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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主持人措手不及。殡仪方面的问题，他本来是很在行的，他曾操持过无数名人的葬礼，其中包括好几位院士、四位外国外交官，他甚至还亲自埋葬过三位在位或退位的总统。他素来以冷静出名，是一个善于掌控局面的人，但是，这个三层楼上落下来，摔到他外祖父棺材上的小家伙，实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该怎么办呢？众人看到他眼神茫然，双手发软，完全失控了。必须承认，他彻底没辙了。顺便在这里说一句，他在几个星期之后也离开了人世，说起来，他多少也曾算得上殡仪界的翘楚。

富尼埃教授第一个冲上前去。

他爬上马车，猛然拨开一个个花圈，任由其纷纷落到路面，然后，他并没有挪动孩子的身体，而是迅速开始了一番干净利落的检查。

他还真有两下子，因为人群已经开始做出反应，整个现场早就是一片沸沸扬扬了。这些衣冠楚楚的来宾，被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激起了好奇心，又变成了爱看热闹的人，你一声噢，我一声啊，您瞧见了吗？怎么回事？他是佩里顾家的儿子啊！不，这不可能，他死在了凡尔登！不是那一个，而是另一个，小的！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就从窗口这么跳了下来？他滑倒了吧？我嘛，我看是有人把他推……哦，毕竟！不，不，您瞧好了，窗子还开着呢。啊，没错，这可就见他妈的鬼了。米歇尔，请保持礼貌，像点样子！每个人都把自己刚刚看到的讲给别人听，而别人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一回事。

马车跟前，玛德莱娜紧紧抓住灵车侧栏的木挡板，指甲如野兽的利爪般扎入木头中，像一个苦命女子那样尖叫起来。蕾昂丝抓住她的双肩，试图让她定下神来，但她自己也泪流满面。没有人相信，一个孩子会这样从三层楼的窗户上掉下来，有这种可能吗？但只要抬起眼睛，瞧一瞧那些被扔作乱糟糟一堆的花圈，就能透过人群，看到保尔的身体，像死人那样躺在橡木的棺材之上，而富尼埃大夫，则趴在孩子的身上，寻着心脏的跳动，找着呼吸的迹象。只见他又挺起身来，浑身是血，他大礼服的前胸上也沾满了血迹，但他什么都不瞧，也不瞧一眼任何人，就把孩子抱在怀里，站起身来。一张及时抢拍的照片，让这一形象传遍了全国各地：富尼埃教授站在灵车上，就在马塞尔·佩里顾的棺材旁，把耳朵流出血来的小孩子抱在怀中。

人们帮他下了车。

人群让开一条道。

他紧抱着小保尔，从队列之间跑过，身后紧跟着茫然失措的玛德莱娜。

他们经过时，议论声停止，而这突如其来的安静比葬仪本身还更令人悲伤。一辆汽车被紧急征用，那是一辆西塞尔-伯威克牌轿车，属于弗洛朗日先生，弗洛朗日的妻子站在车门旁，使劲搓着双手，担心鲜血会流到车座上，那可能永远也去不掉了。

富尼埃和玛德莱娜在后排坐下，孩子的身体横躺在他们的腿上，像一只口袋那般软乎。玛德莱娜朝蕾昂丝和安德烈投去恳求的一瞥。如果说，蕾昂丝没有犹豫哪怕一秒钟，那么，安德烈，他，则躲闪了一小会儿。他转身朝院子走去，迅速地清理了一下灵车，那棺材，那花圈，那马匹，那制服……然后，他低下了脑袋，钻进了汽车。车门吧嗒一声关上。

汽车驶向硝石库慈善医院。

 

所有人都惊呆了。唱诗班的孩子们被人抢了风头，他们的神父简直就不相信那是真的；共和国卫队乐队迟疑着，久久不敢吹奏规定的哀乐。

而且，还产生了血的问题。

因为，葬礼本来是一件很漂亮的事，那从来就不过是一口封闭的棺材，而血，则是有机体，它引起害怕，它导致痛苦，而痛苦要比死亡更糟糕。然而，保尔的血，路面的街石上有，人行道上有，就像在农庄的场院中，人们总能顺着痕迹找到血滴。发现了血迹，人们就又看到了那个胳膊大大伸展开的小孩子，在这之后，再想平静地参加一场不属于你自己的葬礼，会让你感到彻骨的寒冷……

府中的下人撒下一把把锯末，还以为这样做很对，效果得到了保障，每个人都开始咳嗽，扭转目光，瞧着别处。

然后，人们认定，他们无法合乎礼仪地把上面滴了小孩子鲜血的男人的棺材送往墓地。人们想寻找一块黑呢绒，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仆人提来了一桶热气腾腾的水，爬上马车，想用海绵擦干净那个镀金的十字架。

古斯塔夫·茹贝尔，这个最有主见的人，下令赶紧把佩里顾先生书房中的大窗帘扯下来。这是一种很厚重的布料，很能遮光，玛德莱娜让人把它挂在书房里，为的就是让她父亲在大白天，在太阳晒到正面墙上时也能在书房中好好休息。

从下往上看，人们看到，就在几分钟之前那孩子刚刚飞落而下的那个窗口，有人登上梯子，朝天花板方向伸出了胳膊。

终于，那块大绒布被人匆匆卷成一团，带下楼来。人们恭恭敬敬地把它展开，铺到棺材上，但是，那毕竟只是一块宽宽的窗帘布，给人感觉就像是要给一个身穿睡袍的人下葬。尤其是，人们还没来得及去除窗帘上的三个铜环，微风一吹，它们就开始倔强地叩击棺材板，叮当作响……

众人一阵手忙脚乱，尽量保证葬仪能按正常程序进行，做得尽可能地中规中矩，也就是说，若无其事。

 

前往医院的途中，保尔静静地躺在他那呜咽不已的母亲的膝头，眼睫毛一动不动。他的脉搏跳得很慢。司机不停地摁响喇叭，车里的人左右乱晃，活像是坐在一辆运载牲口的卡车中。蕾昂丝紧紧地挽住玛德莱娜的胳膊。富尼埃教授用自己的白色围巾围住孩子的脑袋，为的是止住出血，但鲜血还是一点点地不断渗出，开始滴落到地板上。

安德烈·戴尔库恰巧坐在玛德莱娜的对面，他尽可能地转开目光，有些犯恶心。

玛德莱娜当初是在一所教会学校里遇到他的，她原本计划让保尔一到年龄就上那所学校。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头发有些卷曲，很符合当时的某种时尚，眼睛是栗色的，透着阴郁，但一张嘴却是肉嘟嘟的，能说会道。他是法语辅导老师，人们说他还像天使一样会说拉丁语，需要的时候还能教一下绘画。他的最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谈起来便滔滔不绝。由于很想当个诗人，他就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热辣辣的目光，显示出一脸灵感满满的表情，还总爱突然把脸侧向一边。这一动作在他身上，标志着一种转瞬即逝的想法刚刚来到了他的脑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会随时随地拿出来，兴奋地记上几笔，一会儿从对话中跳出来，一会儿又返回到对话中，那样子，就像是一个从痛苦的疾病中缓过劲来的人。

玛德莱娜当即就喜欢上了他那凹陷的脸颊，他那双细长的手，还有他身上某种很是焦灼的东西，它总是让人预感到一些紧张的时刻。她原本已经不再想什么男人了，却不料在这一位身上发现了意外的魅力。她略一试探，安德烈就立马上了钩。

他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上了钩。

玛德莱娜在他的怀抱中重新找到了一些远远说不上太坏的回忆，她感觉他很渴望她，他很殷勤可爱，尽管他总是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把想法转到实际行动上来，因为他总是有一些感想要分享，有一些幻想要阐述，有一些想法要揭示。这是一个饶舌的人，脱得只剩下短裤时还会在那里念诵诗歌，但他在床上闭上嘴巴时，倒也行为稳当。认识玛德莱娜的读者都知道，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大美人。不过也说不上丑，只是个一般人而已，不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那一类。她曾经嫁给了一个美男子，丈夫却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她。因此，当她跟安德烈在一起时，倒是发现了被人爱慕的那种幸福。那是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性的维度：因为年长几岁，她就觉得自己有责任迈出第一步，以实践来表现，来解释，总之，来启迪。不过，这显然有些多虑了。安德烈尽管是个被诅咒的诗人，却光顾过不少烟花风流之地，参加过几个放荡夜淫会，在此过程中，他早早经历了观念上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在适应力上有毋庸置疑的大提升。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小伙子。他一旦明白，玛德莱娜尽管在这方面还没有很强的能力，却已扮演了启迪者的角色，便也就当仁不让，在这一情境中摸爬滚打，而且带着一种真诚的愉悦，尤其因为，她在他身上激发起了某种被动之爱的快感。

他们的关系因一个事实而变得格外复杂，那就是，安德烈住在学校里，而探访则是被禁止的。于是，一开始，他们只得求助于去旅馆开一个房间，让玛德莱娜贴着墙壁偷偷溜进去，完事之后又低着脑袋偷偷溜出来，就像一出滑稽剧中的小偷那样。事后，她再把钱给安德烈，好让他付旅馆费，为此，她可是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千方百计地让他既收下钱，又不觉得她是在买下他。她把钞票留在壁炉上，但这样做就跟在妓院里一样。她把钞票塞在他的衣兜里，但是那样，他在旅馆前台就得翻遍自己所有的衣兜，才可能找到钱，感谢如此的审慎。总之，必须找到另一种办法，而且，此事很急迫，尤其因为玛德莱娜并不满足于找一个情人，她是真心爱上他了。安德烈几乎就是她的前夫所不曾是的那一切。有教养，有耐心，被动，但是强健，有时间，从来都不庸俗，说来说去，安德烈·戴尔库只有一个缺点，他太穷。其实，这一点对玛德莱娜而言也并不太重要，她富得足以一个顶俩，但她要维护地位，要稳住父亲，她父亲要是看到一个比他女儿还小十岁的毛头小伙子来做他女婿，是肯定给不出什么好脸色的，这样的人，断然做不成什么大事，也进不得他们这个圈子。嫁给安德烈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于是，她找到了一个很实用的解决办法：请安德烈来当她儿子保尔的家庭教师。这一下，孩子可以享受到私人定制的课程，跟老师保持优越的关系，尤其是，他也就用不着往学校里跑了，至于人们常常提到的那些在学校中发生之事——即便是在那些最好的学校中也会发生——的传言让她心中十分害怕，在这一范围内，当教师的教士已经有了固定的名声。

总之，玛德莱娜总会不断地为她的计谋找到说法。

安德烈就这样安顿在了佩里顾家府邸的楼上。

小保尔开心地接受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想象自己就此有了一个游戏伙伴。但他应该大失所望了。如若说，开头几个星期里，一切都还很正常的话，那么，此后，保尔的热情则在逐步减退。拉丁语、法语、历史、地理，玛德莱娜心里说，没有人会喜欢的，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尤其还因为，安德烈教课时太一本正经。保尔逐渐对这些特别课程丧失兴趣，倒是并不让玛德莱娜丧失对安德烈的迷恋，她从中找到了很多有利条件：对于她，要找他，现在只须悄悄地向上爬两层楼就可以了。或者，有时候，对于安德烈，只要往下走两层楼。凭借这一点，在佩里顾的府上，这两人的关系就成了普利齐内拉的秘密。仆人们开心地模仿女主人悄悄上楼的脚步，一副贪嘴的样子。而当模仿安德烈从反方向折回时，他们则把他表演得摇摇晃晃，精疲力竭，众人在厨房里学得不亦乐乎，哄堂大笑。

安德烈一心想成为文学家，总在想象自己已经干上了新闻行业，出版了第一本书，然后第二本书，获得了一项文学大奖。为什么不呢？对他来说，成为玛德莱娜·佩里顾的情人，就等于手中有了一张毫无疑问的王牌。但是，说真的，他的房间，这个在楼上的，又恰好在仆人房间底下的房间，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打扫房间的女仆在扑哧扑哧地偷着乐，司机在绷着脸皮笑肉不笑地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工作就是性服务，但那毕竟还是一种服务。对一个上流社会的舞女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对一个诗人来说，则可能是侮辱了。

于是，从这一有损名誉的情境中跳出来，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因此，今天，他感到如此地不幸：佩里顾先生的葬礼对他而言本应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玛德莱娜让人给《巴黎晚报》的经理儒勒·基约多打了电话，请求他让安德烈来撰写有关她父亲葬礼的报道。

你们想象一下吧：一篇长文章，从第一版起刊登！放在巴黎卖得最好的日报上！

三天以来，安德烈就一直在经历着这场葬礼，他已经亲自走了好几趟灵车要走的线路。他甚至早就提前写下了整整好几段文稿：“不计其数的花圈压上的分量，让运载灵柩的马车有了一副威严的气势，让人不由得回想起耳熟能详的这位法兰西经济巨人平稳而又强劲的步态。十一点钟到了。送葬队伍就要启程了。在第一辆满载了众人哀思的摇摇晃晃的车子上，很轻易地就能看出……”

何等意外的好运！假如这篇文章成功的话，那他就有可能被报社录用……啊，体面地谋生，摆脱种种他不得不履行的得罪人的义务……而且，还有更好的呢：赢得成功，变成富人和名流。

而现在，这一事故把一切全都毁了，又把他打发回了起跑线上。

安德烈固执地把目光留在车窗外，为的是不去看保尔死死紧闭的双眼，不去看玛德莱娜泪流满面的脸，还有蕾昂丝那张坚毅而紧张的脸，还有在地板上漫延开来的那一摊血。他对那个死去的孩子（或者几乎已经死去，躯体被丢弃在了那里，在浸满了鲜血的围巾底下，再也听不到呼吸声了）有一种深深的担忧，这让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但是，由于他同时还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刚刚化为乌有的那一切，他的种种希望，他的种种期待，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的机会，他开始哭了起来。

玛德莱娜抓住了他的手。

 

在现场，在他兄长的葬礼上，夏尔·佩里顾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依然还在场的最后一名家族成员。人们终于把他一步步地推到门前的台阶旁，被“他的后宫女眷”围在身边。他就是这样来称呼他妻子和他两个女儿的，他可不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总认为，他妻子奥尔藤丝喜爱男人喜爱得还不够，因而想生男孩却没能生成。他的两个女儿长得像是抽了薹的蒜苗，细细的腿，外翻的膝盖，满脸的粉刺，有事没事地总爱哈哈大笑，这让她们不得不使劲地用手捂住嘴，生怕一笑就会露出一嘴狰狞可怕的牙齿。要说这牙齿，可是当父母的一块心病：人们简直会说，她们出生之际，一个缺了大德的神灵往她们每个人的嘴里扔了乱七八糟的一大把牙齿，牙医们见了也只会连连摇头：他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除非等她们长大后安上一口假牙，要不然，恐怕一辈子都无法根除这一惨相，只能永远拿一把扇子挡住嘴了。看来，得给牙科诊所送去不少钱，或者，得往嫁资上赔上好大一笔呢。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一大心病，始终萦绕在夏尔的心头，永远挥之不去。

夏尔是个大肚腩，因为他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赖在了餐桌上；他年轻时就早早地有了一头白发，梳成个大背头；他脸上的线条很粗，鼻子很尖（他强调说，这是他性格坚定的标志），一把工兵围裙式的小胡子。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加上一点，两天以来，他一直在为他的兄长之死而痛哭，现在落得个脸色通红，眼皮浮肿。

一看到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妻子和女儿便急忙上前，但是，惊慌之中，她们谁也无法清楚地描述当时的情境。

“嘿，怎么啦？”他问，前后左右地来回瞧，“怎么回事，你说他跳了下来，谁跳了下来？”

古斯塔夫·茹贝尔伸出一只手，平静而又坚定地拨开人群：“夏尔，您过来。”茹贝尔一把就拉住他，然后一边走向院子，一边告诉他，他现在已然成了葬礼中整个家族的代表，这可赋予了他某种责任。

夏尔有些茫然，瞧了瞧左右，几近绝望地寻找着，想牢牢抓住这一新的处境，这跟他当时离开之后留下的情境早有了天壤之别。人群的激昂跟一场葬礼应有的那种激昂并不相吻合，他的女儿们叽叽喳喳地乱嚷嚷，手指头像扇子一样挡在嘴前，他妻子抽抽搭搭地直打嗝儿。茹贝尔搀住他的胳膊，说：“玛德莱娜不在，就有劳您亲自走在队列最前头啦，夏尔……”

然而，夏尔因为要面对心灵的痛苦而越发地不知所措。兄长的死引起了他巨大的悲痛，但也算来得恰逢其时，能让他从个人的极大困境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谁都明白，但他很狡猾，在某些场合，也颇能从他的智力库存中汲取意外的智慧，足以让他的兄长有时间帮他摆脱困境。

他用手绢擦着眼睛，踮起脚尖站立起来。然而，当人们把那块蓝色呢绒窗帘铺到灵车上，又重新摆上花圈，当唱诗班的孩子们又站好了队列，当乐队奏响一曲缓慢的进行曲，以掩饰尴尬时，他突然挣脱了茹贝尔的手腕，径直跑向一个男子，猛地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就这样，他全然无视议事日程的规则，让公共事务部的二等参议阿德里安·弗洛卡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跟他这个死者的胞弟，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萝丝和雅馨特并肩而行。

夏尔比马塞尔年轻十三岁，仅此而已。他始终都比他的兄长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没他那么年长，没他那么辉煌，没他那么勤奋，因而，也没他那么富有；靠着这位兄长的钱，他于1906年当上了国民议会的议员。“因为，要让自己被选上，就要花费一只眼睛的价钱，很昂贵。”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这样解释说，“简直是疯了，得拿出很多东西来，给选民，给报纸，给同行，给竞争对手……”

“假如你投身于这一战役，”马塞尔劝道，“那你就绝不能失败。我可不想让佩里顾家的人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社会党候选人打垮！”

选举进行得不错。一旦被选上，人们也就享受到种种的优越性，共和国的确是个好姑娘，对他这一类的老滑头是不会吝啬的，甚至还算得上慷慨大方。

很多议员想到的是他们的选区，而夏尔，想到的只是被再度选举。靠着一位他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家谱学家的非凡才华，他在塞纳-瓦兹省挖掘出了他那很古老、很渺茫的祖上根系，把它们说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他认真地说，他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严格来说，他并没有丝毫的政治品质，他的使命只在于讨好选民。更多的是出于本性而不是经过思索，他选择了一个极端大众化的领域，很可能大大高出了他本身的阵营，要召集、要满足的不仅有富人，还有穷人；不仅有保守派，还有自由派：那就是与税收的斗争。好大一块肥肉。从1906年起，他就在猛烈地抨击卡约关于所得税的提案，他强调，那会吓到“所有那些攒钱的、那些节俭的、那些勤奋劳动的人”。作为一个勤劳的人，他每星期都要去他的选区走一走，跟选民们握握手，大发雷霆地骂一骂“令人无法接受的税务调查”，主持一下各种颁奖典礼、农业博览会、巡回体育比赛，表现出对种种节庆活动的绝对守时。他随身携带用不同颜色做标志的硬皮卡片，在那上面，他小心翼翼地记下会对他的再次选举有重要影响的所有事：当地的名人，种种的雄心抱负，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性习惯，他的对手的经济收入、债务以及恶习，逸闻趣事，谣言传闻，总而言之，到时候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一切的一切。他起草了一些书面问题给一些部长，为他的治下摇旗呐喊，并一年两次成功地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台，待上几分钟，说上某一个问题，为他的选区争取些许利益。这些在《官方公报》上被谨慎提及的发言，有助于他在选民面前高昂地抬起头，证明他已经为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这一份漂亮的精力付出，若是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便一无是处了。出竞选海报，召开群众大会，全都需要钱。同样，整个任期内，他还要补偿一下在竞选中那些帮他写写画画、跑跑腿、付出辛劳的人，尤其是那些神父、区公所的秘书，还有咖啡馆的老板，以此向所有人显示，选了一个银行家的兄弟，就意味着有了种种无可比拟的好处。因为他可以资助体育俱乐部，为颁奖典礼提供样书，为中彩者发奖品，为老战士发锦旗，为无论谁，或者几乎是无论谁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

已故的马塞尔·佩里顾在1906年、1910年，还有随后的1914年掏了一把自己的腰包。他应该在1919年享受了一次例外，因为他弟弟夏尔在战争中曾被动员到索恩河畔沙隆市附近的一个军需部门服役，后来也就被所谓“蓝色地平线”的巨大浪潮毫不费力地带入了战争老兵安置办。

最后一次，1924年，为了确保夏尔的再次当选，马塞尔不得不为兄弟耗费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因为左派联盟顺风顺水，而一名势单力薄的右派议员要想赢得选票，显然要比以往更费劲。

如此，马塞尔始终竭力帮衬着夏尔及其事业。而尽管如今已经撒手人寰，假如事情真的能如夏尔希望的那样，他还是会出手拉他一把的，把他从一个相当灾难性的情境中拉出来。

恰恰是因为这个，夏尔希望毫不迟疑地跟阿德里安·弗洛卡好好地谈一谈。

送葬队伍刚刚启动不久，他使劲地擤了擤鼻涕。

“建筑师们还真是胃口不小啊……”他开口说。

二等参议（他是吃《民法》的奶长大的，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官员的气质，躺进棺材里都要背诵一下《鲁斯当法案》），我们的这位二等参议因此皱起了眉头。灵车稳稳前进，慢得颇为庄重。所有人都处在由保尔的临窗一跃所引起的激动情绪中，而夏尔却并没有感到这一激动，因为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同样也因为，在这一刻，他自己的烦恼远远更重于他兄长的死，当然也更重于他那年轻的侄外孙很可能的死亡。

由于没有得到期待的回答，夏尔很显然被他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同时也被那位在部里做事的公务员的无动于衷惹得有些恼怒，便补充了一句：

“说实在的，他们滥用了时势，您不觉得吗？”

他被心中的恼怒所激醒，意识到自己早已跟灵车落下了一段距离，便不得不紧走几步，赶上他的对话者。他已经开始有些气喘吁吁了，平时他实在很不习惯走路。他轻轻地摇动着脑袋……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心里想，到傍晚时，佩里顾家族在巴黎可就一个活着的人也不剩啦！

愤怒是他最根本的脾性：依他看来，生活对他从来就不曾有过公正，世界的运转方式跟他也从来就不相合。而他那个关于廉价住房的故事只不过是补充证明罢了。

为了正视巴黎所遭受的巨大的住房危机，塞纳省地方政府推出了一个叫“低价住房”的重大规划。建筑家、建筑公司、建筑材料制造商的一大机会来了。而对政治家来说，这也同样是机会，他们得作为主人，来负责种种事务，什么许可证、土地使用特许权、地产征用、优先购买权……种种暗箱操作、种种回扣与贿赂大行其道，就像葡萄酒在天堂中哗哗直流，而在这秘密的酒席，同时也是奢华的盛会中，夏尔还没有学会躲避种种泼溅的污迹。作为省里的分配委员会成员，他也稍稍动用了权力，就让布斯凯兄弟公司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罗尼大街上的那个相当棒的建筑工地，那是面积为两公顷的一大片地带，可以在那上面建造一系列漂亮的住宅楼，供一些小户人家居住。到此为止，一切都还算是很平常，夏尔跟所有人一样，拿的是他的佣金。但是他利用机会，在巴黎水泥沙公司那里大捞了一把，随后，他就把这家重要的建材制造商推出来，参加建筑行业的竞争。从此往后，小家子气的红包，以及象征性的小费，就都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木料、钢铁、水泥、构架、沥青、灰浆、涂料方面的抽成。夏尔见大笔大笔的钱票落入囊中，如春雨喜降。他两个女儿的衣裙成倍增添，去牙科诊所的次数也翻倍增加，奥尔藤丝更新了家里所有的家具，把大大小小的地毯也都换了，还买了一条赛犬，价格着实不菲，那是一条模样丑陋的小狗，总是汪汪地叫个不停，叫声极为尖厉，有一天它被发现死在了小地毯上，无疑是死于心脏的一次骤停。厨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就在一大堆果皮烂菜和骨头鱼刺中间。至于夏尔，他给他当时的情妇，一个专为议员表演通俗喜剧的女演员，送上了一枚葡萄粒那么大的宝石。

夏尔的人生最终上升到了令人尊敬的高度。

但是，就在这大约两年的短暂经济好转期之后，生活又重新开始虐待他。甚至虐待得非常非常狠。

“毕竟，”阿德里安·弗洛卡喃喃道，“这个工人也太……”

夏尔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是的，因为各方面的打点费用实在太多，为保证仅剩的盈利，巴黎水泥沙公司不得不交付不那么昂贵的材料、不那么干透的木材、不那么坚实的灰浆、不那么强劲的混凝土。整整的二层楼就那样塌了下来，差点儿变成了底层楼，一个泥瓦工的躯体洞穿了地板，人们赶紧用支柱把楼板撑住。建筑工地停了工。

“断了一条腿，折了几处骨头！”夏尔抱怨道，“这毕竟还不能算是全国性的灾难。”

确实，八个星期以来，那工人一直住在医院中，始终没有办法让他站立起来。幸亏，那家人比较穷困，经济拮据，给了一些钱后，就买得了全家人的缄默，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可怜巴巴的三万法郎现金，低价住房办的高官匆匆做了事故结论，说是那个受伤工人自己疏忽大意了。于是工地复工，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不够迅速，已经阻止不了消息的扩散，水面上的涟漪荡漾开去，事情早已惊动了公共事务部，在部里，尽管专项负责人已经收取了两万法郎的贿金，他还是无法阻止两个建筑师的任命，他俩每人要求得到两万五千法郎的封口费，不然就要公开这一事故的真相。

“从市里或部里这方面……您认为人们还会做些什么吗？我是说……”

阿德里安·弗洛卡很清楚夏尔想要说的是什么。

“这个嘛……”他有些支支吾吾了。

眼下，这件事涉及一些内心充满善良意愿的公务员。但是，夏尔动用的这五万法郎全都打了水漂，得到的只是弗洛卡这一声吞吞吐吐的回答，这意味着，事情还没有归档，还有别的中间商会把他们的责任感、把他们共和国公民的正直性估价为耸人听闻的金钱数。要控制住丑闻的流传，就必须送出比平常多五倍的红包。老天啊，这一切运转得竟然那么棒！

“我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再没别的什么了。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不用再多了。”

夏尔的所有希望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过几天，公证人将会处理遗产继承的事项，把夏尔应得的那一份给他。

“我们总是能赢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或者两个星期……”弗洛卡斗胆说了一句。

“好极了！”

有了从他兄长那里转给他的钱，他就能付人们开口要的数目了，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

事情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他会把这可恶的回忆远远地扔到脑后。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夏尔又开始哭了起来。显而易见，他有过一个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