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疸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由于游离胆红素的毒性，少数患儿可出现严重高胆红素血症导致胆红素脑病，造成神经损害和功能残疾。最近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已经占我国住院新生儿病例的49.1% ^［1］，2012年北美和欧洲一项调查显示，北美和欧洲的核黄疸和胆红素脑病的发病率为0.5～2.4/100 000 ^［2］，然而和早期的临床病例不同在于，核黄疸和胆红素脑病的主要人群不再是Rh溶血病患儿，而是往往没有溶血依据的足月儿和近足月儿 ^［3］。他们被当成是健康的新生儿出院，然而当他们回到医院时血胆红素往往超过了30mg/dl并且已经出现了核黄疸的典型神经系统受损表现 ^［4］。还有一小部分更难被识别的患儿，他们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不久即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血胆红素急剧增加并出现了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表现 ^［5］，葡萄糖-6-磷酸酶（G-6-PD）缺乏症是这一组病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我国目前没有关于胆红素脑病流行病学的报道，但2009年1～12月28家共报告348例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或核黄疸病例，随访的223例病例中，94例（42.2%）有严重的神经系统后遗症 ^［7］，发生率应该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而，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进行适时、有效、安全和经济的干预，避免胆红素脑病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为防止重度高胆红素血症（>342µmol/L）的发生以预防胆红素脑病，美国儿科学会（AAP）于2004年修订了1994年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疗指南。两个指南的实施都明显地减少了胆红素脑病的发生风险，其中，1994年指南实施后，1994～1996年，美国胆红素脑病的发生率为1.5/10万，明显较1988年的5.1/10万的发生率降低 ^［8］。2004年指南实施后，调查美国11家医院发现达到需要换血的新生儿从0.45%下降到了0.17%，而需要光疗的新生儿从4.2%增加到9.1% ^［9］，表明通过实施系统的管理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早期光疗干预新生儿增加，而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需要换血的新生儿减少。这些胆红素值到达需要换血标准的新生儿是发生胆红素脑病的主要危险人群，及时随访干预是防控胆红素脑病的主要措施。2007年加拿大儿科学会发表了新生儿黄疸干预指南 ^［10］，此后不久，以色列、挪威及英国也基于黄疸的共识发表了黄疸干预指南 ^［11-13］。在我国，由于新生儿黄疸的高发生率、高住院率以及严重的致残率，使其越来越成为儿科医生、社区保健医生及家长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2000年广州召开的新生儿黄疸与感染学术研讨会上，制定了我国的黄疸干预推荐方案，2001年发表于中华儿科杂志 ^［14］；2009年，召开的新生儿黄疸专题学术研讨会，对2001年发表的黄疸干预推荐方案提示若干补充意见，指出应以“足月儿黄疸干预标准”替代单纯基于一个总胆红素而制定的“足月儿病理性黄疸诊断标准”与“新生儿黄疸光疗指征”；并建议制作我国小时胆红素百分位数列线图作为生后小时龄的干预标准并强调有胆红素脑病高危因素时应尽早干预 ^［15］。

在本章节中，首先明确一些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中涉及的几个专业术语：生理性黄疸、病理性黄疸、高胆红素血症及重症高胆红素血症，然后主要将就ABO和Rh（D）血型不合溶血的产前筛查、发现胎儿严重溶血的宫内治疗、母婴同室新生儿的黄疸管理及出院后黄疸的随访，尤其是对母婴同室新生儿黄疸进行识别和处理，以及如何在适当的时机给予干预及预防高胆红素血症造成脑损伤进行阐述。

2006年Maisels推荐停止使用“生理性黄疸”与“病理性黄疸” ^［16］，依据是新生儿黄疸的防治目标是防止出现高胆红素血症和预防胆红素脑病，新生儿黄疸干预的原则是1994年美国儿科学会制定的干预原则即“对新生儿黄疸进行干预带来的优点大于治疗带来的缺点”，当存在高胆红素血症、存在高胆红素血症与急性胆红素脑病的高危因素应予以干预。我国2008年第7版《儿科学》教科书仍将新生儿黄疸分类为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指出：病理性黄疸诊断标准为总胆红素>12.9mg/dl，总胆红素值>12mg/dl已达到光疗标准。光疗指征为：①血清胆红素>221µmol/L（12.9mg/dl）；②已诊断为新生儿溶血病，若生后血清胆红素>85µmol/L（5mg/dl），便可以光疗；③超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血清胆红素>85µmol/L（5mg/dl），极低出生体质量儿的血清胆红素>103µmol/L（6mg/dl）。其中第1与第2条处理的对象为足月儿，第3条为早产儿。但是在1999年Maisels对自己提出的12.9mg/dl作为诊断病理性黄疸的上限提出疑问，他认为：①不同种族血清总胆红素值不同，很难区别在某一总胆红素值时为生理性或非生理性黄疸；②要确定足月儿的正常总胆红素值有一定难度；③最实用的解决办法是确定黄疸的干预值（therapeutic definition），而不是确定黄疸为生理性还是病理性。丁国芳 ^［17］也指出判断足月新生儿总胆红素值是否正常，结合生后的时间进行分析非常重要，简单地将新生儿黄疸进行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分类导致了一些儿科医生忽略患儿出生时间及胎龄等因素的影响，缺乏个体化的分析和监测。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应该不再使用新生儿“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这两个曾经使用的专业术语，取而代之的应该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这一专业术语。有关高胆红素血症及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是如何定义的呢？1994年前美国曾使用足月儿血总胆红素大于12.9mg/dl（220.59µmol/L），早产儿血胆红素大于 15mg/dl（256.5µmol/L）作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标准，但这一概念已不被建议使用。最合理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标准应当来自对健康新生儿血清总胆红素值的流行病学调查。推荐对于足月儿和近足月儿来说“高胆红素血症”定义为总胆红素值大于第95百分位的小时胆红素值；生后96小时总胆红素值 >342µmol/L（20mg/dl）为重症高胆红素血症，>428µmol/L（25mg/dl）或 513µmol/L（30mg/dl）为极重症高胆红素血症，这一概念，已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广泛认可。2004年以色列指导方针及2008年欧美联合发表的新生儿黄疸欧美专家共识都提出应以小时胆红素值大于等于第95百分位作为干预的标准 ^［18］。对于胎龄小于35周的早产儿尤其是极超低出生体重儿，由于他们在住院期间都得到了适时的光疗等干预，无法绘制这一人群的黄疸发展的自然曲线，所以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胎龄小于35周的早产儿。丁国芳指出新生儿黄疸启动治疗的标准应该是依据新生儿病史（包括母亲孕、产史、胎龄、日龄、喂养、大小便等）、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而制定的个体化治疗策略，任何干预标准或指南仅仅是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治疗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范围，具体到每一个患儿应该是依据胎龄、日龄、是否存在高危因素等的个体化的标准，不能用一个固定的界值作为新生儿黄疸的干预指标，因此2001年中华医学会发表新生儿黄疸干预推荐方案。总之，新生儿黄疸的干预指标应为随胎龄、时龄、出生体质量而变化的多条动态曲线。

在新生儿出生前，所有的孕妇应进行ABO和Rh（D）血型的测定及筛查血清中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免疫抗体。筛查出Rh（D）阴性的母亲非常重要，因为孕期注射抗D丙种球蛋白可以预防她们发生Rh（D）致敏。Rh阴性血型的母亲生产时，应当抽取脐带血进行抗体测试（直接Coombs试验）及新生儿ABO血型、Rh（D）血型测定。对于O型，Rh阳性血型的母亲，也建议进行脐带血的婴儿血型和直接抗体检测，但如果医院能够确保可以对新生儿黄疸进行持续的系统评估和保证出院后的随访，这一检测也可以不做（图 2-5）。

在缺乏预防措施的情况下，14%怀有Rh（D）阳性胎儿的Rh（D）阴性孕妇将在妊娠6个月内或以后产生抗D抗体 ^［19］。研究发现，给没有发生致敏的Rh（D）阴性孕妇在孕期使用抗D丙种球蛋白可以将产前的致敏发生率减少到0.1% ^［20］。抗D抗体可在胎儿的红细胞致敏母体产生抗体前就破坏了胎儿红细胞，故抗D丙种球蛋白应该在妊娠28周时常规运用于没有发生致敏的Rh（D）阴性孕妇 ^［21］。怀有Rh（D）阳性胎儿的Rh（D）阴性孕妇分娩后72小时内要给予一次重复剂量以防止再次妊娠时发生溶血（图2-5）。羊膜穿刺术，绒毛取样，或胎儿血液采样后也应该给予抗D丙种球蛋白。这种预防方案在发达国家是常规运用的，它使Rh（D）血型不合溶血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很少见。但在卫生系统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地方，怀有Rh（D）阳性胎儿的Rh（D）阴性孕妇不接受抗D抗体的预防，每年成千上万的女性将产生抗D抗体，大约一半的婴儿出生后会患Rh溶血性疾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也是这样，每年很可能有多达100 000的新生儿出生并患有Rh（D）溶血疾病。

由于ABO和Rh（D）血型不合溶血病产前免疫学筛查及预防方案的实施，发达国家出现胎儿水肿的病例已经很少。一旦出现胎儿水肿，溶血性疾病的患儿具有很高的死亡率，所以应该做好各项措施预防胎儿水肿的发生。宫内输血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溶血性贫血及胎儿水肿的有效方法 ^［22］，能消除胎儿水肿，提高胎儿组织器官的供氧率，促使其正常发育。

当孕妇血清抗D抗体效价在1∶32以上，羊水胆红素测定△OD450值>0.3；脐血红细胞比容<0.3；B超提示胎儿水肿及腹腔积液、心脏扩大等均提示胎儿溶血严重，需行宫内输血治疗 ^［23］。如果既往有新生儿或胎儿溶血病导致围产儿死亡病史，孕妇抗体滴度并不能预测胎儿贫血程度，大多数国外生殖中心均从妊娠18周起，采用超声多普勒每周动态测定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以检测胎儿溶血病的发生。近来文献报道，超声多普勒测定的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可以用来评估胎儿贫血情况，原理是由于贫血导致的血液黏滞度下降以及心输出量增加均会导致血流速度的增加，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可作为一种非创伤性评估胎儿贫血的方法 ^［24］。一旦出现宫内输血的指征，就要在宫内输血和终止妊娠之间作出适当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主要依据胎龄：胎儿越成熟，相对于宫内输血带来的危险而言，与早产相关并发症的害处就越小。宫内胎儿输血的并发症对母亲主要是感染，其他的还有早产、胎膜早破、胎盘早剥、损伤等；对胎儿的并发症主要是穿刺引起的血管、心脏的损伤。如果红细胞比容<30%，胎龄<35周，建议宫内输血；如果胎龄≥35周，那么提前分娩带来的益处大于宫内输血的风险。

宫内输血主要有经腹腔途径与经脐静脉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脐静脉输血已成为宫内输血的主要途径：在输血前能抽取胎儿血液检测其血型及贫血程度，并计算输血量；输入的血液可以直接进入胎儿血管，避免胎儿腹腔穿刺造成的损伤及吸收不良的缺点；输血后可抽取胎儿血液评估疗效。

初级预防的关键在于促进充足有效的母乳喂养。所有的足月儿和近足月儿都应进行母乳喂养。临床医师应建议母亲在生后的最初几天内至少要母乳喂养8至12次 ^［25］。因为母乳喂养不足而导致的热量不足、脱水或影响肠肝循环等原因可能导致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而增加母乳喂养的频率可以降低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发生高胆红素血症的可能性 ^［26］。AAP不建议给没有脱水的新生儿额外添加水分和葡萄糖，因为这样对于预防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并没有依据。

对黄疸的目测主要依靠的是皮肤黄疸发展的头尾规律，即皮肤黄疸首先出现在新生儿的面部，然后再向躯干、四肢近端及远端发展；胆红素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面部总是要比足部黄。研究发现，皮肤黄疸发展到乳头以下水平的新生儿中，95%的TSB水平都≥12mg/dl ^［27］。但AAP强调肉眼估计胆红素水平是十分不可靠的，首先要用这种方法评估血胆红素水平不够精确；另一方面，在新生儿生后24小时之内，如果TSB发展到8～9mg/dl，这个值是高于第95百分位的，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密切的随访，但目测往往不能看出这些新生儿出现了黄疸而忽视了这些高危新生儿。最后，在肤色偏深的时候肉眼估计胆红素水平更加困难。总而言之，对于新生儿在院期间黄疸的测量以及出院前测量均建议使用经皮胆红素测量（TCB）或血胆红素测量（TSB）以制定随访计划，不能使用目测，黄疸的目测仅可以用于一些日龄大的黄疸轻微的婴儿 ^［28］。

AAP强调对新生儿黄疸的评估必须依靠经皮胆红素值或血胆红素值。非侵入性的经皮胆红素仪对新生儿无损伤，快捷方便，可以用来对新生儿胆红素水平进行适时动态监测，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进行大规模的筛查的非常有用的设备，相对于血胆红素来说，应用于临床筛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可行性更强；但同时要注意到经皮胆红素仪不能完全取代TSB的测量，TCB有一定的局限性：①TSB在较高水平时，TCB的测量结果是不准确的，往往低于实际TSB水平，研究显示经皮测得的胆红素数值在≤257µmol/L时可以代表血胆红素水平，当血清胆红素在257µmol/L以上时，经皮所测胆红素数值与血胆红素则出现一定差异 ^［29-34］；②由于光疗使皮肤变白，故光疗时和光疗后的TCB水平不能代表TSB水平。

在新生儿出生后至出院前，医务人员应该确保所有的新生儿都能够得到常规的胆红素监测，并要求要用小时龄而非日龄来解释胆红素值。AAP建议除儿科医师外，护士应该也可以开立测量血胆红素水平的医嘱。经皮胆红素或血清胆红素的测定应在生后24小时内就要开始进行；如果发现新生儿生后24小时之内出现了黄疸，应该立即进行血胆红素的测量。医务人员在进行新生儿生命体征的检查时应同时评估新生儿的黄疸情况，并且确保每8～12小时对新生儿的黄疸情况进行一次评估，具体的测量时间间隔取决于测量值在胆红素小时百分位列线图上所处的危险区间、新生儿的小时龄及黄疸的进展情况。2004年指南制定了具体直观的新生儿黄疸管理流程图，对TSB和TCB的监测和对高胆红素血症高危因素的评估因贯穿始终，并强调严密的随访和适时的干预（图2-6）。

在新生儿黄疸监测过程中，如新生儿黄疸到达需要接受光疗的水平，或其TSB水平迅速上升而且不能用病史和体格检查来解释时，则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查寻找黄疸的可能原因（表2-2），其中，指南推荐：①对直接胆红素升高的新生儿应进行尿液分析及培养 ^［36］，如病史及体格检查提示感染，应当进行败血症方面的实验室检查；②如果新生儿黄疸超过3周，应该进行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的测量以鉴别是否有胆汁淤积，同时进行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及半乳糖血症的筛查；③如直接胆红素水平升高，应进一步进行胆汁淤积方面的检查；④如新生儿黄疸达到光疗水平并且其家族史、种族或地理起源表明可能有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陷，建议行G-6-PD水平的测量。

在新生儿出院前，应对所有的新生儿在出院前进行高胆红素血症发生风险的评估以及制定随访计划，这一措施对于不到三天就出院的新生儿尤为重要。并指出应对父母进行书面的或口头的宣教，告诉他们黄疸的相关知识、黄疸随访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黄疸的监测。

对于出院前高胆红素血症发生风险的评估，2004年AAP指南推荐了两种预测方案，最好的方案为用Bhutani列线图代表的出院前小时胆红素水平评估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风险 ^［37-40］，或者使用临床危险因素来进行评估，这两种方案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使用。

Bhutani的新生儿小时胆红素列线图是预测新生儿黄疸程度的关键，2004年美国儿科学学会推荐评估新生儿黄疸要使用此列线图代表的小时胆红素百分位值。根据小时胆红素值的百分位值大小，列线图被分为高危区、中间区和低危区。高危区指小时总胆红素值在第95百分位以上，预测之后胆红素>291µmol/L的机会非常大。低危区指初生72小时内胆红素值在第40百分位以下，之后1周内胆红素值不太可能超过第95百分位，不太会发生与黄疸有关的临床问题。中间区指胆红素值在第40～95百分位之间的区间。中间区又可分为高危中间区和低危区。小时胆红素百分位列线图处于高危区，是急性胆红素脑病的高危因素，也是新生儿黄疸的干预指标。

美国2004年新生儿黄疸临床诊疗指南将新生儿黄疸的危险因素分为主要高危因素、次要高危因素和低危因素（表2-3）。AAP指出，由于所列出的危险因素在新生儿人群中比较常见，而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率相对较低，所有单独运用一项危险因素来预测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风险有一定的局限性 ^［41］。然而，没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发生高胆红素血症的风险极低，高危因素越多，发生高胆红素血症的风险越大。

近足月儿胆红素的每日产量与足月儿差别不大，但晚期早产儿在生后第1周葡萄糖醛酸转移酶活性增加速度缓慢，且容易出现喂养困难导致喂养不足，加重新生儿黄疸。但是这一部分新生儿由于胎龄偏大，体重偏大，往往会被临床医务人员忽视，特别是一些出生体重大于2500g的近足月儿，往往没有收入新生儿病房进行住院治疗，而是在生后3天随母出院，这些近足月儿在黄疸随访工作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高胆红素血症而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导致胆红素脑病。胎龄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有很强的相关性 ^［42-44］。Keren等的一个前瞻性研究，发现胎龄≥40周的新生儿出院前胆红素水平在第95百分位数以下，仅0.2%达到AAP光疗阈值上下1mg/dl范围；而胎龄35～37 ^+6或7周的新生儿，出院前胆红素水平在第76～95百分位，有42%的风险到达相似的胆红素水平 ^［45］。Newman的研究发现，胎龄36周新生儿发生总胆红素值>25mg/dl的几率比胎龄40周新生儿几率增加6.6倍。因此，对近足月儿的黄疸预测尤为重要。对于这一部分新生儿在出院前对家属进行黄疸知识的宣教及加强社区保健人员的意识非常重要。这些工作对于预防和有效地减少高胆红素脑病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做。

安排出院后的随访计划 2004年APP黄疸干预指南根据美国的小时胆红素百分位曲线图推荐了随访时间及关注焦点：①对于生后48小时内出院的新生儿，应进行2次随访，第一次在24～72小时，第二次在72～120小时；②随访时间：生后24小时内出院的新生儿，应在72小时内随访；生后24～47.9小时，需在96小时内随访；生后48～72小时，需在120小时内随访；③对于存在风险因素的新生儿，予多次随访，而无风险因素的新生儿，可延长随访时间间隔；④如果适当的随访后仍不能排除高胆红素血症，应增加随访次数直至可排除或者高风险期结束；⑥结合出院前胆红素值及所在危险区，制定合适的随访计划。

美国对116家医院使用出院前胆红素检测水平来进行随访，结果表明胆红素水平在25.0～29.9mg/dl从实施前的43/10万下降到实施后的27/10万，胆红素水平在≥30mg/dl从实施前的9/10万下降到实施后的3/10万，而光疗的新生儿从实施前的4.4%升高到实施后的5.1% ^［46］。也就是通过出院前的胆红素检测结合新生儿小时胆红素百分位曲线图评估所在的风险区从而制定随访方案，目前可以早期发现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而采用光疗治疗，从而可以降低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预防胆红素脑病的发生风险。

2009年美国儿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强调了应对所有的新生儿在出院前根据不同小时龄TSB/TCB进行高胆红素血症发生风险的评估以及制定随访计划并根据出院前胆红素水平、胎龄和一些高胆红素血症危险因素推荐了一套更加结构化的新生儿黄疸的管理和出院后的随访的流程 ^［47］（图 2-7）。

详见本书第十章高胆红素血症的治疗。

目前已经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临床医师更好地实施黄疸管理指南，比如互联网工具，网址为http：//bilitool.org，可以给临床医师提供一个界面非常友好、实用并且免费的新生儿黄疸管理工具；另外，我们也可以制作一些工具，比如在博蒙特（Beaumont）儿童医院的医生，都提供给所有临床医师一张钱包大小的卡片，上面印有高胆红素血症的风险因素，小时胆红素百分位数列线图以及光疗和换血曲线图，可以帮助临床医师及时给予准确的判断。

在经济发展和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地区，医务人员应避免对新生儿在出院前对黄疸进行过度治疗，同时建立正规有效的出院后随访制度。

1.在经济发展和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地区，随着新生儿黄疸医学知识的不断深化和胆红素脑病的经验教训，使其越来越成为儿科医生及家长共同关注的问题，新生儿在住院期间儿科医师都能按照2001年中华医学会推荐的新生儿黄疸光疗和换血的推荐标准进行临床诊疗，有些医院已经在使用2004年美国儿科学会发表小时胆红素列线图、光疗与换血的列线图进行黄疸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对高胆红素血症导致高胆红素脑病和核黄疸的担心及顾虑而出现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现象。丁国芳对北京市6家三级甲等医院的100余位儿科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17］，收回合格问卷107张，结果显示：①对于出生后监测新生儿胆红素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儿科医生的认可，但对出院后的胆红素的监测重视不够；②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儿科医生接受了2001年的推荐标准，但仍有近一半的儿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对新生儿黄疸可能存在过度治疗。过度治疗包括过度口服药物治疗和过度光疗。一些药物对新生儿黄疸的治疗尚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甚至有些药物治疗还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过度治疗必然会对新生儿造成伤害。光疗虽然是治疗新生儿黄疸相对安全有效的方法，但过度应用也会产生不应发生的某些负面影响，并给家长造成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

2.新生儿出院后黄疸随访情况 虽然在一线城市的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新生儿黄疸能得到及时的诊疗，甚至过度治疗；但是在出院后，缺乏正规有效的新生儿黄疸随访制度，医疗人力资源及设备分配不均匀，社区保健医生对黄疸的识别能力不足，而且缺乏简便的黄疸测量仪器（如经皮胆红素测定仪），使新生儿在出院后得不到正规有效的黄疸监测；且亚洲人本身又是高胆红素血症的高危人群，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率应该明显高于西方国家，而且中国新生儿的胆红素峰值出现在日龄的第4～5天，而大部分自然分娩的新生儿一般生后3天即可随母亲出院，使得新生儿黄疸的高峰期往往都落在了出院之后，因此对有发生高胆红素血症风险的新生儿进行出院后的随访计划十分必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从2009年开始对本院出生的新生儿进行出院后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发生风险的评估并设立新生儿黄疸门诊进行随访，由于国内尚未制定胆红素百分位数表，无法按照新生儿黄疸所处的危险区域安排随访计划，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拟定的随访制度为：随访对象：①出院日龄小于等于3天，黄疸有上升趋势。其中经皮胆红素<200µmol/L，48小时内随访；200～250µmol/L，24小时内随访；②出院日龄3天以上，经皮胆红素值大于200µmol/L。其中200～220µmol/L，48小时内随访；220～250µmol/L，24小时内随访；③在院期间曾接受光疗，且出院时黄疸尚未平稳。其中经皮胆红素<200µmol/L，48小时内随访；200～250µmol/L，24小时内随访。随访程序：对符合随访标准的新生儿在出院前由儿科医师下发随访卡，随访卡上写明随访的时间和地点，对家属进行书面的和口头的宣教，说明高胆红素血症的危害，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来院内设立的黄疸随访门诊进行胆红素水平的检测。在设立并执行随访制度后，因黄疸就诊的患儿数量不断增加，随访的新生儿无1例发生胆红素脑病，值得借鉴。但三甲医院医疗及人力资源有限，就诊患者密集且对部分家庭受到交通不便等限制，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建立社会范围的黄疸随访制度，对社区保健医生进行培训并配备必要的仪器，合理地进行医疗资源及设备的分配。丁国芳指出，解决和防治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及核黄疸的关键是要充分了解我们国家新生儿人群中形成高胆红素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以及针对这些高危因素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在我国现有的医疗资源和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级分娩机构以及社区保健部门需要配备监测胆红素的基本设备（如经皮胆红素测定仪），制定出新生儿出生后胆红素监测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在经济发展和医疗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对新生儿黄疸的诊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尤其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由于未能得到及时的监测和治疗，加之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对新生儿健康知识了解甚少，以及对急性胆红素脑病常表现认识不足或缺乏经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导致核黄疸的发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石家庄某医院7年中收治的158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有25例出现胆红素脑病，平均峰值（545.27±175.17）µmol/L。这些患儿至少一半来自农村。出生后及出院后均缺乏对胆红素监测，家长及家庭其他成员又缺乏对高胆红素血症的认识，往往就诊已晚，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是一个完全可防可治的疾病，而且其花费少（经皮胆红素仪+光疗设备）见效快；而在我国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高发地区恰恰又是远离大城市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丁国芳指出关键是需要总结出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形成核黄疸的主要高危因素，找到针对高危因素的应对措施，形成监测新生儿胆红素的基本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地有效预防核黄疸的发生。这也是我们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干预方案的核心是降低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及胆红素脑病发生率，同时减少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如母亲的焦虑、母乳喂养不足以及对黄疸处理的不必要处理和资源浪费。预防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是预防胆红素脑病的前提和关键，而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早期预测及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新生儿的健康、生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直是国内外医学界多年来努力的方向。在美国，由于现行的新生儿黄疸管理方案的严格实施，防止了绝大多数胆红素脑病的出现，胆红素脑病在美国已非常罕见，大多数医生可能从业生涯中都见不到一例胆红素脑病病人；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黄疸管理水平的落后，胆红素脑病仍然高发，我国目前总体来说对新生儿黄疸的干预仍存在不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医疗资源极不均衡。目前对于新生儿黄疸的诊断和治疗存在着两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出于对高胆红素血症导致高胆红素脑病和核黄疸的担心及顾虑而出现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形成高胆红素脑病的影响因素认识不足，以及对新生儿出生早期胆红素监测不足而出现延误诊断并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导致核黄疸。普及新生儿黄疸随访制度、做好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发生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及出院后随访从而降低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及胆红素脑病的发生率是我国医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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