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森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将雍正继位问题正式纳入学术研究。八十多年来诸说迭起，论争激烈，延绵不绝。

讨论雍正继位，主要的两派——“篡位说”与“合法说”——的研究成果已异常丰厚。这里我打算从雍正继位问题的中心环节，即大统授受入手，提出三个问题并尝试着解释，以期推进雍正继位之谜的破解。

第一个是康熙帝的传位形式问题。

先从可以说是清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改十为于”说起。这是最早出现的雍正矫诏篡立的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很多人认为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一是“于”应写成繁体的“於”，二是必须用“皇四子”、“皇十四子”这样的书写格式。如此一来，无法篡改或改后语不成句，逻辑不通。

持“篡位说”的学者，如金承艺先生特别强调十四子的本名是“胤祯”，是四子篡改遗诏，又将“祯”字改为“禛”，据为己有。“合法说”则认为，皇四子本名就叫“胤禛”，且这种遗诏必定是满文或是满汉合璧，“祯”与“禛”的满文绝不相类，无法篡改。

从结果上看，持“合法说”者似乎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如金恒源先生就举出顺治帝遗诏称玄烨为“朕子玄烨”，认为当时不存在一定要冠以皇几子的书写制度。我也发现，康熙时期的正式文件也不尽用“皇几子”的格式。例如，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谕宗人府：“兹值复立皇太子之日，胤祉、胤禛、胤祺俱著封为亲王，胤祐、胤俱著封为郡王，胤禟、胤祹、胤祯俱著封为贝子。”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遗诏，有遗诏原件在，其中使用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禛”，确属“皇几子”格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基诏书，此诏书原件未见，清宫藏《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其中有：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这里的用词是“二皇子”。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版本的前引几句是：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其中所写却是“皇二子”。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这会令后人莫名其妙，因此后来雍正君臣编纂《上谕内阁》时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乾隆时纂修《清世宗实录》以及《四库全书》本的《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录的都是改动后的诏书版本。

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基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差异，充分说明了康熙时对于“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册封、遗诏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应是雍正朝才开始逐步确立的。

另外，我发现康熙帝除了用“於”字外，也是写“于”字的。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奏折上的朱批：

今岁畿内麦秋全收，雨旸时若，南方溽暑，非动清风不能解也。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草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

由朱批原文知道，“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中的“于”字就是简体，而宋荦具折谢恩时，引用此朱批，也是原封不动地抄了“于”字，对这个简体字根本没有怀疑。

可知，如果康熙帝真有书面遗诏，里面出现了“于”字，在公诸众人时，臣下不会否认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用繁简体来否定“改十为于”是武断的。

总之，雍正帝若真的拿出了一份康熙帝所写但不合乎今日学者所认为的书写规范的传位诏书来，也是具有效力的。

再者，若依篡改遗诏说，那就应有纸质的遗诏，既然雍正帝是凭此继位的，那在后来为自己继位辩护时就可以再度公之于天下；若依有些人的说法，雍正帝将篡改的遗诏销毁了，那当他后来感到需要时，完全可以再做一份出来。

更何况雍正继位的争论，最核心的就在于继位的合法性问题。认为雍正帝篡位、认为他的辩护不能令人信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来。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一方面雍正帝本可以做一份这样的证据，但同时他又拿不出这样的证据。为什么会这样？有必要再重新审视雍正帝是怎样公开讲大统授受情形的：

雍正元年八月：“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雍正二年八月：“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

雍正五年十月：“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

雍正七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记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一言而定大计”，这是雍正帝第一次公开谈大统授受的情形，以后数年间的说法越来越详细，但仔细分析，这些说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康熙帝最后传位只是末命——口头遗命而已，并没有书面的遗诏。

那么，既然是“末命”，康熙帝说的是什么话？

《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载“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与后来公诸天下的康熙遗诏中所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比较，几乎全同，这根本不是什么口头语。《清圣祖实录》中，康熙帝向大臣所颁谕旨中有时也使用“四阿哥”，因此口语中肯定不会用“皇四子”这样的词。

我进一步的想法是，康熙帝说的不是汉语，而是满语。举一个旁证，康熙五十二年年初，康熙帝邀请朝鲜使团的随团军官，入畅春园比赛射箭。这些军官观察到，康熙帝与通官即翻译之间说的就是满语。那么康熙帝在只有儿子与满大臣的场合应该是说满语。

有一份材料值得充分重视，由台湾学者李学智先生收藏，是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其中有关康熙帝遗言的一件这样记载（汉译）：“……雍亲王第四阿哥人……尊贵……我……很像……大统……把……交付……能……我……继位……坐说了。”

此时起居注官已经裁去，但传位如此重要的口谕还是记载了下来。

这里附带说一下：康熙帝的末命，是谕旨，在广义上也是遗诏，因此雍正帝用“旨”、“遗诏”指此末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另外，这里面存在一个由末命向书面遗诏的转化过程。但在此过程中，行为主体发生了变化，由康熙帝变为了雍正帝，而书面遗诏的内容有可能忠实或部分忠实或完全不同于末命。后出的、天下咸使闻知的康熙书面遗诏，是近些年人们常常讨论的问题，现在已经辩论清楚，可以得出结论——单凭它，既不能证明雍正帝继位为合法，也不能判定为非法。

大统授受，只有“末命”。这么说的出发点并不是要维护“合法说”，其实它可能对“篡位说”更为有利。因为雍正帝不必篡改文字，只“篡改”声音内容就能达到目的，岂非更为容易、简单，不留任何痕迹？

“篡位说”中有一种说法值得特别提出来：康熙帝无遗诏或遗命，胤禛自称是接班人，然后再对众人宣布。如杨珍先生给出一种描述：

……玄烨深夜猝死，太监等近侍人员首先报告隆科多，理所当然……隆科多得到康熙帝猝死的报告后，严密封锁这一消息的同时立即通知了胤禛。胤禛当机立断，让隆科多扮演面受传位遗旨的角色，并通知众皇子立即赶到畅春园，告知康熙帝猝死，并宣布了传位伪诏。

此说避开了遗诏的“文字”问题，也就不会涉及篡改遗诏；同时也与雍正帝所说的“一言而定大计”不相矛盾；虽与雍正帝所说的传位场景差异很大，但口传遗旨的形式却是一致。

但此说可信吗？当然需要检验。检验结果可见本文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