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青史万年播俊豪——梁山五大英雄解读
（一）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黑旋风李逵
李逵是《水浒传》中一位最勇猛、最坚定的战斗英雄。一提起李逵，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他那从不离身的两把板斧和赫赫有名的绰号——黑旋风。在万恶的封建社会里，李逵确实像一股扫荡黑暗势力的强大旋风，而他手中的板斧则是起义农民反抗精神和斗争力量的象征。然而，这位铁牛式的人物却是作者较多地运用喜剧性手法创作出来的一个艺术典型。人们喜爱他，不仅在于他对梁山事业的赤胆忠贞，还由于他那憨直、天真的个性，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粗鲁、蛮勇姿态表现出来的。
李逵的出场就充满喜剧性。作者用夸大他的粗蛮来制造喜剧气氛。他是一个“但到处便惹事”的极不安分的人物，所以人未见，在楼底下寻主人家借钱的“喧闹”声就已经传到了楼上。戴宗引他会见宋江，日常的礼数他全不懂，张口就是一句：“这黑汉子是谁？”粗鲁直率得可爱。他也不懂得什么叫谦让，宋江给他十两银子，他接得银子，便道：“却是好也！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赎了银子便来送还，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转身就去赌房。不想，他又全部输光。这下子他可急了，连忙说：“我这银子是别人的。”“没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来还你。”如此乞求软语从一个黑煞天神似的硬汉口中吐出，令人发噱，正如金圣叹所批：“铁牛作此软语，越可怜，越无理，越好笑，越妩媚。”谁知小张乙不买账，一口拒绝，于是他就又使蛮惹事了，不光夺回了自己输掉的十两银子，还把其他人的赌银也一起抢了过来。这里，作者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刻画了李逵的粗蛮，但却又绝不使其等同于赌棍无赖：一则抢银动机是为了招待宋江，含有“义”的因素；二则他一向憨直，这回是情急，一时耍赖；三则当丑行被宋江等发现时，他“惶恐满面”，有着很强的是非羞耻之心。这样，人们对李逵的取闹非但不觉可憎，倒像宋江所说的那样“敬他真实不假”。
李逵的表演还在继续进行。琵琶亭酒楼，三人饮酒，宋江、戴宗都很斯文，唯独李逵吃鱼用手捞。捞完了自己碗里的，见宋、戴放箸不吃，便又不客气地说：“两位哥哥都不吃，我替你们吃了。”于是伸手去宋江碗里捞来吃了，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滴滴点点淋了一桌子的汁水。这个细节虽然是极富喜剧性的夸张，对于塑造李逵个性却是生活气很浓的精彩之笔。
李逵是崇尚行动的，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所以，一听得宋江想吃鲜鱼汤，跳起来就奔江边讨活鱼。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讨到鱼，他是不考虑的。于是搅乱了鱼市，与鱼牙主人张顺打得不可开交。“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清波里，碧浪中，白色骄龙与黑色猛豹打做一团，绞做一块。这充满喜剧情趣的场景，把李逵莽撞急躁、好心办不得好事的个性弱点，无比生动地显现了出来。最后，作者把李逵的表演定格在一个特写镜头上：用两个指头把卖唱姑娘额上的一层油皮点脱，姑娘大叫一声，蓦然昏倒在地。从而让李逵为自己的粗鲁蛮急，再浓浓地抹上一道油彩。
利用李逵的出场，作者集中了人物一连串滑稽风趣的语言、行动，通过带有闹剧特点的情节、场景的铺叙，对人物的个性刻画加以强化，于是在浓烈的喜剧效应中，一个十分逗人喜爱的活生生的李逵就站立在读者眼前了。
运用幽默的喜剧手法，作者使李逵的性格更加丰富，更具色彩。李逵是个粗人、直人，可有时也会使点儿小心眼，耍点儿小聪明。胸无点墨、心肺透明的李逵，竟然也要搞权术，后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人们的笑声反衬出他的率真和憨直。
第五十三回，李逵与戴宗做伴去冀州寻访公孙胜，事先说定不许吃荤，可才离高唐州二十来里，他就要买酒吃，公然说：“便吃些肉，也打什么紧。”到了晚间，他果然背着戴宗偷吃酒肉。怕戴宗发觉，一贯粗野的他也学起了斯文样，“自暗暗地来房里睡了”。自以为得计，却早被戴宗识破，第二天作起神行法，惩治得他脚不能点地，直冲着戴宗叫爷爷求饶，把偷吃牛肉的秘密也和盘托出。
第五十四回，为救陷在深井里的柴进，李逵毫不犹豫地大叫“等我下去”，但紧接着却说了一句：“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担心遭暗算。一旁的吴用听了说他“忒奸滑”。其实，写他的这种一眼就能被识破的“奸滑”，正是为了反衬出他本质的朴质与天真。
李逵虽然憨朴粗莽，但面临大是大非却态度鲜明，十分清醒。江州劫法场，他不怕刀斧箭矢，出力最多；宋江提议上梁山，他第一个跳起来响应：“都去，都去！但有不去，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水浒传》书中，多次提议“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的改朝换代要求的只有李逵一个。在反对“招安”的态度上李逵最坚决，行动也最激烈：“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
然而必须指出，李逵这些坚定、勇猛的优良品性，却又都是以粗莽蛮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他乱冲乱杀，不考虑后果，不讲究策略。劫法场时，他只顾往前冲杀，排头砍去，杀了许多无辜看客，以致把劫法场的好汉引到了江边断头路的绝境。他杀得性起，甚至要把白龙神庙里的庙祝也搜来一并杀了。而当人们问他，前无去路怎么办时，他的回答是，再杀回驻有五七千军马的江州城中，根本不想一想，梁山此时统共才二三十个头领百多号人马。对于李逵的这种特性，有人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他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他的行动常常受愤怒或快乐这两种情感冲动的支配，缺乏应有的理智和自控。
他只图杀得痛快，三打祝家庄时，不管扈成已经投降，把扈太公一门老小全杀光，破坏了宋江分化敌人的作战策略。荆门镇刘太公女儿被宋江所抢的哭诉，引起他难以遏制的愤怒，根本无法思考事情的真假原委，立即上山砍倒杏黄旗，拿着双斧直奔宋江。从主观上看，他的举动反映了他对“救困济危”梁山原则的坚决维护，对人间龌龊不平的极度痛恨，不徇情面，无私无畏，但毕竟无的放矢冤枉了好人。像这样出格的事情，李逵做了不少，动机与结果往往相背，好事做成了坏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李逵的勇猛与粗蛮，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与坚决反抗，而这种仇恨与反抗又往往带有一种自发盲动、狭隘复仇的特点。
那么，作者在描叙重大事件中李逵的言行时，笔底是否仍带有喜剧因素呢？回答是肯定的。不管怎样严肃紧张的争斗冲突场合，只要有李逵在，就定然会蒙上一层喜剧色彩，因为作者总是赋予李逵言行以独特的表现形式。
如江州劫法场：“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彪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第六十二回也写了石秀跳楼劫法场，我们就绝然见不到像李逵这样令人绝倒的模样。
第七十五回，朝廷派陈宗善上梁山招安一百单八将，跪在堂上拱听开读诏书的却只有一百零七人，单单不见李逵。诏书刚一读完，“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得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这一招，只有李逵想得到，做得出。再看看他的一番绝妙言词：“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这样的快论、确论，带着幼稚和天真，除了李逵还有谁能说得出？
不可否认，李逵的粗蛮以及嗜酒赌博、耍泼使性等缺点、弱点，反映了游民甚至是草寇的习气，但这是李逵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所打上的烙印，作者没有忽略这些，所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李逵。李逵是一个源于生活而又比现实生活要高的农民英雄典型。
（二）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花和尚鲁智深
鲁智深是作者理想型的英雄典型。仗义救人、济困扶危的梁山原则，在鲁智深的行为实践中体现得最为自觉主动。第三至第九回的小传中，写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两件大事：渭州城救金老汉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野猪林救林冲触犯了权奸高太尉。这两件事情，使他的人生轨迹转向，由服务朝廷的边关军官变为叱咤风云的起义战将。
显然，对于鲁智深来说，转变的原动力不是外来压迫，而是蕴藏在他心灵中的对清平世界的热烈追求。他与金老汉父女素昧平生，与林冲夫妇也是新交初识，彼此间可说是没有半点的恩情瓜葛，因此他的救助是纯粹无私的，完全是出于对受迫害者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压迫者的切齿痛恨。无私也就能无畏，什么军官头衔、朝廷王法全不放在他眼里。军官当不成了就去当和尚，后来连和尚也当不成了，就干脆上了二龙山。崇高的精神产生崇高的行为，也引发读者崇高感情的艺术共鸣：“写鲁智深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金圣叹《水浒传》第二回批语）
作者赋予鲁智深形象以理想的光辉，却又绝不让人物成为意念的传声筒而使其性格单一、形象扁平。鲁智深是个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根基和极强生命活力的性格丰满的艺术典型。这个形象的总体风格是“阔大”，除了他，梁山好汉中任何一个都不具有这样的气质风采：面圆耳大，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是形体的阔大；揸开五指一掌打得店小二吐血，一条禅杖六十二斤，使起来飕飕地转，一棵柳树连根倒拔，是出手动作的阔大；豪杰好汉一见如故，倾心相待舍身相助，是交友的阔大；遇弱便扶，遇硬便打，是胸襟心怀的阔大。“阔大”是鲁智深形象的主要精神风貌，同时，他的性格又具有丰富的层次侧面：
精细明理，有心计
鲁智深由于性急，待人处事有时也很粗鲁，但却粗而不蛮、不愚。重大行动前，他是要作细致部署的。例如，渭州酒楼上哽哽咽咽的啼哭声，曾搅扰了鲁智深与史进、李忠的谈话，焦躁的鲁智深便粗野地把碟、盏等都扔到楼板上。可当酒保把受害的金老汉父女叫到他面前时，他的盘问却是十分地仔细扎实：“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甚啼哭？”“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连珠似地五个发问，把事情原委追究得一清二楚。如果李逵当初在刘太公庄上也能像这样刨根问底，那么就绝不会做出冤枉宋江的傻事儿来了。
实情掌握后，救援金老汉父女的步骤安排得也是非常地缜密周到。有个细节感人至深：天刚微明，鲁智深就亲至旅店帮助金老汉父女出逃。由于担心店小二要赶去拦截，他在金老汉父女走后，从店里掇条凳子，在门口竟然死死地坐了两个时辰。一个铮铮铁汉，为救两个不相关的贫弱小民，能如此地细心、耐心，确是体现了他“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热血心肠。野猪林救下林冲后，他并不认为大功告成可以抽身离去，而是对林冲说：“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正是这种难得的认真和精细，才使林冲得以逃脱魔掌活了下来。
鲁智深的心计从他对镇关西惩罚方式的巧妙设计上也可看出：郑屠是投托小种经略门下的一个卖肉的，针对这种身份职业，鲁智深就以经略相公的名义，叫他把十斤精肉、十斤肥肉细细地切成臊子。尽管这个要求很是苛刻，但却合乎情理，郑屠无法拒绝，于是他也就不动声色地先对这个家伙戏弄羞辱了一番，这样的一步妙棋难道不是鲁智深事先精心构思的吗？
妙棋的第二步就是提出要他切十斤寸金软骨臊子了，这时的郑屠已是明白对方在“消遣”自己，终于羞怒交加，手拿剔骨尖刀直奔鲁智深。郑屠狂怒得好，冲动得好，它正是鲁智深所希望出现的，因为唯有这样，鲁智深的拳脚才下去得着实。如果郑屠像烂稀泥一样的软，鲁智深的拳脚又往哪儿落呢？
鲁智深的通情达理、锦心绣口，在处理小霸王周通强娶刘女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男婚女嫁的人伦大事，鲁智深的态度是极富人情味儿的，所以当听得刘太公为招女婿而烦恼时，便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但婚姻建立的前提必须是两相情愿，因而在得知刘太公的这门亲事是强迫的、不情愿的时，他便认为这桩婚事不合理，决定要管一管。怎么个管法呢？主要的方法是说服调解。请看他劝说小霸王周通的一段话：“……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你依着洒家，把他弃了，别选一个好的。原定的金子缎匹，将在这里。你心下如何？”苦口婆心，句句在理，说得周通心服口服，一场纠纷圆满解决，显示了鲁智深出色的调解才能。
鲁智深的明理卓识，在菊花会反招安斗争中也有展现：“当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几句话表现了他对腐败朝政的透彻认识，而这一深刻认识也正是他一系列正义行动的思想基础。
率性而行，不拘小节
打死郑屠后，鲁智深撒腿一跑了事，像武松那样去官厅自首、把封建律条往自己身上套的蠢事儿，他是不干的。不得已上五台山剃发当和尚，那佛教戒规岂能拘束住他？大闹五台山的举动，是他不受拘牵、海阔天空的自由个性的生动体现。桃花山上他鄙薄李忠、周通的小家子气，于是自己动手踏扁金银酒器拴在包里，来个偷滚下山不辞而别。有人说鲁智深此行不是堂堂丈夫所为，这里用得着金圣叹的几句反驳：“堂堂丈夫，做什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智深浩浩落落。”
当然了，说鲁智深这样做是不拘小节的磊落行为，不能离开特定的具体环境。鲁智深信奉的是朋友相交其利断金的大道理，而桃花山的这二位却是“好生悭吝”，行的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的勾当，所以鲁智深决定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叫他们受一受惊，借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批评。
同是军官，鲁智深没有林冲的委曲求全、杨志的看重家世官职；都是豪杰，鲁智深不像武松那样牵缠个人恩怨、李逵那样莽撞粗蛮；同为作者的理想人物，鲁智深没有宋江那些功名富贵、封妻荫子的封建伦理思想。鲁智深就是鲁智深。
（三）生死蹉跎英雄泪，叱咤风云壮士功——豹子头林冲
梁山义士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正式冲突，起始于林冲。梁山英雄中，受权奸直接迫害，以至家破人亡、英雄末路的，也只有林冲；变打家劫舍的梁山水寨为抗官军、反贪暴基地的首功人物，也唯有林冲。林冲虽不是统贯全书的核心形象，也是极其重要的骨干人物。作者通过林冲悲剧命运的揭示，为《水浒传》的思想主题谱写下了一个较为确定的调子——官逼民反。
有人说，林冲是逆来顺受的典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林冲是个知书识礼、谦恭宽容、行事精细谨慎的理智型人物。当妻子受到高衙内调戏时，他愤怒地举起了拳头，却又马上软软地放了下来。为什么打不下去了？因为林冲有他的考虑：“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衡利弊“忍”为上。他不能因一时的泄愤得罪高太尉，砸了自己的饭碗。所以，这一口腌臜气就只好忍了下来。自然，这里有着更为深层的情感原因。与无牵无挂、光棍汉一条的鲁智深大不一样，林冲对权贵迫害取委曲求全态度，是因为他心目中有着更为宝贵的东西需要维护，那就是占据他感情世界中心的贤惠妻子、美满家庭。
然而，他又是一个本领高强、秉性刚正的豪杰英雄，具有痛恨邪恶、不甘受侮的抗争特性。这样，每当他用理智克制感情，对侮辱、迫害取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时，内心的悲愤痛苦却又是难以平抑的。为妻子的受辱，他郁郁不快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由此而发出了“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的、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慨叹。所以，当陆谦卖友设骗，妻子第二次受欺时，他就不怎么逆来顺受了，不光把陆虞侯的家打得粉碎，而且还手拿尖刀一连寻了三天，尽管主要打击目标还不是对准高衙内。
妥协与反抗构成了林冲性格的两重性。而在他这种二重结构性格中，矛盾双方比重的消长，则主要取决于外界压迫力量的强弱。
“树欲静而风不止”。高俅的迫害并不因林冲的隐忍而就此停手。宝刀计坑陷、野猪林闷棍，无一不是要结果林冲的性命。面对令人发指的冤屈，林冲为什么仍然不能冲天而起？一个主要因素，是他心中始终抹不去那温柔美丽的倩影。
无情未必真丈夫，水浒英雄中如此儿女情深的只有林冲一人。他野猪林劝阻鲁智深杀公差，沧州牢营苟且偷生当稳囚徒，无一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挣扎回去与妻子团聚。然而，就连这样卑微的生活要求，压迫者也不给他。陆谦的一把火烧掉了大军草料场，虽然侥幸未被烧死，但林冲的活路已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有鬼门关一条道了。只有这时，林冲性格中强烈的反抗性、不屈的斗争精神才爆发而出，他一枪搠死了走狗富安，一刀掏出陆谦的心肝，把差拨的狗头割下挑在枪上，英雄豪气光彩照人，往日低声下气的神态一扫殆尽。
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林冲杀人后，往东便走。来到一间草屋里，向老庄客讨酒吃，遭到老庄客的拒绝，一向儒雅的林冲竟然也撒开野了，“把手中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便焰焰地烧着”，他一顿乱打，打跑了众庄客。向来都是“小人”不离口的林冲，此时却说：“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竟然也自称“老爷”了。
金圣叹定林冲为“上上人物”，但又认为作者把他写得太狠毒，说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个评语有对有不对。
以“火并王伦”为例。林冲的这个举动对梁山事业的发展，起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转机作用，是件功果非凡的大事。从情感上来讲，对王伦的嫉贤奸刁，林冲无疑蓄愤已久，但他熬得住，隐忍不发。晁盖等的到来，使王伦独霸山寨的局势起了变化，有利时机出现了，对此，林冲算得准、把得牢。行动前他又主动访问晁盖，取得联系，于是在吴用等的配合下，手刃王伦一举成功，事情干得彻底漂亮，显示了他思谋精细、行动果敢的个性特色。但绝不能由此而得出林冲“狠毒”，是个“使人怕”的人物的结论。林冲火并王伦，全以大义为重，这从他拥戴晁盖为山寨之主，自己一再谦让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不为名、不争利，也不挟私报冤，杀王伦之前，仍然给他以改正的机会：“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遗憾的是，王伦本性难移，终于自取灭亡。只有那些为一己私利搞阴谋的角色才是可怕的。而林冲完全是个襟怀磊落、智勇双全、具有儒将风采的伟丈夫。
林冲性格的发展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一逼再逼，如果没有家破人亡、小康生活的幻想被彻底打破，他是绝对不会走上梁山的。因此，林冲的道路最典型地体现了“逼上梁山”的“逼”字。而《水浒传》作者对林冲坎坷遭遇、曲折道路的描叙，可说是完全合乎生活发展的现实规律的，其故事的真实、意蕴的深刻、形象的典型，体现了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高度成熟。
（四）景阳冈伏虎显神威，鸳鸯楼歼贼逞英豪——行者武松
武松是水浒英雄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个典型形象。评点家金圣叹把他赞作“天神”“天人”，并以之与鲁智深进行比较，认为鲁智深已是人中绝顶，“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确实，在形象的审美成就上，武松似要略胜于鲁智深。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武松这个英雄人物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其喜怒情绪更与常人相似。作者遵循生活的辩证法则，使多种甚至对立的个性因素，有机地统一在人物性格整体中，写出了人物性格质的稳定、单纯和量的繁多复杂，从而使武松的性格层次丰富、立体感强，形象展示更为活灵洒脱。
不错，作者刻意写出了武松“天神”般的英雄光彩，但没有神化。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此种“神力”真非凡人所有啊。然而不要忽略，书中也同时揭示了武松打虎前后的怯懦心理。他曾经犹豫退缩，曾经惊慌失措，一顿拳脚之后也是手脚酥软用尽了气力。他的“神力”实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特殊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因此，他仍然是个可亲可敬的普通凡人。“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体现了作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作者也着力描叙武松超凡绝伦的“天人”风姿，但并不回避他的庸俗和卑微。作为城市无业游民，武松活得很现实，没有太高的生活追求，当务之急是谋个一官半职。阳谷知县满足了他，让他当上了步兵都头。为此，他感恩戴德，差使服务得十分卖力，甚至亲自为知县押送赃物前往东京。相比鲁智深视提辖官为敝屣，其境界要低下多了，但这却完全符合生活在市井底层的武松一类人的行为心态。
然而，英雄与市侩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如果在西门庆、潘金莲伤天害理的罪恶面前，因顾念职役、名利而畏缩不前，那么武松真就是十足的市侩了。武松是英雄。他义无反顾地手刃西门庆、潘金莲，惩办凶手，伸张正义。杀人虽要偿命，但他本来就是“死也不怕”的，更不在意那区区的名利官职了，确实是一个嫉恶如仇、英勇刚烈、敢作敢为的盖世豪杰。
作者在牢牢把握人物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把伟大与卑俗两种对立的个性因素，熔铸在统一的躯体中，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侧面，分寸的掌握十分恰当。鲁智深来到人世，似乎专为打抱不平、救人困危，境界极高。而武松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自称“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可实际上他的拔刀相助往往与个人恩宠牵扯在一起。
孟州牢城，施恩在武松身上下的本钱是不小的，恩情很重，但用心明确——要利用武松的一身本事夺回“快活林”。武松感激施恩，决心舍命相助，醉打了蒋门神。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要知道，此时的施恩与蒋门神同属统治集团中的下层爪牙，武松把“快活林”夺还给施恩，也只是反对这一霸拥护那一霸而已。
个人恩怨的过分计较，影响了武松对客观世界是非曲直的辩识和判断。张都监的诡计不算高明，为什么能在武松身上得逞呢？决定性的内因，乃是武松性格中所有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武松爱面子好虚荣，“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人叫声‘好男子’”。老奸巨滑的张都监看准其弱点，投其所好，见面就是一顿迷魂汤：“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灌得武松飘飘然。接着是“与酒与食，放他穿房入户，把做亲人一般看待。”进行人情收买，“恩宠”远远超过施恩。这使武松重又做起了升官发迹的迷梦：“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相公见爱，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第三十回）他竟然也干开了吃请受贿的勾当。为此，武松感恩。张都监后堂有贼，尽管是半夜三更，他也不顾一切地奔了进去，结果一跤绊翻，被当做贼拿下了。这一个跟头，武松摔得很重，摔醒了他的发迹梦，摔破了他对官僚统治的迷幻，提高了他对封建统治者险毒本质的认识。于是强烈的复仇火焰在他胸中腾起，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这次他不再去自首了，而是“提了朴刀，投东小路便走”，一直走到二龙山投奔鲁智深入伙去了。从此，一个经过血的洗礼、残酷斗争的磨炼，心灵更加净化、思虑更加成熟的英雄就叱咤风云地活跃在梁山起义队伍里了。
作者不仅写出了武松性格的繁复侧面，而且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武松性格的发展历程，从而使武松的性格内蕴更加丰富深刻。通过一组雷轰电激、腥风血雨的壮烈事件，作者成功地刻画了武松英勇刚烈、正气凛然的本质特征。
但是，如果总是用一种类型的情节设置、一样风格的笔墨路子去描写人物，那就仍然有可能避免不了形象的单一呆板。《水浒传》作者在塑造武松形象中所展现的笔墨之多姿、文思之奇变，可说是真有神化之能。
打虎杀嫂，人们领略了武松的神威，看到了他顶天立地的丈夫气概，却忽然出现了十字坡酒店，看到的是黄烘烘插着一头钗簪、满脸胭脂铅粉、令人喷饭的母夜叉孙二娘，以及轻薄调笑说出无数疯话的武都头。场景新颖、文笔轻快、风格诙谐，确有一种峰回谷转别是一处胜地之感。作者匠心独运，“故意将顶天立地、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金圣叹《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评语），目的是使读者耳目一新，看到武松性格中风趣幽默的一面，从而使人物形象更为灵活洒脱。
一般地说，草莽英雄待人处事是粗放的。然而武松却不是这样，他粗野犷放之中又有着极为精细机警之处。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武松为兄报仇的全过程：
武大被杀时武松远在东京，等他回来已时隔月余，尸体也早被焚灭。武松面对的是一桩无头血案。侦破这桩命案，光有打虎的力气是不够的了，需要精明的头脑。尽管潘金莲等人盖子捂得很严，然而经不住武松的细察，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团头何九叔。武松决定从查证此人入手，但行动十分隐蔽。请留意一个细节：武松听潘金莲说，棺材焚葬等事都是团头何九叔维持时，就对潘金莲说：“原来恁地，且去县里画卯，却来。”而实际却是直奔何九叔家去了。在寻访证人过程中，武松所用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对老于世故的何九叔，以“硬攻”为主：“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吓得何九叔面色青黄，大气都不敢出。随后，他指着何九叔道：“对我一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而对年幼朴厚的郓哥，他则完全换了一副神态，先以养家银子相赠解其后顾之忧，又用美言奖掖、软语相问。好一个精明机智的武二啊！真相查明，人证、物证到手，下一步该怎样走？武松采取告到县衙的合法斗争方式。这个行动是明智的，因为他是在有效地利用现行律法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至于对官府存有幻想，则是他认识上的局限。）告状不准，武松决定亲自复仇，但仍努力使自己的行动做到合理合法。杀人前，买来纸笔，请来街坊，口问笔录谋杀经过，凶手点指画押，旁证人员也都出名画字。整个复仇行动，思虑精到布置周密，法律程序滴水不漏，尽量做到于非法中求得合法，终于使自己获得了重罪轻判的有利结果。如此深谋远虑、精细敏捷，其心计策略绝不亚于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
金圣叹说武松“具有鲁智深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是个集梁山英雄优良品性于一身的艺术典型（金圣叹《水浒传》第二十五回评语）。这不无道理。
作者汇集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个性因素于统一的形象性格之中，而没有丝毫的拼凑堆垛之感，实实在在地显示了他形象刻画的高度辩证技巧和突破“类型化”单一形态的划时代的艺术创造成就。
（五）忠为君王恨贼臣，义结梁山且藏身——呼保义宋江
宋江是贯穿《水浒传》全书的核心人物，既是梁山义军不可替代、声威卓异的首领，又是一意招安为赵宋王朝建下了特殊功勋的忠臣，其性格之矛盾复杂，不仅在《水浒传》中独一无二，甚至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系列中也是绝无仅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竭力按照“忠义双全”的理想模式来塑造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宋江，既要写出其全忠全义的理想品格，又不能违背客观的生活真实，作者遇到了艺术创作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以传统伦理观为基础的理想追求与实际生活中忠义不能两全的矛盾。于是，他一方面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了宋江在现实冲突中忠义抵牾的性格矛盾；另一方面又在多种场合、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颂扬人物的忠义合璧，有时甚至不惜违背生活的真实，从而在宋江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上，留下了某些虚伪失真的败笔。
宋江身上有许多优点、特点，足以使他成为梁山义军的当然领袖。
仗义疏财，扶弱济困
这个品德使宋江获得“及时雨”的美称，受到江湖好汉的倾心仰慕，闻名归投。有关这方面的直接形象描绘虽然不多，但侧面渲染却是非常充分。例如，柴进与宋江并不相识，当宋江来投奔时，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端的想杀柴进”，真是情重千斤。武松也一样，在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宋江时，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连粗野的天杀星李逵，也是一听宋江便口称欢喜，扑翻身躯便拜。宋江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吸引四方豪杰的精神领袖，客观上起到了串联各路好汉汇聚梁山的组织作用。对影山的吕方、郭盛及黄门山的欧鹏等人，平昔与宋江也都毫无交情往来，可是一旦遇见宋江，就全都表示“愿执鞭坠镫”，跟随宋江同聚大义上梁山。如此等等，书中对宋江的这一特点，作了“天女散花”式的全面烘染，艺术上是成功的。
胸怀宽阔，诚以待人
作者通过许多“微枝末节”，对宋江的这个特征细致地加以展露。柴进庄上，受到冷落、处境尴尬的武松，得到了宋江的赤诚相待：一处歇宿，殷勤相送。情谊之真挚使武松临别堕泪、感激肺腑。李逵因误信宋江强占民女，曾极其粗暴地谩骂冲撞了他，宋江非但不恼怒计较，反而亲行对质辨明真相，令李逵解救刘女将功补过，事情处理得十分公正合理，显示了他的豁达大度。对待出身不同、来路各异的梁山义士，宋江一视同仁亲如兄弟，并能知人善任，使之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宋江的这一品格，使他成为义军上下精诚团结的灵魂和核心。
集贤纳士，广罗人才
宋江求贤若渴，凡是有用之才他都千方百计请上梁山。扑天雕李应、玉麒麟卢俊义是典型的事例，其他如芒砀山招降樊瑞、项充、李衮等人也很说明问题。有件事更是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爱护：时迁偷鸡被祝家庄捉拿，石秀、杨雄上梁山求救，晁盖认为二人玷辱山寨，要立拿斩首。这样的处置既急躁偏狭，也会堵绝贤路于山寨不利。宋江明察了这一点，立即加以劝阻：“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宋江的高明就在于分清了敌我是非，因而识见超越于晁盖。说服了晁盖以后，他又以诚恳的态度抚谕石秀和杨雄：“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也须斩首，不敢容情。……贤弟只得恕罪、恕罪。”进行山规教育消除二人疑虑。
此外，宋江于敌对阵营的招降纳叛工作，也做得最为成功。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梁山义军攻打东昌府时，接连十五员大将被没羽箭张清用飞石打伤。后张清被阮氏兄弟捉住，解来见宋江。一见张清，被打伤的将领全都咬牙切齿要求杀之以消恨，鲁智深更是手提铁禅杖直奔张清。此时的宋江不避众怒，立即以身挡住，连声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张清受降。宋江马上取酒奠地，折箭为誓；“众弟兄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于是风波平息，“众人大笑，尽皆欢喜”。
书中说宋江“有养济万人的度量”是不虚的。正因如此，才会出现白虎山、桃花山、二龙山、少华山等小股义军同心归聚水泊的盛大局面，使梁山队伍日趋壮大。
杰出的人事组织、军事指挥才能
梁山基地在宋江的规划调拨下，人尽其才、职有专司，设施详密、体统完备，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成为一个攻不破、战不克的坚固堡垒。梁山义军在宋江和吴用的筹谋下，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宋江运筹制胜的出色的战争领导才能。
上述的优点和特点，足以使宋江成为梁山的领袖，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使宋江成为事实上的义军首脑，取决于他性格结构中以“忠”为核心的、“忠”和“义”这一对矛盾因素的变化消长。作者以其深刻的生活洞察力和高超的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的艺术概括本领，把宋江的性格转变与社会斗争的风浪紧密地联结起来，写出了人物虽是艰难曲折却又无法阻挡地向梁山走去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宋江经受了“忠”和“义”的矛盾冲突，最后“义”的因素逐渐高涨趋向主导。
宋江原本是个中小地主出身、深受封建儒学熏陶、怀抱救世济人之志、具有强烈功名欲望的正直文吏。具有这样身世经历、思想境界的人，有可能造反上梁山吗？这就要看宋江所生活的现实时势和具体环境了。一般地说，政治清明、社会矛盾相对和缓的时势下，宋江的进身之途自然是依附封建官僚机体、凭才学步步升迁，以实现“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抱负。他弃农从政做郓城县押司，无非是为仕进选一个适当的立足起点。遗憾的是，宋江生不逢时，北宋末年君昏臣佞、民不聊生的腐败政治，切断了他这条理想的利禄之路，而“官逼民反”的现实斗争浪潮，却又无情地把他从忠君报国的仕途上，推向了聚义叛逆的造反之路。所以，宋江上梁山的艰难曲折，比之林冲来更有一层深意：林冲是个武官，封建正统思想的烙印要浅些，如果他也像宋江那样，没有恩爱娘子的牵扯，上梁山恐怕要更容易些，而一旦上了梁山却是真心地聚义造反了。宋江是个“自幼学儒，长而通史”的知识分子，“忠孝节义”的观念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灵脑海。然而，连这样的人都被逼得走投无路造反上梁山，那么现实的黑暗腐败也就毋庸多说了。
把宋江推出官途的第一个巨浪是“私放晁盖”。由于建功立业的需要，宋江平生爱好结交江湖豪杰，获有“山东呼保义”的称号，因此，这个事件无疑是对宋江义士品格的严峻考验。心腹兄弟晁盖面临被捕危险，宋江对此可作三种行为选择：卖友求荣、见死不救、舍命相助。宋江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尽管宋江此行的主观意愿是尽朋友之谊，但客观上却是支持了晁盖等人的正义行动，而且执法犯法，对神圣的封建法规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触犯，因此无论如何也是宋江性格中“义”和“忠”的一次冲突。尽管他在思想上认为，晁盖等人的作为“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但在行动的天平上，他则是向“义”作了倾斜。
由“放晁”而引起的“杀惜”，使宋江在“义”的道路上大大地跨前了一步。他在流亡江湖期间，联络结识了不少英雄豪杰，也引荐了众多义士奔赴梁山，为起义事业的扩展做出了贡献，但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又使他进一步退二步。十分典型的例子，便是他在大闹青州后的表现。
他被滥官刘高陷害，亏得清风山燕顺等义士和清风寨知寨花荣的搭救才得脱险；后来，在抵御青州官兵围剿时，他又一手策反了青州兵马都监黄信和统制秦明。花荣、秦明、黄信原本都是朝廷命官，三人的反叛都因宋江而起，怎样对这三人的前途作出交代？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朝廷征剿大军？形势逼得宋江主动提议入伙上梁山。
如果以为宋江就此真的上梁山了，那就犯了个错误，把这个人物看得过于简单了。作者在这里精心设计了一个细节，让石勇的一封假信支转了宋江的双脚，哭喊着“不孝逆子，做下非为”，立时抛下舍生相救于他的众兄弟，独自一人回家奔丧去了。这个枝节，突出刻画了宋江的孝。宗法伦理中的孝和忠，其实质是一致的，“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谓之忠”（金圣叹《水浒传》第四十一回批语），所以奔丧的行动是宋江性格中“义”和“忠”的又一次冲突。高涨起来的“义”终于在“忠”的制约下消退了下去。
使宋江的行动最终突破忠孝的束缚，挺身聚义，是在劫法场生路被彻底断绝之后。宋江终于上梁山了，但不要忽略关键的一点——他是在“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的万般无奈情况下上的梁山。严酷的生活，使宋江性格中“义”的因素暂时处于主导地位，而铸成他精神灵魂的“忠”的思想，则是暂时隐伏，并未消除。因此，他上梁山是“权借水泊，随时避难”，行动上造反，思想上不造反：一方面，他率领梁山义军攻城略地，杀戮贪官污吏，掳抢仓廒库藏，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使朝廷屡次调兵遣将进行收剿镇压而不可得；一方面，他又不断地絮叨自己“造恶甚多”，犯了“逆天大罪”，走的是一条“邪”道。
那么，什么是“正道”呢？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交待得很清楚：“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那么，怎样才能由一个“全忠仗义”的梁山寨主，转变为“辅国安民”的朝廷忠臣呢？那就是接受招安，归降朝廷。从作者塑造忠义双全的理想形象来看，作者认为，宋江的“义”在他上梁山后，已发展到了顶峰，接下来就该全力描写他“忠”的品德了。
宋江的“忠”大致有如下的行为表现：（1）明确提出梁山义军的前途和归宿是接受“招安”，并利用“义”的落后因素以及他一寨之长的权威，禁约义军使之全伙归顺投降；（2）通关节、找门路，甚至丧失起义军的人格，向朝廷权奸哀恳招安；（3）征大辽；（4）灭方腊。
这些行为表现，让宋江已完全丧失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品格，变成一个十足的为大宋王朝建功立业的忠臣了。而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也就经历了由封建文吏、跻身起义行列、最终成为忠臣的人生之路，他的性格则呈现出以忠为核心、忠和义消长冲突的特色。
作者依据人物独特的身世境遇，牢牢把握他固有的本质特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总的来说达到了艺术的成功。但是，由于作者怀着一个塑造“忠义两全”的完人形象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在为人物设计某些事件和行动时从主观意图出发，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因而造成了宋江形象存在某些概念化、性格不够统一的缺陷。
浔阳楼题反诗是决定宋江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尽管作者用触景生情之法，充分渲染了宋江题反诗前的心情，并一再强调是酒后狂言，属于人物偶然的失控，但总让人觉得诗的内容缺乏性格发展的内在依据，具体铺叙上对行为发生的心理过渡也揭示不够，因而整个事件显得突兀，人物性格变化的说服力不强。
诗中说：“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从宋江杀惜逃亡江湖中，始终未曾见他有此种深仇大恨的情感流露，书中也未作过些许的形象描写，以致我们不清楚他的冤仇对象究属谁人。
诗中又说：“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虽然结交江湖豪杰，也帮助了不少好汉造反落草，但从不见他有起义造反、改朝换代志向的表白；他经常念叨的“凌云志”是“报效朝廷，青史留名”，因而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似乎搭不上界。如果说“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内心深层的真情，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上梁山后念念不忘归降朝廷的思想言行呢？归根结底是出于作者塑造全忠全义理想品格的主观需要：通过题反诗，宋江上梁山，“义”的品格发展到顶峰，然后又用“义”作纽带，率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在我们看来这是对“义”的背叛，而作者却认为这才是“全忠全义”。
虽然宋江始终“忠”心未泯，但他毕竟是个反对贪官污吏、权奸佞臣，富于同情心、正义感的人物。然而为了招安，他竟然向梁山的死敌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甚至“抬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行贿收买。（第八十回）忠奸不分、是非不辨、骨头奇软。这些描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宋江性格的前后不一，然而在作者看来，却是为了倾全力突出宋江的“忠”——忠得执著，忠得坚决，不顾一切，排除万难。宋江只有在完成了带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走上“报国安民”的正道之后，才真正称得上“全忠全义”。
虽然如此，作者在全力歌颂宋江“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一片忠贞的同时，也写出了处在忠义不能两全的现实矛盾中的人物内心的压抑、痛苦和愁闷，并为人物安排了悲剧性的结局，这又是作者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深刻体现。
宋江从一个正直的封建文吏，演变为梁山起义的出色领袖，最终又复归为背叛起义的朝廷忠臣，他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但由于作者写出了这一性格发展演变的深厚的社会生活依据，因而性格的矛盾对立总的来说又是统一的，形象也还是完整的、真实可信的。
通过以上五位英雄形象的解读，可以看到《水浒传》作者在人物典型刻画塑造上的出色创造。他立足现实，依据人物独特的身世境遇，在准确把握人物本质特征的同时，通过客观形势、现实生活变化的真切描述，揭示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和合理。由此，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因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而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
在着重刻画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同时，作者遵循生活的辩证法则，注意描写人物性格中多侧面的复杂的个性因素，使人物性格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由此，突破了以往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好即全好，坏则全坏”的定型化、类型化的范框，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性格具有了较高层次的审美价值。
《水浒传》在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实践上，为我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方法、技巧和经验。
当然，以上是就《水浒传》人物创作上所取得的开拓性成就而言。作为我国小说史上最早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在人物刻画的总体上，还只能说是处在了由类型化向性格化转化的过渡阶段，一百单八将里，不少英雄的形象还未能完全摆脱类型化的局限，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水浒传》取材于农民起义，热烈而又昂扬地歌颂了这种起义，因而一经诞生，便与现实的政治思想斗争结下了难解之缘。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惧怕它的精神威力，曾屡屡以“贻害人心”“诱以为恶”的罪名，下诏严禁。而兴起于这一时期的大小农民起义，各种民间社团，则往往以它为行动的教科书，从中吸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方法。如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曾“日使人说《三国》《水浒传》诸书，凡埋伏攻击咸效之”（清·刘銮《五石瓠》）。清末的义和团在他们长方形的团旗上，或书“替天行道”或写“助清灭洋”，把《水浒传》中的口号直接移植过来作为行动的宗旨（柴萼《梵天庐丛录》）。至于各色造反人物，仿效《水浒传》英雄的名号、行事更是举不胜举了。
为迎合广大群众的欣赏需要，此时的演艺界则出现了说唱、编演《水浒传》的热潮。例如崇祯年间，就有专门以讲述《水浒传》而闻名于世的“水浒人”杨文杰、柳敬亭，两人分霸南北书场。（清·李焕章《水浒人传》）根据《水浒传》改编的各种戏目，如《劫法场》《血溅鸳鸯楼》《翠屏山》等，也纷纷上演于勾栏剧场，为此引起了封建文人的极大骇惊，哀叹：“自水浒戏文出，而是非颠倒、定理亡矣！”（清·余治《得一录》）人民群众不仅爱看水浒戏，而且还亲自扮演水浒戏。据明张岱《陶庵梦忆》说，每年的七月，村村祈雨，他家乡的人们就寻觅合适人选扮演《水浒传》角色。《水浒传》所冲激而起的这两种文化、思想的尖锐冲突，入清以后，由《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荡寇志》）三部续书的问世，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