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少年时代

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是历史悠久之地。自古以来，名人荟萃，如李冰的治水，文翁的文教，诸葛亮的治蜀，历代传颂不衰。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宋代三苏父子都出生在这里，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曾寓居此地。四川的名山大河也颇有名气，如天下第一秀山的峨眉山，奔腾澎湃的大渡河，闻名天下的成都的都江堰等等，历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颂。在大渡河、青衣江、岷江的汇合处，依傍着秀丽巍峨的峨眉山，坐落着自古以来被称作“海棠香国”的乐山城（古称嘉州）。隔江与城相望，有苍翠秀丽的凌云山、乌龙山矗立江畔。凌云山侧，依山傍水有唐时开凿的我国最大的佛像，为乐山山水更增添了壮丽的声色。李白有诗赞曰：

苏轼也有诗道：“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宋邵博《题清香亭》云：“天下山水之盛蜀，蜀之山水在嘉州”。

这里不仅是山水明媚，风光秀丽的所在，而且，它还是一座文化名城，历代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诗迹和文名。汉代的郭舍人，曾来此注《而雅》，现有名胜“尔雅台”。之后，历代写嘉州的诗文甚多，如唐王勃、李白、杜甫、岑参、薛能、薛涛；宋苏轼、苏辙、黄庭坚、宋祁、陆游；明杨慎、杨基、费密、汤显祖；清王士祯、张瑞、汪中洋、郑成基、袁文藻、朱盛、李凋元、王元盛、赵熙等。其中苏轼是与嘉州的山水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关于他的名胜也最多。凌云山上有东坡楼一座，相传为苏轼读书写字处，楼前有池，曰东坡池，传为东坡洗砚所用，后世文人至此，多题诗文，至今尚刻留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他的著名的《送张嘉州》就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佳作，诗曰：

沿着大渡河（古称沫水）的西南岸，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称若水），在离乐山城七十五里路，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村镇，名叫沙湾。据《乐山县志·方舆（二）》记载：沙湾镇“唐时名南林镇，前清道光时以水灾迁今地，位铜河两岸，二峨三峨两山之麓。”这里，风景宜人，人们常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句子来形容当地的乡土人物。沙湾西面紧傍雄伟多姿的峨嵋第二峰绥山﹙又称二峨山）。绥山象一堵大屏风，把西边的大峨山隔断了，大峨山只在它后面冒出一点头顶。

峨眉山，每年四季，随着时月阴晴的更替，寒暑的推移，它的容颜都在变化着。清晨，岚烟雾霭，笼罩着半山，朦朦胧胧，撩人遐思；太阳出来后，山头渐渐显露，白雾缭绕在山间，象仙女束身的腰带，更显出山峰的秀雅。秋季来临，峨眉山早早地戴上了雪帽，在清晨的阳光中闪耀着璀灿的光辉；沙湾东面的澎湃奔泻的大渡河，每当夏季，河水奔腾咆哮，动人心魄。这样的时候，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轻歌曼舞。冬季水落了，河碛中处处都是绿洲。

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在这里出生了一位“东方未来的诗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巨星。他排行第八，出生时已死去两姐一兄，还有两姐两兄，母亲亲呢地呼之“八儿”，乳名文豹，取“豹子投胎”之意，号尚武，学名开贞。一九一九年，开贞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一诗，署了个笔名，郭沫若，此名是取他故乡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两河合拢之意。从此，郭沫若这个名字就逐渐为中国人民所熟悉。

郭沫若家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上七都。大约在清乾隆四十年，即公元1781年，郭沫若的祖先郭有元从福建来四川，开始是做苎麻生意，从福建汀州府宁化采集野生苎麻，后来，自己办起了马帮，沿途开设了十三个站驿，接着又开了几处盐井。大约在嘉庆年，郭家在沙湾购置田产，由工商业户变为工商业兼地主。今郭沫若旧居是自郭沫若曾祖父郭贤琳起开始建造的。这是四川农村中等地主居住的那种类型的房子：四进穿逗木结构建筑，坐西向东，有三十六间房。石头和青砖砌成一个小天井；天井正东是大门；门额有“郭鸣达兴号”匾额；还有“贞寿之门”的题额。第三进左侧是一庭院，为郭沫若儿时读书、游玩之所；庭院正面一间大屋，即绥山馆，是郭沫若幼年读书的课堂。第二进左侧，有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郭沫若就诞生在这里。

郭沫若祖父郭明德，绰号“金脸大王”，曾与其弟执掌过沙湾码头。由于他“任侠好义”，家业是以中落。郭沫若父亲郭明沛﹙1853年—1939年﹚，早年辍学入商，奔走于铜、雅、府三河之间，酿酒、榨油、卖鸦片烟等，商号“郭鸣兴达”。由于他精明能干，使家业复振，成了一个中等地主。郭家在祖父一代已奖励读书，至1905年清廷废科举制度时，先后有四人进学。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1877—1936﹚留日归来，也曾中法科举人。到郭沫若时，郭家已被公认为书香门第了。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1857—1932﹚也知书达理。她的父亲杜琢璋，是个二甲进士，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升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正遇苗民起义，杜琢璋等自杀。那时，她不满一岁，由奶妈带着逃回四川，寄住在杜氏外祖父家。这时，外祖父家境已经中落，生活日渐艰难，一家人常常“饔食不继，至以菽麦杂粮充饥”。杜氏无父无母，从小受堂姐妹的欺负，甚至被强迫喝“檐溜”，以至病倒。祖父谢世时，曾遗留给她一件金首饰，却又被舅氏无理强行索去。她十五岁便嫁到了郭家。出嫁时，杜家推走了之，嫁奁一概不闻不问，“由族人共醵资遣嫁，礼殊草草”。所以，郭沫若说：“她的一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杜氏在郭沫若小时，常常向他谈起这些，这使他从小多少知道一些民间的疾苦，对社会底层人民产生着同情心理。

杜氏很聪明，巧于刺绣，善为女红，有神针之誉，而且十分能干。据郭沫若回忆，在他有记忆的时候，他记得杜氏还背着小他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他们兄弟姐妹都是由他们的母亲一手带大的。

杜氏虽未进过学校，但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背诵一些诗词。还在郭沫若发蒙以前，母亲就教他念诗。“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的诗句，曾逗引他浓厚的读书兴趣；“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等唐诗，使他终身难忘。他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底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亲之赐。……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在幼年时代，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母亲，他很爱他的母亲。后来，郭沫若在谈到他是怎样开始文艺生活时，曾说：“我到后来走入文艺生活，这层家庭教育我认为是极重要因素”。

1897年的春天，年仅四岁半的郭沫若便被送进了家塾绥山馆读书。这是郭沫若自己要求的。郭沫若在未发蒙以前，记忆力就很强。每当晚上，他的次兄郭开佐在灯下吟诵《易经》、《书经》时，睡在床上或在灯下游戏的郭沫若听他读几遍，倒也可以成诵了。所以，父母看他也还聪明，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父亲领着他到家塾绥山馆，用一对蜡烛三柱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向专馆沈焕章先生拜了师，算是正式发蒙。沈焕章先生，是四川犍为县人，是一位廪生，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同时又是一位执教严格而又能随时代潮流前进的好老师。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可读不上三天，他便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了。因为那很暧昧的哲学问题，实在叫他这样一个儿童不感兴趣。

沈先生的教规是极严格的。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若拿它打起人来，尤其是打两爿屁股，可真叫人忍受不了。蒙发以后一年后，沈先生改用细竹打人的头，小小的头被打得都是疱，晚上睡觉痛得不能就枕。母亲可怜他们，替他们做了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虽说一时蒙蔽了先生，可时间一长还是被发现了，跟着而来的当然是更加痛苦的刑罚。幼小的郭沫若就饱尝了中国封建古老野蛮的教育方法的苦楚。

后来，是读司空图的《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再后来是读《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古文观止》等。按照家塾的规矩，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他看来，与其读《易经》、《书经》等经书，不如读诗有兴味。不过熟读这些书，使他自幼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对他以后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达到很深的造诣，并且取得斐然的成就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古书的熟读，它唯一的好处，便是能教人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对于诗歌，浅显的《千家诗》他不感兴趣，他爱读比较高古的唐诗。在唐诗中，郭沫若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等的诗，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愈。王维在《竹里馆》里“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了一种幽邃的世界”，使他深深地感到了诗的美。这对他以后的创作风格及文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他对唐人司空图的《诗品》读得最早，而且顶喜欢它，这对他以后关于诗的见解有深刻影响。

八岁时，郭沫若开始学做对句及五七言试帖诗。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聪颖的郭沫若稍经平仄对仗的训练，便能对作诗的对仗产生特殊的敏感，并且能够自然地运用联想的方法，把教师教作的对子对得很工稳。有一次，先生和他们在家塾后面去钓了鱼回来，先生在评字的时候，在纸背上细字了“钓鱼”两个字，便向他们索对。当时郭沫若刚看了“杨香打虎”的木人戏不久，他便突口叫出“打虎”，先生拍手叫绝。他的一个从兄比他大三岁，他想了半天才想了一个“捉蝶”，先生说勉强可对。后来先生向他父亲称赞他，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

1900年，不满十岁的郭沫若到一河之隔的太平场读书。当时教师是一个姓江的秀才。江秀才只因一次过木桥时，自己牵的马使对面过桥来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妇女受惊掉进河中，打了半年官司，弄了个倾家荡产，只好出来教私塾。有一次江秀才讲《九章》，黑板上留下“涉江”两个字有事出去了。一个调皮的学生上下加了几个字，改成一个上联：“江秀才涉江冤乎枉乎”。大家喊郭沫若对下联，郭沫若立刻写道：“余童生读书困哉难哉”。余童生是交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的挖煤工人的儿子。郭沫若余意未尽，又在对联下写了一首诗：

江秀才看了诗，竟深深受感动，免了那人的学费。郭沫若用诗表达了对穷苦同学的同情，引起同学们的尊敬和老师的好感。

郭沫若爱憎分明，对于横行乡里的“歪人”，他也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他的憎恶。那时沙湾镇上有个作威作福的袍哥舵把子徐品三，乡人十分疾恶他。郭沫若便作了一副对联骂他：“无点骰儿不算快，没边梯子有点悬挂！”“品”字象赌博的用具；无点的骰子，赌博时，点多为赢（即快）。徐品三的“三”字，又象是没有边柱支撑的梯子横木。上联的“不算快”，对下联的“有点悬”，辛辣地讽刺和诅咒了这个恶霸一定不会有好下场。表现了郭沫若的机智、聪慧。

在古典诗歌熏陶下，上私塾时的郭沫若就初步具备用旧诗来状物抒情的能力。有一次，郭沫若带着他的侄女郭珩英到屋后的一条小沟边钓鱼，侄女让他作首诗，他脱口而出：“闲居无所事，临风钓茶溪；钓杆含了去，不知是何鱼。”用字清新，诗意盎然，很有旧时所谓“神童诗”的意味。又如他写的五律《邨居即景》已显露出这位未来的在诗人早期的创作才华：

这首诗内容比较简单，却表现了这位少年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诗中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真活泼的生活情趣。《早起》又是一首少年郭沫若的即兴诗。诗人通过描述自己在冬日早晨临窗远眺二峨山、三峨山的雪景，抒发了他的惜春的情怀。“无端一夜风和雪，忍使峨嵋白了头”，这样的诗句，生动传神，联想奇特，表现了郭沫若早期观察生活与概括生活的本领。

郭沫若的少年时代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生急遽变化的时代。在郭沫若出生三年以后，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七年后又发生了戊戌政变。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就在郭沫若八岁时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屈膝求和，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国家正处在极度的动荡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郭沫若也逐步受到社会动荡、变革的影响了。当时的四川，也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空前未有的压迫和掠夺。如嘉定“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共以赢，仅得往日之半耳。”（《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逐渐在四川传播。如成都开设的“尊经书院”，由王闿运任院长，主讲“公羊”经学，主张阐述“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廖季平写出《古今学考》和《公羊春秋补证后序》，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此后，一些改良主义者创设学会、报馆、学堂，传播维新思想，全省风气因之开通。资产阶级新文化当然也势不可免地冲击着沙湾小镇。

在郭沫若少年时代除了他的父母老师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大哥了。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于1903年四川废科举兴学校时考入成都东文学堂，后留学日本。他在东文学堂读书期间，接触了新学，立即成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乡里首先提倡放足会，郭家是乡中解放得最早的，他还让郭沫若的妹妹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书。此外，郭开文还把大量新书报，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源源不断地寄到家里来。郭沫若对《启蒙画报》尤感兴趣。他用纸把插画临摹着画下了许多，贴在他床头的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郭开文还给郭沫若灌输“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并动员他到东洋去读书。1905年元旦早晨，郭开文坐在郭沫若床沿劝说弟弟去东洋读书，学习实业，由于郭开文讲话时无意中说了句“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的话，被父亲骂了一场，结果，郭沫若跟随大哥去日本留学的美梦也随之成为了泡影。但是，他大哥那种浪漫主义的气质，那种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积极赶上时代潮流的民主革命精神，对于他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后来，郭沫若在纪念他大哥时说：“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然而，真正培植郭沫若的反叛性格，把他引上文学道路的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学作品，便是郭开文收藏的几部“奇书”，如《西厢记》、《西湖佳话》、《花月痕》等。尤其是《西厢记》，更是少年郭沫若接受文学熏陶的第一部优秀古典作品。它对郭沫若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后来，他在评论《西厢记》时称它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

在此期间，郭沫若还阅读了一篇对他以后所走的道路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猪仔记》。小说叙述的是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的罪行。小说中叙述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恶毒的行为，中国人受到的无限的虐待，使富有强烈正义感和爱国心的郭沫若异常震惊和愤怒，他认为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鼻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同情无产阶级悲惨遭遇的种子。这也为他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打下了思想基础。

1904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迅速传播，郭沫若的家塾绥山馆也发生了变化。沈先生改革教法，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之外，开始教郭沫若他们数学，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开方。家塾的壁上挂上了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與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使他们的观感焕然一新。郭沫若以后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说：“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象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时，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沈先生让他们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读《东莱博议》。这两本书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相互发明，这给予了郭沫若很大的启发。他的好议论的脾气和好作翻案文章的脾气，就是从这里开始养成的。

自从郭开文提倡办起蒙学堂以后，郭沫若也间接地受了很大影响。蒙学堂的刘先生很热心地把“洋操”介绍到乡里来，沈先生自己虽然没有采办，却叫郭沫若他们去参加刘先生的“洋操”。“洋操”的口令当时还没有翻译过来，连立正、向右转、向左转这些最基本的口令都是用日文喊的，更有趣的是，走起步来的“一二三”的口令也用日语。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感觉着浓厚的趣味。

这一时期被郭沫若称为“真正地蒙发了的一样”。

1905年，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郭沫若的父亲亲自送他入城考学。

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有不少投考的学生都是年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老童生，郭沫若年最少。头场考试揭晓，在近两百名的考取生中他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复试的结果，郭沫若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父亲欢喜异常，带着他走了好几处亲戚人家。

1906年春天正式开学，所有学生都在学堂里寄宿，郭沫若也从乡里搬进学校。学校建在草堂寺的旧址上，从前的戏台成了学校的正门和办事人的居室。戏台前面的广场成为操场，上面覆盖着一片银白的细沙。左边是自修室，右边是寝室，正面大堂改成了讲堂。学校的背后是一片荒山，建筑在那荒山上的外城便天然地成了学校的后墙。学校所开的课有读经、讲经，也有历史、地理、音乐、算术、体操。由于学校当局昏庸腐败，所谓“新学”并没有给学生什么教益，讲算术的教师连加法都弄错，所谓体操也就是教了许多的日本式舞步。学校的教育方法比之从前的“扑作教刑”方法要文明得多了，废除了体罚学生的做法。那时能引起郭沫若兴趣的，倒是监学易曙辉讲授的乡土志，他把嘉定府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他们，同时还常征引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此外，便是廪生帅平均讲授的《礼记·王制》和《今文尚书》。他自称这是他后来与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由于学校课程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郭沫若那时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或者钻进校内留存的原寺院的正殿和后殿去毁坏偶像，不到上灯，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

这一期间，郭沫若结识了两位好朋友。一个叫吴尚之，他只比郭沫若长得几天，身体比较矮小，性情也很驯静。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酒，一起登高标山，游凌云山，进西湖堂，城内城外尽情地游玩，同一地方每次去游玩，也不会生出厌倦。晚上吴尚之要回家，郭沫若也不得不回学堂。他们两人总要相互送行，有时送来送去，要送好几次。星期天，二人又相聚在一起游玩一天，如果遇着下雨或者彼此有事情的时候，他们彼此都感觉着痛苦。他们也有闹矛盾的时候，但事后误会一解除，两人仍然相好如初。吴尚之的记忆力也不弱，在第一学期试验的时候刘书林先生讲的《十六国春秋》中的一些人名字，他们二人彼此拿着书本暗记，十行一次的竞争，结果是只读一两遍两人便都记住了。后来，在第二学期的分班考试中，吴尚之虽然考的第七，却被降到乙班去了。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共同的痛苦，他们不得不渐就分离了。几年以后，1910年，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期间，与吴尚之又相逢，郭沫若欣喜异常，特作了两首七律以表达他对小学笃友诚挚友谊的无限珍惜和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其诗云：

另一个叫张伯安，他是一位数学天才。在小学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力量，他已经通晓代数了。张伯安比他大一两岁，和吴尚之是同学。原是他们非常亲密，但在学校的第一学期中，他们因为什么事情决裂了，经郭沫若的调解，又才把他们的友谊恢复了起来。他们经常聚会在张伯安的家里。后来，由于家境困难，张伯安虽然勉强从高等学堂毕了业，但始终没有机会出外发展他的禀赋。郭沫若深为叹惜，认为可惜埋没了一位天才。

郭沫若在城里读书，因为是乡下人，年纪轻，常受城里学生欺侮。第一学期，郭沫若考试成绩最优，一些学生嫉贤妒才，于是发生了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不能制止，反而屈服，竟采用扣分、压名次、重新改榜的办法来平息风潮。风潮虽然平息了，但在郭沫若心里却播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一个转折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郭沫若竟成了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和他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一位徐老童生，由于他饭量很大，吃了这一边的，还要吃那一边的。郭沫若他们把他厌恨极了。有一天中午，他们几个小学生约定，他们每次盛饭都要盛得很少很少，彼此轮流地把饭瓢把持着不使落在他的手里。这样竟把那位老童生难住了，等他们把菜抢干净了，他只吃得一碗饭。老童生恼羞成怒，跑去告了他们的状。监学易曙辉把他们七个人叫去和徐老童生对审，易监学不问青红皂白出乎意外地给了一个小学生一记耳光。郭沫若忍不住上前质问道：“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学生们也同声喊了起来。易监学一恼之下便退出了学校，扬言要辞职。这一下可捅了麻蜂窝，全校闹翻了天，一直闹到晚上，易监学才被挽留住了。学校给郭沫若记了一次大过，其余六人罚了两个礼拜的禁闭。这一次反抗易监学之后，郭沫若在学生中的威信完全树立起来。

1907年1、2月间，郭沫若把司马迁的《史记》、读了一遍。他对《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十分喜欢，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他无上的同情。他在研究《伯夷列传》时，赞赏了司马迁关于伯夷、叔齐能够传于后世的原因的精辟分析，纠正了注疏家们过去理解上的错误。对于许由、卞随、务光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个问题，郭沫若找寻了两个因数：一个是人的好恶关系。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人的因素；一个是时代的清浊关系，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因此不甚稀奇；而伯夷、叔齐则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持别出众，所谓“发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时的因数。《史记》对郭沫若思想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和史剧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屈原、信陵君、高渐离等历史人物，成为他后来史剧创作的主要艺术形象的素材。《史记》不仅给予郭沫若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给予他丰富的文学营养。

1906年的第一学期中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半日休假。但自从第二学期起，这一个制度被废除了。郭沫若作为甲班代表向办事人要求恢复周末的休假日制度，未果，又掀起了同盟罢课风潮。这次罢课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在学校的阴谋策划下，利用卑鄙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郭沫若为同学出卖，被检举为“罪魁”，而一度遭学校斥退。后经郭父的多方奔走，才得以复学。这一冷酷的现实，使他得以进一步认识到人生、社会的丑恶和复杂。

郭沫若既领略了“人性的恶浊面”和人生的冷酷和复杂，开始形成自己的叛逆性格以后，写下了《九月九日赏菊咏怀》一诗：

诗人抒发了他对陶渊明弃官退隐的清高品格的仰慕，表达了他要同下里巴人和歌的叛逆行为，他以菊花的高格自誉，来嘲讽那些专事阿谀献媚的“蜂蝶”们，抨击了腐败不堪的教育制度。这是郭沫若表现自己反叛精神的第一首诗，在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具有重大意义。

1907年6月，郭沫若以优等成绩自乐山高等小学毕业，秋，升入嘉定中学堂。他在小学所受的侮辱与打击，使他的思想性格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天真无邪的儿童精神消失了。

学校位于嘉定城正中，正面是最热闹的街市，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学堂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学校的校长是个乐山县人，作过几任县官，对于教育办学完全不通，是个外行，监学也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在开学式上，这位监学偏要出一次风头，登台演说，开口就是：“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后来，学生们给他起个绰号，称他“三半先生”。学校的教习也多为不学无术之辈。教地理的教习，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甚至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连我们的邻国日本、朝鲜的方位都搞错了。博物课的教习乌贼的嘴当成肛门。国文教习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胡乱解为“盼望你们诸位”。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郭沫若焦躁、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什么样人。他憧憬欧美，企望能到欧美去留学，其次是日本，再次是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去。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由于对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又没有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思想处于一种空虚而又彷徨的境界之中，课余便与同学打牌喝酒，到会馆去看川剧，甚至大闹剧场。他的吃酒的习惯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当时，校内有八个最爱游耍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郭沫若便是其中的一个。由这些“行星”他逐渐地认识了城内的一群游荡子弟。他们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子弟，平时追逐时好，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在酒后就是打牌。郭沫若的消沉，使他过去的好友十分替他担心。在休假的时候他们总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避开他那些游荡的朋友。

1908年初，学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新校长姓秦，是犍为县人，曾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要稍微整齐一点。但教习的水平仍是很低。比如，成都高等学校预料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语的“English”为“因革赖徐”，读“school”为“时西火儿”。讲博物教员把别人的钞书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为“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开始向文学发展。课余之暇，他阅读了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他为梁启超那轻灵的笔调描写的那些亡命志士、建国的英雄所陶醉。他崇拜拿破仑、毕士麦、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同时，他还开始阅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Haggard（哈各德）的《迦茵小传》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引起他深厚的同情。他很爱怜她，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这在郭沫若的心中埋下了向往幸福、爱情的种子。对他后产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便是这一时期他读的Scott（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通译《艾凡赫》）。书中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给他很大的启示。郭沫若后来回忆道：

英国Lamb（兰姆）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他说：

1908年，发生了一件影响郭沫若以后生活道路的重大事情。在这年秋天郭沫若生了一场肠伤寒病。

那是中秋刚过，郭沫若总是感到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非常厌弃油荤，连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味。就这样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于是他决定回家去休养一段时间。他在监学那里请了假，雇了一乘肩舆，黄昏的时候到了家中。

郭沫若的父亲是懂中医的，虽然他并没有学过医，但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收集了不少的医药知识，在缺少医生的乡下，有不少病人都找他。由于凡是找他看病的人，大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这次郭沫若回到家中，他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他吃，但他的病情太重了，药没有发生效力。他父亲不得不请来了当地唯一的儒医宋相臣先生。宋先生说这是“阴症”，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郭沫若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乾姜。药服上以后，郭沫若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象发了疯一样。他在床上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他不住地乱吼，要到地下去睡。宋先生这时也束手无策了。当天又去请来了巫师，在床上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出来敷在他的心上，还吃了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到了第二天，又请来了一位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的姓赵的医生。赵医生说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结果，遭到了宋先生的坚决反对，两人一直争论到天黑，最后由郭沫若母亲做主，要他吃赵医生的药。吃了药以后，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病情也没有再恶化，一连吃了六服，两个礼拜以后，郭沫若的意识渐渐恢复了，又吃了他父亲开的几剂药后，高烧渐渐地平复下来，三、四个星期以后，便能够起床，坐得住了。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并发的中耳炎，他的双耳聋了，从此，他一直重听，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以后走上了弃医从文的道路。同时，并发的还有脊椎炎，使腰椎不能久经劳动。这是郭沫若一生中对他打击最重的一件事情。

1909年10月，发生了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冲突的事件。事件发生在萧台庙的戏场里，双方都动了武力，把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位学生被打得吐了血，一位士兵也被打得半死。学生们要求营长亲自到学校来赔罪，斥革肇事的士兵，对于受伤的学生赔偿医药费。可是军营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在军人面前倒了威风的先生却把威风耍在了学生们面前，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结果，学生们第二天便罢了课。第三天上午，学校当局采取高压手段进行镇压，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人的大过。就连冲突时并未在场只代替在场的学生们报告真实情况的郭沫若也在这被开除的八个人之列。学校当局还把被开除的八个人报到了上边，通饬全省。这对于学生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不能在本省读书了。于是，郭沫若便不得不随他的五哥到成都去了。这对于郭沫若来说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

从此，郭沫若结束了在嘉定县城的读书生活，同时也告别了自己那充满着玫瑰般色彩和憧憬的童年、少年时代，开始走向人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