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心理学(荣格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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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婚配在炼金术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我们能想到的最常用于神秘婚配的术语——化合(coniunctio),首先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化学结合,指待结合的物质或“体”,通过我们所说的亲和力被吸引至一处。在过往,人们使用各种术语,如“婚姻”(nuptiae)、“结婚”(matrimonium)、“婚配”(coniugium)、“交友”(amicitia)、“吸引”(attractio)、“迎合”(adulatio)等,来表达人类的关系,尤其是性的关系。因此,要结合的身体会被看作主动者或被动者(agens et patiens),大雄(vir)或者男性(masculus),以及女性(femina)、玉女(mulier)、阴性(femineus),或者它们被更加形象化地描述为狗和母狗“要用一只corascenum/coetanean的公狗和亚美尼亚的母狗。”引自Hoghelande, 5, i, p.163;以及Kallid(Rosarium, 2, ⅹⅲ, p.248)的一个注解。在一本古代草纸魔法书中,塞勒涅(月神)被称为χύων(母狗)。(Paris MS. Z 2280, in Preisendanz,136, I, p.142.)在佐西莫斯看来,是狗和狼(Berthelot,29, III, xii,9)。“corascenum”和“coetaneum”没有对应译词,疑为地名,印度某地名为“corascen”。——英编注、马(种马)和毛驴Zosimos, in 29, III, xii,9.、公鸡和母鸡Senior(164, p.8)对此有经典描述:“你需要我就像公鸡需要母鸡。”、带翼或不带翼的龙。文献中此种图片不可胜数。[此段请教专家约翰·毕比(John Beebe)得到如下回复: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士们用很多性生活象征来描述合成过程,炼金术图谱中经常有男女交配的图片,代表着雄性物质和雌性物质的交配。——中译注]这些术语越是拟人化,或越是拟兽化,由创造性幻想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因而由无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明显,我们也越是会看到,古代自然哲学家在思考与探索物质的黑暗和未知特性时,是如何被诱惑远离了严谨的化学研究,而跌落在“物质神话”魔力之下的。因为从来就不可能有人能绝对地免除偏见,甚至最客观无偏见的研究者,在进入从未被照亮过的黑暗无明且辨识不清的领域时,也很容易成为某个无意识假设的受害者。这未必是不幸,因为这个随后呈现自己、作为未知的代替者的理念,会采用一种古老而非不当的模拟形式。因此,凯库勒关于舞蹈伴侣(dancing couples)的幻象Kekulé,94, I, pp. 624f., and Fierz-David,42, pp.235f.,首先让他去找寻特定碳化物的结构,也就是苯环,这个幻象确实是“化合”的一个幻象,这种交配迷住炼金术士的心灵长达17个世纪。恰恰就是这个意象,一直诱使研究者的心灵脱离化学问题,而回到皇室或神圣婚姻的古老神话。但在凯库勒的幻象里,这个意象终于达到了其化学目标,因而在有机化合物以及随之而来的合成化学这两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所能想象的最大进步。回溯历史,我们可以说,当炼金术士制造这个谜中之谜(arcanum arcanorum)Zacharias,5, v, p.826.,这个最高之神的圣礼(donum Dei et secretum altissimi)Consilium coniugii, 1, ii, p.259. Cf.Aurora consurgens, 19, part I,Ch.II:“因为她(智慧)是神的礼物神的圣礼,是天赐之物。”,这个炼金术工作制高点的内在秘密时,他们嗅觉灵敏。随后对炼金的另一个核心理念(化学元素的相互转换性)的确认,在这个迟来的炼金术思维之凯旋中,也具有值得重视的地位。考虑到这两个关键理念显而易见的实践及理论重要性,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是直觉性预期,其迷人魅力可以在后来发展中得到证实。化合(coniunctio)这个主题因其原型类型的特性拥有它自身的迷人性,这一事实与之并不矛盾。

然而,我们发现,炼金术不仅是通过逐渐发现如何与其神话前提决裂而变成化学,而且它也变成了,或者说一直都是一门神秘哲学。“化合”的理念,一方面用来阐明化学结合的秘密,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成了“神秘联合”(unio mystica)的象征,因为作为一个神话主题,它代表了对立面联合的原型。如今这些原型不代表任何外部的、非精神之物,虽然它们的确自然地拥有意象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来自从外界接收到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些原型独立于它们采用的外在形式,有时跟这些形式形成直接对照,它们代表非个体性精神的生命与本质。虽然这一精神在每一个体那里都是天生的,但是它既不能被个体修改,也不能被占有。它在个体身上,在人群身上,以及最终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它是每一个个体精神(存在)的前提,就好比大海是个别海浪的载体一样。

“化合”的炼金术意象,其实践重要性在较后发展阶段被证实,从心理角度看同样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个意象在对精神黑暗面之探索中扮演的角色,和它在对物质谜团的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实际上,要不是它已经具备使人着迷的力量,吸引着研究者专注于那些路线前进,它也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如此有效地发挥作用。化合是一个先验意象,在人的心理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如果我们回溯这一理念,就会发现在炼金术中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另一个是异教的。基督教来源无疑是基督和教会教义,“婚约中的男方和女方”(sponsus and sponsa)Cf. the detailed account in Rahner,140.,其中基督担任日神的角色,教会担任月神的角色。A collection of the classical sources is to be found in Klinz,99.异教徒来源一方面是“神圣婚姻”(hieros gamos)Bousset,30, pp.69ff.,263f.,315ff.; Leisegang,108, I, p.235.,另一方面指神秘主义者和上帝的联姻。这些精神体验以及它们在传统中留下的痕迹,可解释清楚很多炼金术独特的幻想世界及其神秘语言,要是没有这些背景联系,炼金术就纯粹是难以理解的。

如前所述,化合意象总是出现在人类心灵历史中某一重要时刻。现代医学心理学通过观察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过程所获的近期发展,促使我们对一般称作“无意识”的精神背景的研究变得越来越仔细周到。尤其是心理治疗让此类研究显得更有必要,因为不再可否认的是,精神的病态性失调不应仅仅通过躯体中或意识心灵中发生的变化来解释,我们必须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引证出第三个因素,也就是,假定的无意识过程。我把无意识过程称为“假定的”,因为无意识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受直接观察作用影响的,只能够对之进行推断。

实践分析已表明,无意识内容总会投射到最先出现的具体人物和情境之上。一旦其主观性起源被个体认识到,很多投射最终会被整合回个体。有些投射虽然与原始客体分离了,仍会随即转移到医生身上。在这些内容中,和异性双亲的关系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儿子与母亲、女儿与父亲以及兄弟与姐妹的关系。我没有考虑所谓的同性恋形式,如父亲—儿子、母亲—女儿等,在炼金术中,据我所知,只有一次提到这种变数,在“Visio Arislei”(2, i, p.147)中:“主啊,虽然你是国王,然而你的掌控和统治却不好,因为你让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虽然知道男人们不会生出后代。”一般来说这个情结不可能被完全整合,因为医生几乎总是被放在父亲、兄弟,甚至是(虽然自然是比较罕见的)母亲的位置上。经验表明,这一投射维持着它原初的全部强度(弗洛伊德将此看成是病因),因而创造出一种纽带,在每个方面都对应着初始的婴儿样关系,带有在医生身上重演童年的所有体验的倾向。换句话说,患者的神经症性适应不良如今转移到了医生这里。弗洛伊德说(Introductory Lectures, 51, p.380):“此工作的决定性部分是通过在病人对医生的关系,即移情中制造出旧冲突的新版本来完成,在其中病人会意欲像他过去那样行事……在病人的真正疾病被替代出,出现了人为构造的移情疾病,在其力比多的各种不真实客体被替代处,出现了一个单一而且又是幻想性的客体,用医生这个人来代表。”是否移情总是人为构造的,这有待确定,因为它是一个现象,可以脱离任何治疗而发生,而且移情是一种非常频繁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在任何根本上具有亲密性质的人类关系中,某种移情现象几乎总是作为帮助性或干扰性因素起作用。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识别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他还创造了“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这一术语。“假如病人显示出足够的对分析条件的依从,我们通常能够成功地给疾病的所有症状一种新的移情意义,并能成功地通过‘移情神经症’代替他的通常神经症……”(Clin. Papers, 47, p.374)在这里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重要性有一点过度看重。移情无论如何都不会总是医生的工作。经常是医生还没有开口,移情就已经如火如荼了。弗洛伊德的概念:移情作为一种“旧障碍的新版本”,一种“新创造的、转化的神经症”,或一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51, pp.371f.),是正确的,只要是神经症病人,其移情就同等是神经症性的,但是这种神经症既不是全新出现的,也不是人为创造的,其中唯一新的东西就是:现在医生被拉进旋涡中,更多是作为移情的受害者,而不是其创造者。

这种纽带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几乎可以说它是一种“结合”(combination)了。当两种化学物质相结合时,二者都会被改变。在移情中发生的情况也正好如此。弗洛伊德正确地认识到,在心理治疗中,这种纽带是具有至高重要性的,在其中,医生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患者的不适(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合复合物”(mixtum compositum)。在弗洛伊德派技术中,医生都是尽可能设法避开移情,从常人眼光来看,这是可理解的,虽然在某些案例中,这么做有可能会对治疗效果有相当大的损害。医生应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甚至他的神经(系统)健康都会被损害到一定程度。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了“反移情”这个现象。那些熟悉他技术的人会意识到其技术中明显地倾向于让医生这个人尽可以超越反移情效应的影响。故而医生倾向于坐在病人后面,并且自称移情是其技术的产物,然而在现实中,移情是完完全全自然的现象,移情会对医生出现,就像会对老师、牧师、全科医生出现一样,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会对丈夫出现。弗洛伊德同样也把“移情神经症”用作一个共有性表达,来指称癔症、癔症性恐惧和强迫性神经症。(Ibid., p.372)他确实“接手”了病人的苦恼,并且和病人共享这些苦恼。因此他在冒险——而这是理所当然必须冒的险。这种冒险对于医生或护士的影响可能非常深远广泛,我知道有些情况是,在医生处理边缘性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中,短期的精神病性间隔实际上是被医生“接手”的,而在这些时期病人感觉超乎寻常地好。我甚至遇到过一个案例是,医生在分析一个处于潜伏性被迫害妄想症(latent persecution mania)的女性病人时,出现了诱发性的偏执狂。这也不是那么让人吃惊的,因为某些精神紊乱是有极强感染性的,如果医生自己有那个方面的潜在素质的话。在我和弗洛伊德1907年的第一次个人会面时,弗洛伊德赋予移情现象以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在一次数小时的会谈后,出现了一个停顿。突然他出其不意地问我:“你对移情怎么看?”我由衷地回答:“这是分析方法的起点和终点。”于是他说:“那你就抓住了核心。”

移情之重要性,往往令人产生误解,即认为移情对治疗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从病人那里要求得到其移情。但是像这种东西,是不可以被要求的,就像信仰一样,仅有在其自发时才是有价值的。强加的信仰不过是灵魂的枷锁而已。任何认为他必须“要求”移情的人有所不知,移情仅仅是治疗性因素之一。而移情和投射是非常类似的——投射就是一种不可能应要求而产生的现象。弗洛伊德自己说(Clin. Papers, 48, p.380):“我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加愚钝的进程。在这么做的时候,分析师剥夺了现象的如此令人信服的自发性元素,并且为自己放置了未来难以克服的障碍。”这里弗洛伊德强调了“移情”的自发性,和上面所引用的其观点相反。然而那些“要求”移情的人,可以转而求助于他们大师的下面这段隐晦的言辞(Case Histories, 49, p.139):“当一个人进入精神分析的技术理论时,他会逐渐认识到,移情是必需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若是仅有一些轻微的移情,或移情不易被觉察,对个人的要求就会少许多,而且也会让我们对其他有效的治疗因素感到满意。在这些治疗因素中,病人自己的领悟力扮演了重要角色,还有他的友好态度,医生的权威、暗示暗示是自动发生的,即便没有医生阻止它或者不费吹灰之力制造它。、“医嘱”“医嘱”常常是可疑的疗法,但是一般来说不是危险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这是公众经常在“医学面具”(persona medici)中期望得到的东西之一。、理解、同情、鼓励,等等。自然严重很多的案例不在此讨论范畴。

对移情现象的仔细分析导致一个极端复杂的局面,它具有如此令人震惊的显著特征,以致我们经常会忍不住挑出这些特征之一,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并且惊呼着解释:“当然了,这不过是……! ”我这里主要是指移情幻想的色情性或性欲性成分。这种成分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并不总是唯一的,也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另一种成分是权力意志(阿德勒如此描述),它被证明和性欲共存,并常常很难辨别出二者谁占主导地位。光这两个成分,就足以为令人瘫痪的冲突提供条件。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本能欲望”(concupiscentia),有来自“饥饿”的,有来自“想占有(欲望)”的,另外还有一些基于对欲望的本能否定,这样生命看起来就是建立于恐惧或自我毁灭之上的。一定程度的“精神水平的降低”(abaissement du niveau mental)此术语来自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让内。——中译注,也就是自我等级秩序的弱化,就足以调动这些本能冲动和欲望,带来人格的解离。换句话说,带来人格重力中心的多重化(在精神分裂症中,会出现真实的人格碎片化)。我们常常根据其支配程度来判定,这些动力成分是真实的还是症状性的,是极其重要、具有决定性的部分,还是仅仅是病征。虽说那些最强烈的本能,无疑是要求能得到具体实现的,并且通常会促进其发生,但是也不能被认为是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所遵循的过程受到人格本身强有力的调整。假如一个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灵性的态度,甚至连本能的具体活动也会呈现出某种象征的特性。这个活动不再只是本能冲动的满足,而是跟“意义”联系起来,或是因为“意义”而变得复杂。在纯粹病症性本能过程的情况下,并不会有同等程度的本能对具体实现的要求,而此时本能满足的症状性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些复杂情况的最生动例子,可在色情现象学中找到。早在古典时代晚期,四个阶段就已为人知:夏娃(Hawwah)、(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圣母玛利亚(the Virgin Mary)和索非亚(Sophia)。Hawwah是“夏娃”的希伯来语,后在流传过程中被拼写为Eve; Sophia指智慧女神索非亚。——中译注歌德的《浮士德》重复了这个序列:格雷琴是纯粹本能性关系(夏娃)的化身,海伦代表着阿尼玛的形象,圣母玛利亚作为“天上”——也就是基督的或宗教的关系,而“永恒女性”代表着炼金术智慧。这种称谓表明,我们在四个阶段中涉及的是异性恋厄洛斯(Eros)形象或阿尼玛形象,相应地,也是厄洛斯膜拜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夏娃/大地——是纯粹生物性的,女人等同于母亲,只代表某种待受孕的东西。第二阶段仍然是爱欲厄洛斯主导,但是在一个美学和浪漫的层次上,在此女人已经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某种价值。第三个阶段把厄洛斯上升到宗教虔诚的高度,从而让他(它)此处英文为him,德文为ihn, ihn在德文中多指称him,也可指称it,见《牛津杜登德英词典》。——中译注得以灵性化:夏娃被灵性化母性所代替。最后,第四阶段说明了某种竟然超越了几乎难以跨越的第三阶段的东西——智慧(Sapientia)。智慧如何能够超越最神圣和最纯粹者呢?大概只是因为这样的真理——更少有时意味着更多。这个阶段代表着海伦的灵性化,相应地也是厄洛斯的灵性化。这就是为什么智慧被认为对应着《所罗门之歌》《所罗门之歌》,即《圣经》之《雅歌》。书拉密是文中的女主角,也是所罗门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化身。在该文中,书拉密经过四个变化阶段(追求阶段、十字架阶段、升天阶段和在至圣所生活阶段)完成了修行得道的历程。——中译注的书拉密(Shulamite)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