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

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解释说：“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卷52页）这个论断从宏观角度考察了时代的历史变迁中思想的变化依据，是完全适当的和正确的，但他们同时对这个论断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论证。如果我们忘记了或不知道这些论证，用这个宏观的论断简单地套用，说明各种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交往现象，就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精神活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一个阶级内部也会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专门从事精神活动或从事精神活动多一些，“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3卷53页）。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消极，“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3卷53页）。有一次，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的选举时，甚至将这两部分人的关系，比喻为主人和奴隶。他说：“主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8卷401页）。有时，他还将这两部分人称为“官方统治阶级和非官方统治阶级”（11卷114页）。这种情况表明，一个时代的精神交往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不同意见的斗争，要比反映与其他阶级的斗争强烈得多，这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平缓时期比激烈时期长久。这时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统治阶级中眼光短浅的部分也可能会摧毁代表他们思想的精神交往手段，排斥他们的思想代表，形成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宏观论断相反的情形。如1850—1851年的法国，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8卷171页）“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8卷201页）。马克思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论证，恰恰是全面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结果。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神交往的关系，这时显现出它的复杂性的一面。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时，并不否定社会各阶级思想的存在，他们举例补充说：“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3卷53页）由于这个原因，便存在着统治阶级思想与非统治阶级思想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有时表现为思想斗争，有时表现为一定的妥协。马克思1870年谈到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16卷438页）。在这里，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思想上不但不隶属于统治阶级，恰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精神交往媒介向工人阶级表示了妥协。一定的阶级力量的对比，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三，即使统治阶级中的思想生产者，他们个人除受到阶级对立的制约外，同时也有自己的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卷52页）。这种情形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本身，也呈现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和风格，其精神交往活动并非铁板一块，千篇一律，而是丰富多样的。马克思谈到这一点时说：“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8卷149页）他强调了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对精神形态的决定作用，亦指出了各种“不同”的精神形态，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概念不再显得那样抽象了。

第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上升时期具有代表全体人民普遍要求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是由于新的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3卷54页）。这时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3卷54页）。这种情形使得社会的精神交往具有相当广泛的认同。“统治阶级越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就越是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形式。”另外，思想、观点本身也会走在“利益”的前面，因为它们带有广泛的传播特点。就此马克思说：“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2卷103页）。这种情形同样使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交往形式上呈现多种色彩。

第五，“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命题是宏观上的，并不排除非统治阶级的成员可以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代表；或相反，统治阶级的成员亦可以是非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例如，法国人比·蒲鲁东，当过牧童、旅馆学徒、排字工人，为谋生流浪各地，可以说是典型的非统治阶级成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已经成为典型的统治阶级代表的美国总统林肯，马克思在致他的信中称他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16卷21页）。在精神交往中，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极为平常，因而切不可在这样的问题上，使用“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简单的判断。

第六，“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能够成立，在整体上正是人民（包括统治阶级中的多数非决策者）思想现状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在所有的地方人民都是不自觉地统治着，而在所有的国家里，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1卷688页）

第七，由于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每一种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从原来的统治阶级思想中批判地接受一部分遗产，因而任何新的统治阶级的精神交往，绝不会完全不同于以往，至少在文化传统、民族情感方面有十分明显的延续性。在这个意义上，“统治阶级的思想”便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现象，而只是承前启后的历史的一个精神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