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口伤心

北京的东大桥，有一片横平竖直的街道，包围着一块三角形的飞地，地铁站就建在上面。从朝阳路穿过它往北走，走到朝阳北路的路口，右拐是朝阳医院，左拐就朝蓝岛大厦去了。我时不时会经过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路口，去看病，或者在附近找饭吃。夹在高楼大厦中间的是一个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委老小区，一根停车杆作为小区大门，地铁站旁的报刊亭就像是它的传达室。它原本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建筑物本身和周边相比已经显得老旧而引起我的注意，在同时擅长创造与拆除的北京，这也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工作，我不断认识陌生人，即便看起来推心置腹的采访，最终也只与少数人成了朋友，大多数情况是很快就彼此忘记。这倒没什么可惜，人的记忆虽然有势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像水流入水里，反而是有些滥用时间来度量和象征的情感显得刻意了。在属于我的这条河里，东大桥这个路口意外成了一个要塞，一块三角形的滩涂，阻滞着流水过早地逝去。那是在2013年的秋天，我来到这个小区，径直走到最后一栋楼，拜访了住在这里的张祖道老先生。我以为这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记忆，但每次路过这里，它都会重新升腾起来，不但没有淡去的意思，反而越来越强烈。

张祖道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从军，之后进入《新观察》杂志工作，担任摄影师。他多次跟随费孝通、潘光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鄂川地区做田野调查，其中有5次和费孝通一起前往“江村”。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91岁高龄。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需要被人知道的事情。当年平遥国际摄影展把“致敬奖”颁给他，他说“离个人的要求、群众对你的要求差得太远”。

2014年9月，采访他不到一年后，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对他的追思只在一个极小且分散的群体内可见，没有公开的追悼仪式，大家甚至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这么一段掷地有声的人生居然就在眼前完全被冲刷下去，这加剧了我的伤心。那片楼房现在看起来，像是在繁华里把头埋得更低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少用伤心这个词，它不再是一种典型情绪，愤怒和沮丧更流行一些，两者背后都是某种程度的拥有，而伤心是无法挽回的失去。

我更难忘记的是张祖道的家。五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书和杂物占满，光线都很难穿透进来，灰尘散射出一层薄雾一样的空气，笼罩着积重难返的一切，老两口身型本来就小，还佝偻着腰，在房间里缓慢地穿行——当时间取得对空间的全面胜利，空间本身就变得抒情。那时他的听力就很不好了，说话带着很重的呼吸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他不断向我道歉，说：“希望你多帮帮我，里头有一些讲错的、不合适的，希望你帮我改正。”

张祖道一生出版了3本书，《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江村纪事》和《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其中除了一部分日记，其余都是白描式的社会学记录，关于别人的多，关于自己的少，更多的是照片。他拍“江村”里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排水，照片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土地属于典型的圩田，农民在河里罱河泥，可以看见他们衣服上的补丁。他拍河里的航船从县里回来，船上载着的都是村民做生意需要的货物。1957年他拍过江苏盛泽镇的桑园、国营收茧站，1982年拍过那里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遗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合作性的乡土工业，1999年又拍了庙堂缫丝公司。历史的变迁、《江村经济》的理论都能在他的照片中找到对应。而这只是他几十年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压箱底的底片和日记，不知道如今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拍摄了不少文体界的名人，偌大的北京名利场于他，也不过是另外一块田野。他一贯拒绝摆拍，最忌讳布置画面，即便面对明星，也追求在自然行动中完成摄影。

见多了现在的人们任由摆布或者游戏人生，突然遇见如此认真的一位，的确难以处理。首先是因为那些在学术史上伟大的名字，我才有机会认识他，但他和他的旧居所在的那个路口，长时间盘旋在我记忆里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些。恰恰是因为他和伟大没有关系。这也不意味着转头就要去歌颂渺小。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像水流入水里，是这一点，值得最普遍的共情。东大桥的路口，和每个路口一样，富有转折又消失在转折里，这也是张祖道的生命轨迹，无形的历史经过他，他在自己所能掌握的时空里竭尽全力，如实做出了反应。

最近的另一项工作，是和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进行一次跨度很长的访谈。项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凭借关于“浙江村”的研究名噪一时，某种意义上，他在费孝通、潘光旦、张祖道的脉络里继续工作，试图解释中国如何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策略和位置。3年时间里，从北京到牛津到温州，我们之间的很多谈话都是在出租车、高铁站、飞机场这样充满着现代性气息的地方进行。未解的难题附着在了新的变体上，这是最新的隐喻。

在这种拉锯之中，我终于摆脱了一点速战速决式的媒体工作带来的功利心，理解到历史给人施加的压迫，以及人本身具有的历史性。然而这并不能弥补我仍时常感到的对于张祖道这样的人的歉意和愧疚。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论断之中，却没能做更多努力，让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时间、空间中留得更长久一些。他们也绝不仅仅只存在于过去。

10年可以证明许多事，同时失去了更多。在心里很深的地方，是这份愧疚维护着我的热情。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