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

如果拿“物质决定精神”去简单地套用，许多问题便无法解释，例如恩格斯谈到，现代精神交往的内容有不少史前的东西，“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37卷489页）。这些东西与早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他和马克思强调：“在过去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也有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3卷80页）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为什么会在后来很远的时代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所要说明的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活动，一旦形成传统，就会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延续存在很长的时间，这是由于“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3卷515页）。显然，延续性的观点并不是脱离了唯物主义，而是更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说明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讲了两点：第一，延续性现象的发生是自发的，不依个人或某个团体的计划为转移，不能人为消灭某种交往内容和形式。例如拿破仑在19世纪初的德国废除农奴依附制，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措施，但却受到了农民们的顽强抵抗。恩格斯写道：当时“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2卷637页）。“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20卷109页）。

第二，新旧精神交往内容和方式的更替非常缓慢，因而这成为延续性现象发生的原因。在许多世纪的斗争中，一定阶级的利益有时表面上被克服了，实际上只是屈从于获胜者。与这种利益联系的观念和交往形式，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会长久地存在下去，适当的时候可能再现。这即是所谓“历史仿佛出现两次”的原因。在这里，种族和民族特征、生活方式和习惯、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知识结构和水平、伦理观念和人格观念、遗传基因和创造能力等等，都对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产生影响。关于这些因素，马克思反问道：“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8卷149页）

根据上面的两点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在旧的交往形式已经被新的交往形式排挤出去后，旧的交往形式“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3卷81页）。马克思运用这个论证最典型的事例是法国的几次革命。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8卷121～122页）从相反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考察了为什么在美国看不到很多精神交往延续性痕迹的问题。这是因为那里不存在传统因素，“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3卷82页）。这为解释几乎拥有相同发达的精神交往业的美国、英国或日本，为什么会有相异的交往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钥匙。美国由于没有任何传统观念的包袱，因而表现出其他国家精神上所没有的那种自由精神，而英国的交往却带有贵族习气，日本的交往带有东方伦理色彩等等。

交往的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退，只是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衰退的根本原因依然取决于物质活动的发展，当物质活动的发展威胁到陈旧的交往内容和形式时，在一段时间内，陈旧的东西会表现出更强烈的生命力，尽管它已经变得不够真实了。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3卷331页）有些人误以为旧的交往内容和形式的衰退是由于精神批判的力量，马克思曾经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版3卷207页）。这是针对物质力量讲的，而对精神力量，批判的武器同样不能消灭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3卷43页）。精神力量的韧性远比物质力量大，能够削弱它的是物质活动的自然发展，所谓“大批判开路”，不过是对精神批判迷信的一种表现，而它的表面成功则仅仅由于“大批判”后面的武器的批判在起作用。

即使排除生产力、社会状况等等的观察角度，仅考察人的头脑的发展，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记述了摩尔根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具有和以往时代在野蛮人及蒙昧人头颅中从事活动的同样的大脑，由遗传而保存下来这副脑子传到今天，已经充满了和浸透了它在各中间时代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渴望和激情。它还是那副大脑，不过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而变得更老练和更大了。”（45卷405页）显然，精神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人们适应它。从这个角度看，延续性对现代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它反映的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似乎更多的是传统的力量；个人的情感、个性、欲望、潜意识、文化心理等等交往的内容、形式及动机，都受到延续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