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的提出是由一场论战引起的。当时一些德国的哲学家不仅把思维，而且把一定的语言看作是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企图寻找一种凌驾于一切词汇之上的词、一种不能说出来的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卷525页）“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3卷528页）。在这里，他们论证了两个问题：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思维与语言同轨迹。对于第二点，他们在另一处讲得更为明确，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卷34页）这里他们不仅说明了什么是语言，而且说明了语言与思维、意识不可分割的特点。其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可以感觉到，人一旦作为人在思维，就离不开语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结论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思想、观念、意识“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3卷29页）。精神生产“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3卷29页）。

和人的存在相联系的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人类存在前和人之外的自然界；第二世界是人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第三世界是以前面两个世界为基础的人的精神世界。语言即属于第二世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思维与语言的同轨迹，而且进一步认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2卷129页）感性的自然界即人的对象世界。但是，语言和其他对象世界的事物（如粮食、工艺品、货币等等）不同，人的精神世界通常要以语言这种物态化的信息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当有人把货币的媒介作用比作语言时，马克思批评了这种类比，他说：“把货币比作语言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46卷上册109页）商品一旦作为货币（例如贝壳、金、银），它本身的特性就消失了，而语言作为媒介物，它的特性与观念融为一体，就像人的影子与人一样不可分离。

当然，物态化的信息符号不止语言一种，还有其他各种形式，例如恩格斯就曾把自然科学和音乐列入“多多少少不受语言制约的领域”（45卷177页）。但在信息符号中，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轻便、时空限制小，因而有“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可以替代任何非语言符号来表达信息。例如可以用语言表达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但是非语言符号却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替代语言符号。语言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人精神交往的最基本的手段，马克思把语言看作“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是恰如其分的。

既然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那么语言就成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种标志。语言的发展水平对人类思维有决定性意义，不同的语言形态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反之，各种文化形态又透过不同的语言反映并流通于世。特别在前文字时代，人类的历史，包括精神交往的历史，仅仅存在于世代相传的语言中。换句话说，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即当时的思维特征和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理解古代社会，经常通过词源学的考证获取远古的历史材料。例如关于母权制和国家的产生这两个历史事实，马克思除了对古希腊和印度、埃及、西欧的古代史进行研究外，还把语言作为旁证。他写道：“至今人们还说：母语 {Mutterzunge}，祖国{fatherland}；语言仍然属于母亲。”（45卷561页）由于出生时所学会的语言是母亲传授的，因而这是远古时代认母不认父的原因之一。德语中的母语一词，就是母亲（Mutter）和舌头（Zunge）两个词组成的。国家的形成，与父权制的确立有关，因而在英语中，政治意义上的祖国一词，由父亲（father）和土地（land）两个词组成。这里不涉及英语中故乡意义上的“祖国”（motherland）一词。

哲学中的“一般”与“特殊”这两个词，被一些哲学家们看得十分抽象，认为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纯粹头脑的产物。经过马克思的考证，抽象的词也是十分具体的古代人实践和交往的产物。他说：“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 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32卷53页）显然，一般和特殊的概念产生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初期，概念的抽象恰恰是当时生活的反映，与当时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需要有关。

再看familia这个拉丁词，通过对它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家庭的起源并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结果。他们考证了古罗马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和同时代的古罗马专家的著作，认定“familia一词的原义与成婚的配偶或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关系”，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奴隶和仆役的团体”。他们指出：“这个词被引入拉丁社会，用来表示一种新的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领把妻子儿女和一定数量的奴仆置于父权之下。”（45卷366页）从这一考证马克思得出结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21卷70页）从这类考证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思维发展到哪里，语言在词汇上也表现在哪里。

由于语言与思维同轨迹这一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常常对一个时代的语言进行综合分析，以认识这个时代的全貌和交往情况。例如古代拉丁人部落来到意大利前的生产特征，马克思便是借助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而得出结论的。他写道：“人民的生存并不依靠农业。原始语言中只有少量词汇涉及农业。”（45卷528页）关于最初的政治术语的产生背景，恩格斯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综合考证，鉴于拉丁文的法律一词原意是“收集”，希腊文中的法律一词原意是“我在牧场上放牧”，因而他指出：“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36卷297页）

世界是生活在语言环境中的，多姿多彩的民族语言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存在的理由，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与外界交往的产物；民族的历史、对于环境做出反映的各种经验，都凝聚在自己的语言中。因而雅·格林在他那本经常被马克思提到的《德意志语言史》中说：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马克思经常进行词源学考证，恩格斯的多篇语言学著作更是充满着词源学的考证。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爱好，而是在于利用语言和思维同轨迹、语言是人的感性的自然界，研究一个时代的交往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