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过前文可知，大统授受，只有末命——不论这末命的真与假，也就是或出自康熙帝之口或是假冒出自康熙帝之口。
接下来探讨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末命的内容。对于“篡位说”来说，此问题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一种说法：康熙帝实际说的或是想说而未能说出口的接班人，不是四阿哥胤禛，应是十四阿哥胤祯。
这里不探讨十四阿哥胤祯是否帝简于心，而是着眼于大统授受的相关考察。对于“篡位说”，这时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他就是隆科多。
孟森先生早就说过：“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
他介绍了隆科多的内亲身份及清室重内亲的习惯后，认为，在康熙帝生命的最后时刻，“隆科多之侍疾，可以独承专责，不足怪也”。杨珍先生对康熙帝与隆科多的关系做了考察，结论是：“玄烨晚年，尤其需要一位既是亲属，忠实可信，又能干、得力之人，作为心腹耳目，隆科多是唯一合适人选。”金承艺先生也认为：“圣祖宾天之夕，隆科多为唯一在畅春园中随侍在侧的大臣。”
许多人都认为是隆科多矫诏拥立胤禛的，诚如金承艺先生前引文紧接着所说的：“他在圣祖遗诏上做了什么手脚，自然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隆科多的政治立场却令这些学者大伤脑筋。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康熙帝在斥责佟国维时指出：“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尔等又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置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于何地耶？”显然，隆科多及父兄等是胤禩的支持者，如金承艺先生说：“世宗之得位，是隆科多一手促成的。是否隆科多一向党附皇四子，所以在关键时刻拥立皇四子？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出这种迹象，相反的，倒有不少的材料，可以看出隆科多是拥附皇八子。”
孟森先生说：“佟氏一家，除隆科多外，多非昵世宗者。”这么说是要弥合困惑情势，但孟先生只有判断，没有给出证据。金恒源先生也承认“隆科多与雍正本来也并无很深的政治渊源”，他也追问：“与胤禛无深厚交往，何以一夜之间会倒向胤禛，将胤禛推上了龙椅宝座？”
学者们进行着种种猜测。
孟森先生以为：“隆科多独出此道，以博非常之富贵。世宗之所以许相酬报者，事不可考。”孟先生还是举出了雍正帝即位后称隆科多为“舅舅”，以及将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令隆科多承袭。
爵位承袭的原委是：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佟国维去世后，宗人府以其子承袭他的公爵请旨，却被康熙帝留中，直到去世都未解决此事。杨珍先生判断：“对于未能承袭父爵，隆科多内心肯定极为不满。”
杨先生又说：“隆科多系佟国维之子，原与允禔关系密切，后转向胤禛。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十九日，胤禛率领隆科多、延信等人查勘通州和京师的粮仓，也许正在这时胤禛与隆科多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可能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揣测，约定以后要见机行事，共同行动。……”
冯尔康先生也说：“六十一年十月雍正奉命清查粮仓，隆科多为成员之一，可能这个时候成了雍正的人。”
以上杨、冯二位先生对于隆科多和胤禛关系的论述分别发表于1985年和1990年，杨先生又于1994年发表了《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但其中没有隆科多与胤禛关系的内容。可以说，直到今天，没有学者提供任何一条二人勾结的证据。然而上述“也许”、“可能”的内容，在金恒源先生那里就成为了：“据多数专家的考证与共识，胤禛、隆科多的政治联盟是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借共同奉命去通州查勘粮仓之机搭上手。”且金先生以他们的勾结和康熙帝的防备作为考察或曰想象康熙帝临终前双方角力的切入点。
杨珍先生据满文档案等资料认为，在康熙四十八年隆科多遭斥责后，他主动与胤禩等渐疏远，讨好康熙帝，而康熙帝对于隆科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为：“隆科多既非太子党，也不是胤禩党，清白无咎，所以才能在第二次废黜皇太子的紧要关头，将拱卫京师，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重任，托付与他。”杨先生解释了隆科多拥戴胤禛的原因：
玄烨死后，隆科多权衡利弊，迅速做出如下判断：即使自己拥戴皇十四子胤祯，由于同胤禩、胤禟等人已有积怨，非但不能换取特殊回报，仕途亦不容乐观；而拥戴皇四子胤禛，则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胤禛继位后，他暂时如愿以偿，所受恩宠一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应该承认，较之前说，这里有所进步，隆科多的态度不是过去的一百八十度的反转，而是九十度的转向。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杨启樵先生的反问显得更为有力：
隆科多既与世宗关系疏远，又何苦冒险矫诏拥立？或说其他皇子声望已高，皇四子则为冷门，出间道拥立，可博殊常之荣。但当时隆科多已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为诸皇子之舅，乃唯一承受末命的大臣，权贵已甚。无论哪一位皇子继位都会重用他，又何苦出此险招？且助人篡位罪大莫极，隆科多怎能担保必塞住众人之口，一无抗拒？又怎能担保皇四子必无翻脸的一天？
道理至明。除非有二人勾结的直接证据，否则隆科多态度突变进而矫诏拥立的想象之词，可以不必再辩。
孟森先生认为，隆科多能够“口衔天宪，处分嗣统”，在于他身为步军统领，掌握“警跸中之武力”，“若为制三数皇子之死命，则但能发命令于畅春园之官兵，其力已足”。这一点自孟先生提出后，历来无人怀疑。
2012年杨启樵先生出版了《雍正篡位说驳难》一书，第一章《为隆科多湔雪帮凶污名——试破解二百八十八年悬案》是近年在雍正继位问题上最重要的推进。他指出，扈从警跸，由侍卫、前锋营与护军营担任。结论之一是：“步军统领与护驾无关。”“隆科多始终未带一兵一卒闯入畅春园，诸皇子从未受到隆武力威胁。”
杨先生的结论是成立的。孟森先生的证据来自《清史稿·兵志》，涉及畅春园的地方是：“步军统领所辖……海淀畅春园、树村汛、静宜园、乐善园设副将或守备各官不等……”副将和守备都属绿营系统，实与皇帝扈卫无涉。现存隆科多的奏折中，事关畅春园者，有奏报雨水、畅春园园户盗窃销赃案以及增设畅春园大墙绿旗守兵等。
综上，隆科多与雍正无密切关系，在康熙帝去世时，隆科多又不掌控整个局势，且无论哪个皇子继位，他都是顾命大臣，首功在握，因此他的选择自然只有一个——如实转述康熙帝的末命。
为何学者们怀疑或认定隆科多与胤禛勾结呢？
下面的话出自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奏折上的朱批：
旧旧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
此折及朱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刊于《掌故丛编》，孟森先生在写《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时就已利用，认为“此批为纽合年、隆之始”，此时雍正帝“始为年、隆作合”，进而指出：“其中称隆为忠臣、功臣、良臣。其功臣身份，专对于己，隆有何功？世宗在外称年之功业，可共喻也；在内颂隆之功，则惟顾命一事耳。顾命亦何功？不有旋转乾坤之力，口耳固不得言功也。”
后来学者对此朱批多有引用，或说明隆科多与雍正帝交往不深，金承艺先生就说：“由世宗的朱批，可以得知隆科多必非早已和世宗有了勾结的。”杨珍先生也认为：“反映出他与隆科多的关系原本并不密切，而隆科多在玄烨猝死后帮他取得帝位，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金恒源先生的看法是：“胤禛先前同隆科多确实并无过深交往。”或如孟森先生一样，直指其中暗含着传位秘辛，如王锺翰先生就说：“可见世宗篡夺之谋，年、隆实预腹心之寄。”杨珍先生也说：
如果隆科多只是像实录上所讲，与七个皇子一齐听到遗诏，并由他传达于雍正，那么有何“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处，又怎么会成为“希有”大臣？这只能说明隆科多在雍正即位问题上建立了特殊功绩，所以才博得雍正出乎寻常的衷心赞赏。
戴逸先生也引用此段文字并质问：“隆科多究竟立了什么大功，值得雍正这样吹捧他，不能不令人怀疑。”
金恒源先生虽然从根本上否认康熙帝去世时隆科多在场，否认有传遗诏之事，但对于“功臣”解释的出发点与以上学者的看法一致，不过，金先生强调的是康熙帝去世前后隆科多为胤禛所立功劳，共开列了六条。
而持“合法说”者有的否认“功臣”与雍正继位间有什么关系。杨启樵先生说：“至于‘功臣’之说称虽觉过分，但这是世宗下笔的习惯，不足为奇。”“其实‘功臣’两字世宗常用，信笔而出，别无深意。”他还举出了其他朱批中称“功臣”的例子。冯尔康先生不太同意杨启樵先生的意见，认为雍正帝赐予臣下字词，还是有所考虑的。他对于“功臣”的解释，是联系雍正帝刚继位的形势，突出了隆科多的重要作用，如“隆科多利用他的巡捕营控制京城治安，保护雍正安全，使雍正的即位和初政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但无疑，两位先生都认为这话中的“忠”、“功”、“良”等字，没有“赞扬他帮助篡位的含义”。
雍正帝的朱批究竟何意？我以为这是他向心腹年羹尧吐露心声，是我们解开雍正继位之谜的一把钥匙，从中可以得到大统授受的真相。
对于这句话，我们不仅要看到隆科多是雍正帝的“功臣”，更应首先看到隆科多是康熙帝的“忠臣”，且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看，而这被历来的学者忽视了。
杨珍先生利用满文档案，探讨了隆科多与康熙帝的关系，总结道：“玄烨对隆科多宠信不衰，直至他去世未曾改变，十余年内，隆科多做了大量工作，不可能无任何纰漏，然而却始终为玄烨所首肯、满意，这于玄烨晚年的重臣中并不多见。”这可以理解为隆科多对康熙帝的“忠”。但杨先生接下来却说：“玄烨猝死后，他却违背其意愿，凭借所掌握的京师重兵，帮助皇四子胤禛即位。”如果真是这样，雍正帝只需夸隆科多是自己的“功臣”就够了，根本不必赞叹隆科多是皇考的“忠臣”。雍正帝这么写，绝不是“画蛇添足”能够解释清楚的。
什么是“忠臣”呢？简单地说，就是隆科多忠实地传达了康熙帝的末命，如此，他就是康熙帝的“忠臣”；胤禛因之继承皇位，隆科多自然也就是雍正帝的“功臣”。这是一体两面的事。复杂地说，前引孟森先生对于作为顾命大臣的隆科多称“功臣”的质疑铿锵有力：“顾命亦何功？不有旋转乾坤之力，口耳固不得言功也。”冯尔康先生对此解释说：“孟森说一般的‘顾命大臣’，称不起功臣，雍正许隆科多功臣，必是隆科多有了扭转乾坤的帮助篡逆的行为。”篡逆何得言“忠臣”！这或许是孟先生在质疑中不提“忠臣”的原因吧。
但“忠臣”乃白纸黑字（不，是白纸朱批红字），那么隆科多究竟因何能称誉“忠臣”，能堪当“功臣”呢？这和大统授受前后的情势密不可分。
这里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条件：怎么证明康熙帝去世时，隆科多乃面承末命之人？我们当然不能仅据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述就得出隆科多在现场的结论，还要看其他的证据。
隆科多四十一款大罪之一是“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孟森先生以为隆科多“明是愤世宗之背弃密约，特提受遣事作负气之语”。王锺翰先生说这话“不啻李斯临死上书之以罪为功”。许曾重先生认为，隆科多此话“显然是觉察出自己兔死狗烹的前景后发出的怨言”。
杨启樵先生的解读是，“应是孔明自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之所以治“大不敬”之罪，是因为“隆科多自比孔明，这犹可说，但此一比拟，岂非将雍正当作‘扶不起的阿斗’刘禅？自可构成大罪”。
冯尔康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隆科多说这话显然是要雍正看在传诏份上，尊重他，或不要整治他”。
众家看法各异（我个人赞同杨启樵先生的见解），这里我想指出冯尔康先生借此想要表达的：“如果他不是受诏传位雍正，他怎么能说这种话呢！由此倒证明他是康熙末命的聆听人，确有那个遗言。”冯先生落脚点在于“遗言”，而我这里更想强调“他是康熙末命的聆听人”。清初满人熟读《三国演义》，对“白帝城受命之日”的理解应无差偏，其中所含有的康熙帝临终传位之时隆科多面承末命的意思至显。当然，隆科多自称诸葛亮倒不一定非得视雍正帝为阿斗，这是另一个问题，与本文主旨无关了。
隆科多“欺罔之罪”中有一款：“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孟森先生读出的结果是“隆科多未预见升遐”，指的是康熙帝去世时，隆科多不在现场。
金恒源先生更是对此记述大加发挥：“隆科多被捕后利用审讯中供述的机会，向天下国人揭开了雍正的底牌：所谓康熙帝临终向隆科多‘托孤’、‘顾命’，完全是一场政治骗局。”
我以为他们的理解有误：第一，原文是“升遐之日”，而不是“升遐之时”；第二，在雍正朝的语境中，“皇上御前”或“御前”是指雍正帝御前（这里具体指当时还未称帝的胤禛），而不是康熙帝。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康熙帝去世的这一天时间内，隆科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例如隆科多曾奏过：“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这一欺罔之罪的具体所指虽不甚清楚，但它绝不表示康熙帝去世时，隆科多不在现场。
恰是雍正帝在关于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的上谕中，特别指出：“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隆科多本罪应诛戮，雍正帝因他是承旨之人而轻处发落。孟先生本认为隆科多不在末命现场这一款罪名，是大臣为了给雍正帝洗涮污名而编造的，岂知雍正帝却以他在现场定谳，令孟先生感到不解的是：既如此，“王大臣原疏即应以不实驳回，而《清国史》、实录俱并叙一幅，不嫌矛盾，尤见钦案之不以常法定矣”。进而感慨：“隆科多与世宗之承统，别有委曲显矣。”显然是孟先生多想了，隆科多与雍正帝继位之间，恰恰没有什么“委曲”。
其实早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帝就谕诸王满汉文武大臣：“为君难，为臣亦不易……为臣不易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谁人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顾命，谁又知其受顾命之苦处？”雍正帝对于隆科多见证末命的论述，始终如一。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隆科多忠实传达的康熙帝末命中传位之人就是四阿哥胤禛吗？为什么不是十四阿哥？
还要回到大统授受前后，且这次有时会站在胤禛角度看问题（这里希望不被认为是在“演义”）——这是解释“忠臣”与“功臣”的关键。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身体不适，由南苑回到畅春园，初九日命胤禛去天坛代行祭天。尽管现在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认为命胤禛代行祭天表示了他在康熙帝心中的重要位置——甚至是心中的接班人。可是，不论胤禛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都高兴不起来，因为皇父病重，而他却不在身边。
（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雍正帝反驳十四子是皇父心中人选的理由：皇父年岁已高，派十四子到西北领兵打仗，只是让他虚名坐镇，实际上是将他打发得远远的。不知胤禛此时会不会也用这种逻辑来考虑自己现在的处境：自己被安排远离皇父身边，是否也是皇父“借此驱远”之意？——同一材料，“横看成岭侧成峰”，就看解读者站在什么立场之上了。但是有一点更为重要：康熙帝的初衷肯定只有一个。）
胤禛每天数次派遣护卫、太监前去畅春园候请圣安，但没有父命，他不可能擅自回来。通过这些人之口，他肯定知道了畅春园的一些情况。待到十三日丑刻康熙帝“大渐”，已经病危，派人命胤禛速回，这时他才以最快的速度前往畅春园。
这里要代为解释一个问题，从丑刻传旨，到雍正帝自言“巳刻趋进寝宫”，中间相隔了八个小时左右。许多人对此生疑，从天坛到畅春园根本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并挖掘出了胤禛肯定有许多好马。如此拖延，胤禛肯定有政治阴谋，或与隆科多算计，或与其他皇子谈判等等。
对此，吴秀良先生有一个解释：要注意的是，雍正帝所说是“巳刻趋进寝宫”，这并不是说巳刻才到达畅春园。皇帝的寝宫不是想进就进的，必须要得到康熙帝的许可，而此时康熙帝病重，或精力不济或昏迷，从巳刻至他去世为止，在清醒时，分几次叫胤禛入内。吴先生极漂亮地解决了这个疑问。
这时有“两个”胤禛。一个是他自称的形象——“无意于大位”，进见了数次病重的皇父，皇父只是告诉了自己的病越来越重等一些不重要的话。后皇父去世，自己痛哭不止。这时隆科多宣皇父的旨意，让自己登皇位帝。自己“闻之惊恸，昏仆于地”。
一个是后人透过史料看到的号称“天下第一闲人”的胤禛，实际上也觊觎皇位。但是，当他得知病重的皇父身边有胤祉、胤禩、胤禟等兄弟，还有隆科多——他也不是自己的人，一定感叹皇位已与自己无缘。进见皇父，皇父也没有交代什么重要的话。后皇父去世，自己痛哭不止。这时隆科多宣皇父的旨意，让自己登皇位帝。自己“闻之惊恸，昏仆于地”。
根据前面的考查可知，胤禛与隆科多交往不深，甚至还可能以为他是竞争对手的同党呢。不论胤禛自称的无心帝位也好，还是后人说的有意君权也罢，对他来说，大势已去，继位无望，而这时突然由隆科多之口传达康熙帝的末命，自己得以继皇帝位。如此，胤禛怎能不“闻之惊恸，昏仆于地”！
我在上课时，讲到这里，有时会表演一下“闻之惊恸，昏仆于地”的动作，同学们不禁笑声四起——觉得雍正帝的自我描述太夸张了。其实，如此反应，太正常了，因为这种大统授受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心理承受力——不论是“惊恸”，还是“喜极”。
此情此景，百世而不一见。无论如何雍正帝对于隆科多肯定心存感激之情。尽管隆科多也只是尽顾命之责，只是多动了几下嘴皮子——转述末命而已。
现在再回头看一下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奏折的朱批内容。年羹尧在这份奏折中主要是奏请“嗣后凡有紧要事情，先具奏稿密呈”，雍正帝的完整朱批如下：
朕安。朕原不欲尔来，为地方紧要。今览尔所奏，尔若不见朕，原有些难处，难处者军务总事结局处。舅舅隆科多，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可以来，得乘驿速来。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其余见之面，再细细问你。
可以看出，朱批原本不是专门说隆科多的。雍正帝写到要年羹尧“乘驿速来”，因想到很快年羹尧与隆科多要一起面商事情，就话锋一转，再次说到了隆科多。这是雍正帝情不自禁的感情流露，是他最真实情感的表达。
应该承认，雍正帝在批此奏折时，想到的肯定不是前面所述继位前后的一帧帧画面——雍正帝写此朱批时，离他继位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我认为这话可以作为打开大统授受真相也就是雍正继位之谜的钥匙，因为只有联系到大统授受才能解释得通。“忠臣”、“功臣”、“良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虽读起来有肉麻之感，但从雍正帝的情感经历来说，这种用词并不为过，当然其中包括了对于隆科多在雍正帝继位后所起重要作用的称颂。
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历，必然给雍正帝带来强烈的刺激，对他的影响不只是一时的“惊恸”，而定会伴其一生，表现之一就是，这内化为“皇考付托之重”的意识，并时时流露于外。
本来，不管是明立太子，还是秘密立储，新皇帝对于先皇帝的这种“皇考付托之重”在言论上会有表现乃属常理。但比较几朝实录的记载，却可看出重大不同。初步统计，明确是先皇帝“付托之重”之类的上谕，顺治朝1处，康熙朝没有，乾隆朝21处，嘉庆朝24处，道光朝15处，咸丰朝12处，同治朝10处，而雍正朝只有短短的13年，却有40处。
当然在实录之外，这种“皇考付托之重”的记述还有很多，比如说《朱批谕旨》雍正帝近八百字的序言两次提到：
朕在藩邸未谙政事，不识一人，毫无阅历、闻见，及受皇考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临御寰宇，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因思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以励精为先，以怠荒为戒，朕非敢以功德企及古先哲王，而惟此勤勉之心，自信可无忝于古训，实未负我皇考付托之深恩也。……
《大义觉迷录》开篇的第二道，也就是他辩驳“逼父、逼母”等十大罪的那道上谕，起首就说：
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
如此多的“付托之重”，解释为说给他人听，作秀，是行不通的；言由心生，这是传位形式深深刺激着雍正帝所带来的外在反应。
而这种“骤登大宝”情感，也时有外露。举两个例子，雍正帝在元年八月十二日闽浙总督满保的奏折上批云：
朕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声名，兹每思前事，即深感惭愧。兹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此虽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
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云南巡抚朱纲奏呈雍正帝的面谕：
朕前在藩邸深蒙圣祖慈爱，嘉予诚孝，然并无希冀登大宝之心，及恭荷圣祖付托之重，骤膺天命……
总结说来，康熙帝临终有末命而无书面遗诏，隆科多在康熙帝死后忠实转述康熙帝的末命，胤禛继皇帝位。这种解释正一步步将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的大统授受说法坐实。
但还存在不易解释的地方。这就是孟森先生所指出的，康熙帝先将传位之事告诉了隆科多及诸皇子，胤禛数次进见问候，康熙帝与他交谈，说明他是清醒的，那为什么不将此事告诉当事人？“竟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诸子知之矣，隆科多知之矣，独不使受遗之人得知，此岂在情理之内？”孟先生真是独具只眼。
杨启樵先生承认：“我虽然反对篡位说，却对于这条反证无法为雍正辩护。”
冯尔康先生的解释是：
康熙不立太子，也不许臣下提这件事，于是不立储成了规矩，如果他的遗言早早透露出去，等于立了太子，不合他的意思；再如他的遗命也不是立太子，而是说雍正在他死后继承帝位，也就不能在他生前宣布，必须在死后由辅佐大臣传达。
我做一点补充：在立储一事上，康熙帝已是两立两废同一太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实在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康熙帝会第三次公开立储吗？而晚年的康熙帝越发在乎自己的名声，他肯定会认真思索这件事，最后他选择直接传位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胤禛由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得到皇位，但他对康熙帝“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的传位之法，或许也难以理解，或许更感到后怕，因此才会在即位不到一年，就有了雍正元年八月进行秘密立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