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人类群标志的语言

在《圣经·创世记》里，曾经讲到人类想齐心协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这使上帝大为恼怒，预感到一种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于是，他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人类群之间互不理解，互相战争和争吵，塔的建造便无从谈起了。这则神话从侧面说明了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即马克思讲的“语言的异族性”（46卷上册109页）。语言是在各个彼此没有接触的人类群（部落、家族、民族）中形成的，因而世界上有数万种不同的语言。马克思在谈到《圣经·创世记》时，就注意到由语言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46卷上册489页）恩格斯还注意到同一民族内部不同的支系，指出：“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1卷105页）。在这里，他们都谈到一个考察语言的新角度：语言是或大或小的人类群存在的标志。

不同的人类群之间接触越多，语言越接近；相反，则越疏远。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根据语言来判断人类群之间的血缘关系。马克思在考察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时，就使用了这种分析方法。他说：“凡是说同一语言各种方言的印第安部落，不论怎样扩展他们共有的地域，其领土总是相邻接的。人类所有的部落，凡是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大体上也是如此”（45卷430页）。恩格斯从印第安的语言与部落进而考察欧洲民族间的关系，发现其情形是相同的。他写道：“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21卷105页）。

根据上面这种规律性现象，马克思考察了几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关于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起源，他根据那里七个部落迁徙的传说得出结论：“七个部落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他们使用相近的方言”（45卷479页）。在分析希腊半岛古代众多部落的关系时，他也根据语言而判断：“在所有这些地方，希腊部落总是以操共同方言的氏族的存在为前提的。”（45卷496页）至于已经分散地住在相隔很远的森林中的古日耳曼人部落，马克思是根据他们的相同的语言特征而判定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他写道：“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当中。”（46卷上册480页）显然，从语言学的分析入手，是解开民族形成史的一把钥匙。

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人类群一致同意的历史体系。同一人类群的人必须讲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这种不断的交流不知不觉地稳定着语法，增加着词汇，创造着文化。不同人类群的语言反映出文化上的差异，语言是民族文化唯一的共同特征。对此马克思简洁地概括如下：“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46卷上册489页）这种语言即是马克思讲的“母语”。每个人在孩提时代听到学到的语言，是唯一能够把本民族的生活和经验中富有诗情画意的东西带进心田的语言，它在心中点燃了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第一支火苗。因而，几乎每个民族都常以自己的语言十全十美而自豪，只有十分清醒的人才会意识到本民族语言阻碍民族精神发展的另一面。

恩格斯就属于少数头脑清醒的人，他对自己的母语作出了中肯的分析，指出：“德语在日常生活中很笨拙，而在处理最困难的论题时却非常灵活——这是德国人在多数领域中都有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而德国人的大量产品却异常低劣的部分原因（或表现？）。……伟人的天才被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贫乏所抵消，因此，把德国人描写为‘思想家民族’是最没道理的了。”（45卷177页）这是少有的从语言角度考察一个民族精神生产特点的实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推动着本民族的精神活动，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限制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发展。

从人的精神交往角度考察语言，也存在两面性。语言本身是交往扩大的产物，但它一旦成为某一人类群存在的标志，又会阻碍这个人类群与外界的交往。语言导致人类群更加复杂的文化行为的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世界里，外部环境被人为地划分；对同一事物，由于语言对它的不同称呼，而在人的头脑中被分裂了。例如“德意志”和“日耳曼”这两个所指相同但称呼完全不一样的词，就是由于民族间缺乏沟通而造成的。恩格斯就此写道：“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21卷105页）语言将人类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常常起到文化隔绝的作用。马克思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研究阿兹特克人的联盟时指出：“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在氏族制度下，语言的障碍使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由于语言的障碍——阿兹特克联盟的殖民者也不能同化所征服的部落。”（45卷482页）语种亲缘近的部落间尚是这样，语言上几乎没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之间，语言的障碍更为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有较多的类似之处”（46卷上册109页）。对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初西方新概念在中国语言库找不到相应词汇的苦恼，也就够了。严复谈到他翻译《天演论》时，“一名既立，旬月踟蹰”是完全可以体谅的。为此我国的翻译家们不得不借助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日本语，从那里转引入844个现代汉语词汇。马克思讲得很有分寸，他称翻译仅使观念有“较多的类似之处”，而不是完全相同。因为翻译本身不能不是一种对外来语的同化过程，所以两种亲缘很远的语言之间，即使努力忠于原文，原有的信息也多少会扭曲或衰变一些。

人类群的语言造成了文化的隔绝，也就造成了利益冲突，冲突本身又成为打破隔绝局面的契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之间的交往主要有战争与交易这两种形式（参见3卷25页）。这两种形式显然很难把语言上亲缘关系很远的民族融为一体，但却有将语言上亲缘关系近的人类群融为更大整体的巨大能量。马克思就这种情况写道：“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的各部落都能够相互了解通话，能够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也知道，由于出自共同的世系，应当把彼此看作天然的同盟者。”（45卷433页）这是一种新的统一的语言作为更大的人类群标志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