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瓦舍勾栏唱彻忠义魂——水浒题材的史实依据及故事的流传演变

毫无疑问，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成熟诞生，是施耐庵、罗贯中的伟大创造，但它不是他们二人一无依傍的凭空结撰。《水浒传》之所以能在元末明初呱呱问世，是经过了由宋到元二百余年的孕育历程的，凝结着无数下层文士、民间艺人的心血才智。

《水浒传》的题材是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的。据史书记载，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曾爆发了以宋江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徽宗纪》）“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宋·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这支队伍攻城略地，“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宋史·张叔夜传》），表现出了强悍的威力和气势，它惊碎了徽宗皇帝夜夜追欢、朝朝取乐的美梦。于是，朝野震动，四方调兵，遣将讨捕。也有一些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上书建议：“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史·侯蒙传》）在武力剿捕与和平诱降双管齐下的镇压中，有关起义的结局，历史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张叔夜招降，也有说是被捕平定。而据鲁迅先生的考定，宋江等“山泊健儿终局”是被“杀降”的。（《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

宋江起义的事迹很快在民间流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审美意愿，编制出了宋江等三十六好汉的种种奇闻异说，它们经过不断地辗转繁变，一种最早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梁山故事便形成了。从南宋遗民龚圣与所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说的盛况：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不只是南宋民间的“街谈巷语”中流传着宋江的故事，而且宋江的故事还受到下层文士的关注，有高如、李嵩等画手为之传写画像。而故事中人物壮伟的英雄气概又使少年龚圣与无比激动，要为三十六好汉凭画作赞。后来，龚圣与在《东都事略·侯蒙传》中，看到了有关宋江事迹的记载，就果真给三十六人每人写了一首赞辞。赞辞主要是根据人物的绰号制作的，如呼保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活阎罗阮小七：“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等等。《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其中三十六人的姓名较之《大宋宣和遗事》所载则稍有变动，改阮进为阮小二，改李海为李俊，改王雄为杨雄，与《水浒传》更为接近。（参见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这些流传于南宋民间的“宋江故事”，可以说便是孕育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早期胚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梁山故事是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形式，由口头流传进入到最初的文字创作的。

广大群众对水浒故事的喜爱，必然要反映到民间说唱艺术中。南宋的说话艺人就曾大量从梁山故事中取材来讲述演唱。例如，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所记的“说话”目录，就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艺人讲说故事，主要靠他们的“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但仍是有底本作凭依的。说话艺人述演梁山故事所依据的底本（即话本），也就是水浒故事由口头流传进入到文字创作的开始。要说清这个问题，如果仅有上引的简单目录可资参考，那是很难的。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本联缀了若干单篇、具有较大规模的梁山聚义话本——南宋遗民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流传了下来。可以这样说，《大宋宣和遗事》中所记叙的梁山故事，已定下了长篇小说《水浒传》情节发展的基本路子——它写到了宋江等三十六人反上梁山的始末：

1．押运“花石纲”，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个指使，结义为兄弟。杨志雪困颍州误了限期，卖宝刀时杀死了厮争的恶少，被官府发配卫州军城。孙立等十一人在黄河岸边等到杨志，杀掉押送军人，同往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送十万贯金珠珍宝为蔡太师上寿，在担送京师的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八人，用药酒麻倒押送挑夫，劫走了“生辰纲”。案发后，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于是晁盖邀约杨志等共二十人结为兄弟，逃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

3．梁山好汉送金钗一对酬谢宋江，被娼妓阎婆惜得知。阎与吴伟有私，于是更不理睬宋江。宋江怒杀二人，题反诗于壁，逃难躲进了九天玄女庙。追兵退去后，香案上一声响亮，见天书一卷，上写三十六将姓名。人名之后更有一行字：“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于是，宋江带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投奔梁山泊，并被推作首领（此时晁盖已死）。后来又得呼延绰、李横、僧人鲁智深，恰好三十六人数足。

4．宋江统帅三十六将略州劫县，朝廷无奈，派元帅张叔夜招降。三十六人归降后，各封武功大夫，做诸路巡检使。宋江后来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看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故事，我们便可看到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最初胎形，但也仅仅是胎形而已，因为这些记叙是那样的简单、朴陋，缺少血肉，既没有对聚义基地梁山泊的半点描述，也看不到对英雄好汉个人性格、情事的具体叙写，因此完全没有文学形象可言。尤其要指出的是，书中对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性质的反映是比较混乱的：一方面写了他们无视王法反叛官府的无畏精神，同时又笼而统之、是非不明地说他们“杀人放火”“劫掠子女玉帛”，是一伙不折不扣的绿林强盗。要注意的是，该书已经设置了九天玄女命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细节，从而为长篇小说《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宣传、招安结局的描写，埋下了遗传基因。不过在这里，它还仅仅是个空头说教，与宋江等的行事游离不合。

到了元朝，梁山故事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和变化。在代表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元杂剧里，以梁山故事为题材的戏目就有三十四种（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虽然流传至今的只有十种，大部已无法见其全豹，然而我们从《燕青射雁》《折担儿武松打虎》《张顺水里报冤》《宋公明劫法场》等剧名，以及现存的《梁山泊李逵负荆》《黑旋风双献功》《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剧作，也可看出梁山故事到了元朝是有一个大变化、大发展的。表现在：

1．第一次较为具体地描叙出了一个规模阔大、气势雄伟的梁山水泊大寨：“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马粮草。”（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简单的“太行山梁山泊”，到了元杂剧中不仅声势张大，而且地点也由河北太行山转移、固定到了山东的青济兖郓一带。

2．梁山聚义的中心成员，也由《大宋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扩大到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一百零八将，外带“半垓来喽罗”（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从而形成了一支能攻城略地、使官军闻风丧胆的浩浩荡荡的反叛队伍。

3．梁山领袖宋江的经历得到进一步的完备充实：“我乃宋江是也，山东郓城县人。幼年为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经过，有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兄弟让我为头领。”（李致远《都孔目风雨逐牢末》杂剧）

4．对梁山义军性质的认识，已由《大宋宣和遗事》中“杀人放火”的草寇，演进为“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仁义之师。（康进之《李逵负荆》杂剧）在梁山故事的演进中，“替天行道”的口号被首次提了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只是书写在杏黄旗上，它更是杂剧作者们用以结构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的思想依据。下面我们以《李逵负荆》《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二剧为例，来具体地领略一番。

《李逵负荆》是一出轻喜剧，写梁山泊附近杏花庄酒家王林之女满堂娇，被冒名宋江、鲁智深的贼人宋刚、鲁智恩抢走。李逵来王林家喝酒得知此事，奔上梁山拔出双斧怒砍杏黄旗要杀宋江。为澄清真相，宋江、鲁智深与李逵立下军状，以脑袋相赌，亲至酒店质对，搞清了满堂娇不是宋江所抢。于是李逵惭愧，负荆请罪。宋江命他捉拿凶贼将功折罪。这出戏运用“误会法”，热烈地赞颂了梁山英雄为维护“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聚义宗旨，不徇私情、高尚爱民的行为品格。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这本杂剧围绕秀才刘庆甫妻子被抢一事，写了梁山好汉与权豪势要蔡衙内的冲突斗争。戏分三个场景：先是草桥店酒家，刘秀才因抗拒蔡衙内遭吊打，被病关索杨雄相救。第二场，秀才妻被蔡衙内抢走，上梁山状告，宋江派李逵营救。李逵假扮货郎儿救出刘妻，打得蔡衙内逃往云宕寺躲避。第三场，鲁智深接应李逵，在云宕寺捉住蔡衙内，押上梁山处死。戏的结尾，通过宋江的说白：“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揭示了梁山聚义抗暴除恶、救民倒悬的正义性质。

元杂剧梁山戏中的这个变化是极值得注意的，它显示了梁山故事演进中的一个质的飞跃，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创作思想定下了基调。《水浒传》接受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并由此发展成为梁山义军抗官府、受招安的行动的思想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元杂剧中“替天行道”的实践业绩，主要的表现还是“济危扶困”“拔刀相助”式的侠士豪气，以及劝善惩恶的道德寓意，所反映的事件多是恶棍无赖、阔少势要强抢民女、作恶害人之类的社会生活问题，并没有形成梁山好汉与封建官僚统治的政治性矛盾和斗争。元朝的梁山戏虽然很发达，却都是单独成本的，对梁山义军活动的描写也极为粗略分散，人物形象缺乏丰富深刻的性格内涵和激扬动人的艺术光彩。这种文字创作零散简陋与故事流传丰富深厚所形成的不平衡状况，向文学创作界提出了编撰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历史要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

这就是说，大部《水浒传》的诞生，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了。

以上的变化说明，梁山故事的发展，已从胚芽、成胎，渐趋于向成熟的大部《水浒传》过渡。而完成这一过渡的决定性因素，则是在于具有高度思想、文学修养的作家的加工修改和再创造。因为无论是话本还是杂剧，都还只能是为长篇《水浒传》的成书，提供比较丰富的素材和人物形象的简单模型，要把“简略、舛迕”的种种书本荟萃为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长篇巨帙，离开优秀作家的艰巨创造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如此，梁山故事在长期流传演变中所渗透的歌颂起义造反、痛恨压迫剥削的下层民众的爱憎感情和批判精神，以及因民族灾难深重，广大士庶把抵御外族入侵、拯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寄托于绿林好汉而产生的对“忠义”的褒扬，不能不对《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起着一定的规范制约作用，从而使《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由此来看，《水浒传》也可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群众集体创作和作家编著相结合的一部典范性作品。

《水浒传》在明初问世后，经过嘉靖、万历年间的广泛流传，版本很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为两大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繁本（文繁事简）的系统，根据内容基本可分为三类：

1．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包括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故事。现存较早的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2．一百二十回本。出现于一百回本之后，增添了平田虎、王庆的情节。增编者为明末杨定见。因它包括了全部有关水浒的故事，故称《忠义水浒全传》。现存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袁无涯刻的原刊本。

3．七十回本。即金圣叹批改删定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改原书“引首”、第一回及第二回的一部分为“楔子”，再把原本七十一回以后全部删掉，然后伪造卢俊义做噩梦，以一百零八将全部被杀作为结束。七十回本出来后，其流传和影响大大超过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现存较早的有明崇祯旧刊贯华堂大字本、清顺治丁酉桐庵老人序的坊刊王望如加评本。

简本（文简事繁）系统现存的较早本子有：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一十五回、《水浒传》二十卷一百一十回（明·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水浒全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四回等。简本乃是书商们为了盈利对繁本滥加刊削而粗制滥造出来的，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文字描写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漏洞，因而艺术价值是不高的。明人胡应麟早就作过批评：“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复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