局转变，这必将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载体
推动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道路联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中国将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发展国际交通走廊为优先任务，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港口、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商品流通，提高投资积极性。目前亚欧大陆桥已经在丝路经济带上发挥骨干作用，今后还要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大通道的建设，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中俄、中蒙大通道的形成。
拓展“走出去”战略和国内产业转型的外部空间。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推动我国高铁、核电、特高压等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是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契机，能够推动国内企业开展交通基础设施、水电工程等海外工程承包，促进我国钢铁、水泥等富余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
金融创新将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支撑作用。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积极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将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此外，随着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跨境结算将会进一步活跃，人民币有望在沿线国家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
（二）京津冀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范本
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第三极，长期以来产业同构、竞争强于合作，未能形成如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紧密的区域合作机制，主要原因是行政干预过多、体制机制不完善。目前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能够推动三省市打破行政藩篱，推进协同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国树立协同发展标杆，探索如何打破行政壁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区域合作，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意义。因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会弱化行政干预，从改革的高度来理顺三地关系，建立一套保障有序竞争、合作共赢的稳固体制。
交通、产业、生态是重点突破领域。在交通设施方面，将以首都第二机场、京津城际高铁二线等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由以京津为中心的放射型格局向网络型格局转变。在产业协同方面，将提升区域内的产业分工水平，发挥北京的研发与创新优势，提升天津的先进制造业水平，优化河北的要素支撑功能，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建设区域经济共同体。在生态治理方面，未来三方将会加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联防联控，完善京津对河北的横向生态补偿，有望建立生态环境治理基金。
（三）长江经济带成为东中西互动的战略走廊
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促进东中西互动。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覆盖了全国超过40%的人口和生产总值，聚集了大量的优质要素。作为我国东中西要素流动的重要通道，国家将会推动长江沿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加快完善城际交通网络。同时，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是沿线主要的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发展能够增强这些城市群对产业的集聚能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向西部有序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缩小东中西的发展差距，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
一方面，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目前，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环境污染隐患日趋增多，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严重。需要从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和改善水环境，治理工业污染，妥善处理江河湖泊关系，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涉及诸多地区，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
另一方面，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增强长江的综合运输能力是产业转型升级、要素流动和对外开放的基础，也应当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十三五”时期将会增强长江航道的运输功能，整治浚深下游航道，延长深水航道，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同时，将会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建设，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二、逐步建立开放型区域经济新体制
“十三五”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将会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这需要我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对外开放的空间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已经确立了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总体框架，在此框架内还需要统筹东西双向开放，加快内陆和沿边开放，扩大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深度，实现点线面的有机融合。东部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而西部内陆以及沿边地区则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规模，加快沿边口岸建设，部分地区可依托成熟的产业集聚增开国际货运航线和班次，提高贸易的便捷性。同时，自贸区的数量有望继续增加，承担不同的试验任务，扩大开放领域，从现代金融向航运物流、服务贸易、教育文化等领域拓展。
完善区域合作新机制，共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目前，中国倡导和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未来这些合作机制将会逐步完善。一是加强金融合作，通过亚投行支持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等，为引进外资提供条件；二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投资贸易便利化；三是通过一系列的平台和机制建立命运共同体，使新兴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对中国而言，倡导建立区域合作的新机制，能够赢得更加融洽的周边环境，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投资贸易，更能与这些国家共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三、充分利用区域分化格局加快政策创新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日趋复杂，不同区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出现异化，区域分化态势将会进一步凸显。故应针对不同的发展区域，重新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从板块间情况来看，东北地区经济分化态势明显。目前，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运行缓中趋稳，但是东北地区的下滑态势仍在继续，未出现企稳回升迹象，经济仍处于下行通道，因此制定具体的应对政策势在必行。2015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速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工业、投资、财政、外贸的增速依然在下滑，且降幅均高于其他地区。东北经济长期依赖资源行业和重型工业，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和产业转型过程缓慢；同时，东北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有待优化，短期内难以适应现代服务业、互联网信息产业等新业态的要求，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尚需时日。因此，未来东北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地区分化格局仍将延续。
从板块内情况来看，地区经济差异明显。整体而言，虽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其内部分化现象较为明显。首先，西部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结构：西南地区近些年来向电子制造、装备制造、汽车产业等现代制造业转型，外贸出口增长较快，现代产业体系在逐步完善；西北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矿产开发和重化工业比重较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其次，中部地区的山西省与西北地区有相似之处，产业结构偏重，在经济新常态下，内需不足使得西北和山西投资增速大幅下滑，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外需不振使西南地区出口受阻，需要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因此，未来板块内经济运行和产业格局均会呈现进一步的分化，区域政策的差异化就变得更有必要。
四、绿色发展由理念到行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彰显绿色化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未来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推进，将绿色化发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首要任务，节能减排是主要内容。在产业发展上，未来应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更新改造工艺技术装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契机。在能源利用上，将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控制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降低单位GDP能耗。在能源开发上，将会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在资源利用上，将会在企业和园区推广循环发展模式，减少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建立绿色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将绿色理念注入发展过程，制度设计必不可少。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有望确立主体功能区的法律地位。完善补偿和交易机制，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充分体现市场原则，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优化生态治理体系，改进绩效考核和政府管理，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调整对重点生态区的考核标准，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五、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硬件”和“软件”上提出了新要求。
硬件环境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空间格局上，“十三五”时期，城市群、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小城镇是接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力量。在产业发展上，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通过城市群集聚要素，提高服务业比重，吸纳新市民就业。在城市建设上，将会引入绿色生态理念，推广海绵城市、建设生态城市、改造城市地下管廊。
制度改革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有力保障。农民工进入城市，更要融入城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新市民应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享受相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同时，还应完善中央与地方成本分担机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些制度设计都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