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要较真与倾心

由于申报要填表，填表就得找材料，搜索中当年时统宇写的文章《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发表于《新闻记者》1995年第10期）唤起了我的记忆，他作为我的同事，实在地记述了那时我研究问题的较真和写作这本书的艰辛，他记述道：

既然研究的是马克思，他就真正钻了进去，对与马克思有关的一切十分注意。从当研究生时起至今，他挑过不知多少次报刊上出现的引证马列方面的错误，写出的意见信大都石沉大海，但凭着学者的理论良心，他依然看到问题就提意见。某家大报的头版头条通讯中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话，当做马克思的话来引证，他致信该报总编室，希望纠正。有一个时期，几家较大的报纸发表的文章都引证过马克思关于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自由的论述。他多次指出引证有误，均没有回音。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材料说明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话恰恰是他所批判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受到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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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曾有人要他到中央某个高级秘书班子工作，他拒绝了，他要完成已经持续了数年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某些研究结论所作的批判，不会构成对他人格的怀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正因为有了诸如陈力丹这样一批以命相许的跋涉者，他们步履艰难，汗流浃背，一路传播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福音，在真理的祭坛上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忠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的智慧之树永远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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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听陈力丹1993年12月27日在全所的述职报告：“今年我发表了77万字的成果，占全所发表量的三分之一。《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集，其中有一个情节：王启明不惜花5万多美元，雇了一个高级乐队和指挥，配合自己作为首席大提琴手的演出。他对阿春说，我所以能够活下来奋斗，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提琴手，要实现作为提琴手的夙愿。这个情节使我默默地流泪了。我经历着与他异质同构的事情。如果说这些年在多重打击下我能够把马克思研究的课题坚持下来，那的确由于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精神支柱。历经10年，这个课题最后终于完成了。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身体垮了，钱也花了……”当时，我亲耳听了陈力丹的述说，并评议道：那语气，那声调，那表情，大有杨白劳控诉黄世仁的味道。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