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需要的体系”与精神交往

从社会需要考察精神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马克思把需要分为历史的自行产生的需要和社会需要两大类，前者是“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后者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46卷下册19页）。社会需要既决定人们精神交往的程度、水平和内容，又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

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精神交往似乎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一些人享受着当时社会最先进的交往手段，另一些人则甘于依靠很原始的交往手段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交往也有很固定的中介。黑格尔曾敏锐地意识到，各种社会需要的协调在其中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整个社会的交往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需要的体系”，进一步指出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关系。他举例说，工人买土豆、妇女买花边这种交往（既是物质交换活动，也是一种最简单的人际精神交往），每一次都是偶然的，都是根据个人的需要行事，而这些交往的背后，则是具体的社会生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工厂老板一般不会去买土豆当饭吃，男子也不会对花边感兴趣。社会地位、性别等等的差别，使需要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在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情形也是一样，那时的社会组织、巫术、仪式、图腾、神话、歌舞等等，为满足人们精神交往的需要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使社会处于稳定状态。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4卷87页）这里讲的“需要”，侧重于物质交往。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精神交往的情形“也是如此”（4卷470页）。简单地说，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是该社会“需要的体系”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个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创作活动，认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便受制于当时的佛罗伦萨影响下的罗马的生产结构。他们写道：“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3卷459页）

当然，对某一种精神交往的需要一旦社会化，需要亦会促进这种精神交往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展。他们接着便指出：“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3卷459页）。

现代交往媒介、发明的使用和推广，其直接动力也是社会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发明了气球的时候，铁路的要求还远未存在；……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当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其他情况除外）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它的全部产品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这种发明的可能性甚至绝对必要性，是由实际情况产生的。”（3卷344页）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终于出现了自由报刊，也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当时反复说明：“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2版1卷378页）电报发明后，有一段时间不够普及。在英国，它的普遍使用开始于1854年1月。马克思当时报道说：“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因无法预先通知推迟付款而引起拒付期票起见，开始使用电报。”（10卷30页）显然，电报的使用，其直接动因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铁路、报刊、电报的使用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很赞同英国早期经济学家霍吉斯金的话：“需要是发明之母”（47卷185页）。

从人类精神交往的历史发展看，社会需要作为一种内在动因，对精神交往的进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社会需要产生了人们进行交往的器官，接着是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卷34页）

作为一种交往形式（包括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的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也是由于需要产生的。为此，马克思引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话：“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满足自己而需要很多人互助的时候，就产生了城邦。”（47卷322页）“我们的需要创建了城邦。”（47卷322页）而一旦政治存在成为一种现实，新的交往需要又产生了。恩格斯曾经把塞尔维亚作为这样一个例证，他说：“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9卷12页）。

上面的情形中社会需要召唤着人们交往的视野，以至马克思把它称为人的“第二天性”（25卷971页）。在另一些情形下，人们的交往也推动着需要的扩大，为更大规模的交往创造条件。例如现代的世界交往体系，便是在需求开拓交往、交往扩大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马克思写道：“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42卷382页）对一个人而言，许多情况下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很难完全分开，交往的手段常常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21卷331页）

就精神交往而言，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如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印刷术、铁路、轮船、电报等等）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这些手段本身又是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6卷上册494页）总之，社会需要是一个内在的社会发展动因，一种中介力量，它一方面受制于生产和生产结构，一方面又创造着新的交往内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