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

谷歌把我们变蠢？

撰文 尼古拉斯·卡尔
译者 郭玉洁

一

“大卫，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大卫。你会停下吧大卫？”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此前鲍曼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现在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大卫，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章里面曾经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于是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阅读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我好像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进行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多年来，我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次谷歌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电子邮件、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与文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

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地获得，互联网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互联网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收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而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在水面快速滑行。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相识的朋友（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他们使用网络越多，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使用网络进行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

布鲁斯·弗里德曼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网络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用脑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网络上的，还是印刷品上的。”他写道。弗里德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

这些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神经学和心理学的长期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5年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掠读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很明显，用户在网络上阅读时已经不是传统的阅读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印刷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规读物。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向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种和我们使用字母文字的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这些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习惯于网络阅读的人的大脑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

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的眼睛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决定于纸和笔的品质。

“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原以为大脑网络——头颅中无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I. T.”（智能技术）——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点”。

钟表规律的嘀嗒声有助于人类形成科学意识，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这些变化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地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或其他的电子小玩意儿，还在内容周围遍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提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消减了我们专注的能力。

网络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文字抓取功能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的长度，增设介绍性的摘要，把版式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

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

三

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增。

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求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统如今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以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提高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

四

谷歌的总部Goo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那里是互联网的最高圣殿，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谷歌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之上的公司”，它要致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谷歌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谷歌正实践于脑力劳动。

谷歌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足你的需要”。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越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多。

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这两个天才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谷歌，他们经常讲到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像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布林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上，佩奇说，谷歌“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应用”。

对于这两个腰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用的计算机科学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技企业，谷歌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题。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是解开难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谷歌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故障）。人类的大脑只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同样决定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谷歌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提供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五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既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将被文字取代，他们将会“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个方面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希罗尼莫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所指出的，“大多数反对印刷术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识发现和智慧普及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

《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好害怕”。对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感情的流露和宇航员的冷漠形成对比，后者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也将被消解成为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