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曼诺夫王朝的诞生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时期

“动乱”与国民代表会议

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之后，俄罗斯进入长达十五年的“动乱”时期。这一时期中，包含“冒牌货”在内，有数人被拥立为沙皇。邻国波兰与瑞典也对俄罗斯的王位产生觊觎之心。俄罗斯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局。西部边境的几座城市被波兰侵吞，诺夫哥罗德被并入瑞典。如此一来，西部与西北部的边境地带几乎处于不设防的弃置状态，盗贼匪逆在这些地区横行跋扈。在南俄罗斯，“僭称沙皇者”此起彼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原来已经并入俄罗斯的“喀山公国”也出现独立的迹象。举国上下，仅莫斯科及其附近城市尚算安定，但这样的安定也只是相对而言的。1601年，俄罗斯发生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因为这样的“动乱”，莫斯科的人们不仅物质生活上穷困凋零，精神世界也茫然失所。后来把这个国家从危乱中解救出来的便是“全俄罗斯缙绅会议”。

俄罗斯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俄语：зéмcкий coбoṕ；英语：Zemsky Sobor）在日语中有时翻译为“全国会议”，经常把它与欧洲的“身份等级制议会”相提并论。зéмcкий是俄语“土地”“国土”的形容词形式，coбoṕ是“集会”“会议”之意。它的职能可以理解为各个身份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审议沙皇提案，以这种方式制衡君主权力。但是也有观点对上述理解持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这个机构只是沙皇的“咨询机构”，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不具备约束沙皇的权限。话虽如此，也并不能说“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就没有一点点的权力，17世纪前半期，这个会议两次发挥出左右国家前途命运的功能。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首次召开是在1549年，也就是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当时参加会议的有贵族会议的成员，神职会议的成员等神、俗精英，以及地方士族的代表、城市工商业者的代表。参加者共有数百人，其中神、俗精英人数较少，而地方士族与工商业者等中下层的人数居多。会议的议事程序没有一定之规，召开的时间间隔亦无明确规定。一般说来，会议按照沙皇提出的要求，审议对外战争、限制修道院财产以及编纂法典等事务。不过，虽说是审议，却基本都得遵循沙皇的旨意。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先皇故去后对新皇的“确认”。伊凡雷帝过世时，其子费奥多尔一世的继位就得到了会议的确认。但费奥多尔一世去世后，没有留下子嗣。为了确定继承人，召开了共六千人参加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举出鲍里斯·戈东诺夫为新沙皇。与费奥多尔继位时的“确认”不同，鲍里斯与皇室没有血缘关系，他的皇位是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举产生的。此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便拥有了“真正的正式权力”。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人民军在打败波兰军队解放莫斯科之后，驿传全国，通告召开选举新沙皇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五十人的城市代表、高级神职人员、贵族、宫廷官僚、地方士族以及哥萨克代表共七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国波兰与瑞典各自推荐本国的王子作为候选人，但当时的俄罗斯人在强烈爱国心的驱动下，“外国”候选人几乎没有选中的可能。最终，俄罗斯的名门贵族罗曼诺夫家的族长，时年十六岁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新沙皇。

罗曼诺夫家族不仅是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古老贵族，而且与前朝皇室也有着姻亲关系。伊凡雷帝的第一位皇后安娜斯塔西娅就来自罗曼诺夫家族。安娜斯塔西娅的兄长尼基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十三名子女全部迎娶或嫁入豪门贵族，并通过联姻构筑了强有力的纽带关系。尼基塔之子，也就是沙皇米哈伊尔的父亲——费奥多尔——也是留里克王朝末代君主费奥多尔一世的表兄弟。据说，费奥多尔一世在弥留之际将王朝的“权柄”传授给了费奥多尔。此举也可以理解为费奥多尔是费奥多尔一世指定的继承人。

但后来，鲍里斯·戈东诺夫被选作沙皇。鲍里斯指控费奥多尔·罗曼诺夫家族搞阴谋活动，罗曼诺夫家族也因此失势。费奥多尔被剔去头发，以菲拉列特之名软禁在北方的一所修道院里，他的妻子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戈东诺夫及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二世的统治被打倒后，菲拉列特以罗斯托夫主教的身份恢复名誉与身份，但在选举沙皇的过程中遭到波兰的逮捕与囚禁。菲拉列特的不幸对罗曼诺夫家族来说却是幸运的，他的家族因此博得社会的同情，而他年仅十六岁、毫无政治经验的儿子米哈伊尔被选举为新的沙皇。以武装力量把俄罗斯从波兰人手中解放的哥萨克义军对“菲拉列特的儿子”十分支持。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哥萨克义军的支持是罗曼诺夫家族获得帝位的第一要因。因此，米哈伊尔也被称为“哥萨克的沙皇”。

这样，米哈伊尔当选为新沙皇。1613年2月21日，选举的结果在挨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对公众发布。在得知“莫斯科与全罗斯的君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当选的消息后，莫斯科民众发出欢天喜地的呼声。3月初，以谢莱梅切夫为团长的使节团前往米哈伊尔与他的母亲森雅·伊万诺夫娜寄身之地——科斯特洛马的伊万切夫修道院。母子二人回想着苦难的遭遇，强烈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后来由于虔诚的母子笃信上帝，而当选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他们无法加以拒绝。三个月之后，这位“面色惨白的虔诚少年”启程前往莫斯科接受加冕之礼。

战争与和平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在米哈伊尔统治初期发挥着“恒常性的权力附属物”的作用。1613年之后的十年里，全俄罗斯缙绅会议每年都召开，且参会者众多。以前的权力中枢“贵族会议”失去了往昔的风头。要想在战乱中重建荒芜的国家，需要得到“国民”的支持，为了和外国入侵者及内部叛乱者作战，地方上的士族常被征召入伍，而为填补军费开支的巨大财政赤字，工商业者也常常被额外加收“临时税”。为了让这些“不受欢迎的政策”顺利实施，必须借助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可以决定所有具体政策。立法的决定权一如既往地掌握在沙皇手中，沙皇的权力也没有因缙绅会议受到“限制”。

1619年，俄罗斯与波兰缔结和平条约，囚禁于波兰的菲拉列特回到俄国。与他的儿子不同，有着权力欲的菲拉列特回国后立即就任“总主教”，后来还获得“大君”称号。事实上，菲拉列特运转着国家政治。他的目标是让国家回到正常的轨道与秩序。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波兰的王权被“国会”所挟制，因而对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召开持否定态度。后来他停止选拔地方代表，很快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便不再召开。为备战波兰，他创建了欧洲式的步兵——“新军”，也强化了原有的骑兵部队。1632年4月，在菲拉列特的强烈意志之下，为收复西部重镇斯摩棱斯克，俄军与波军重开战事。后来，菲拉列特在战争中病死，这场战争也有始无终地以俄国的失败结束。

斯摩棱斯克之战的失败给俄国留下很多教训。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俄波两军激战之时，传来了克里米亚人从后方袭击的消息。消息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多次袭击肥沃的南方地区，掠夺了南方城镇乡村的人口与家畜。原先，米哈伊尔政府以分封土地为交换，让地方士族担负起防卫边疆的责任。经过这场战争，俄罗斯人发现这种防守方式并未奏效。自1635年起，俄罗斯在南部边境构筑类似古罗马莱茵河、多瑙河防线或中国万里长城那样的“别尔哥罗德防线”。这个防线全长八百公里，防线上的城镇都以要塞形式建筑，城与城之间用土墙或木栅栏接连。16世纪前期，俄罗斯也曾在莫斯科附近构筑“图拉防线”，但并不完善。“别尔哥罗德防线”的构筑花了二十年时间，它有效地防卫了鞑靼人的入侵。因此，南方获得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安定环境，贵族们获得了大片南方干草原地带的肥沃土地。1679年，俄国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构筑了长五百三十公里的“伊久姆防线”。从此之后，南方便成为了俄罗斯的“粮仓”。

1637年，米哈伊尔召开“菲拉列特时代”几乎没有开过会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此时，顿河哥萨克的部队占领了奥斯曼帝国要塞亚速，为防守这个要塞，他们向中央求援。本来按照传统，政府应立即予以援助，但此时刚刚结束斯摩棱斯克之战，国家财力不足。因此，米哈伊尔决定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以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决议的方式让前线的哥萨克部队放弃亚速要塞。被围困四年后，哥萨克最终弃守亚速要塞。米哈伊尔的执政时间很长，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恢复国内秩序上。

莫斯科市民起义与“会议法典”

1645年，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去世。他的长子阿列克谢世袭皇位。但在形式上，这次皇位继承也得到了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确认。阿列克谢是一位很不得民心的君主。与他的父亲一样，阿列克谢在十六岁时即位，但很快他就遭遇莫斯科市民起义。起义是因掌握政府实权的鲍里斯·莫罗佐夫大幅提高盐税而引发的，鲍里斯·莫罗佐夫曾担任阿列克谢的“扶育官”。虽然政府承诺将撤废其他项目的税收，但提高盐税的举措仍受到莫斯科市民以不买盐的方式加以抵制。慌张的政府在两年后取消了这一措施，但仍旧要征收三年高额盐税。庶民被如此荒唐的决定激怒。1648年6月初，市民团体在沙皇巡幸时递交请愿书，但却遭到驱散。因此，一部分市民闯入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交出高官，这天夜里，叛乱的市民在莫斯科放火，烧毁数千栋房屋，不少人因此丧生。莫斯科市民以这样的方式反抗莫罗佐夫的政策。6月5日，事态进一步扩大，阿列克谢泪流满面地现身民众面前，当众将莫罗佐夫撤职并移送修道院，以此请求人民原谅。

1648年的“盐税起义”就此平息。但市民与士族对把持朝政的上层集团仍然不满，因而要求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虽然如此，市民们并不是真的要“反王朝反皇权”，他们认为，沙皇太过软弱，使大权旁落权臣，暴政是权臣的恶行，他们起义的目的是要“清君侧”。市民与士族以帮助沙皇更好地施政为由，要求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7月10日，阿列克谢同意了市民的要求。一周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正式召开，共三百一十五人出席，其中地方士族与城市工商业者占据大部分席位。为更好地处理君主与地方关系事务，缙绅会议决定由“善良睿智的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制定新的法典。这部法典通称《会议法典》，在翌年1月编纂完成。与1613年选举米哈伊尔继位一样，全俄罗斯缙绅会议这一次又发挥了十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会议法典》对俄罗斯社会与城市的再构建方面贡献巨大。自中世纪开始，各城市都存在享有免税特权的教会领地与贵族领地，这种免税特权对免税区域以外的工商业者极为不利，他们要求废除这些免税特权。特别委员会认可了工商业者的要求，并在法典第十九章中明文写入工商业者的要求。之后，一些大领主的免租领地被没收。

1649年7月，俄国政府下令驱逐英国商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抱有危机感的俄罗斯商人不断要求政府“妥善处理”外国商人问题。另一方面，1649年1月，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遭到处决的消息传到俄罗斯，阿列克谢政府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极大的恶事”，随后俄罗斯决定驱逐英国商人。

俄罗斯农奴制的形成

《会议法典》满足了市民的基本要求，但同时也“划时代”地确立了俄罗斯的农奴制。从此，领主——贵族和士绅——与农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追溯一下历史。

《会议法典》确立了“领主裁判权”体制，农民的迁徙、结婚等人身自由权都受到限制，受到这些限制的农民成为农奴。而在中世纪的俄罗斯，农民具有迁徙权，在身份上是自由的。这个时候的农民与后来的农奴有着本质区别。1497年伊凡大帝的《法令集》以及1550年伊凡雷帝的法典里都规定，农民在“秋天尤里日”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可以从领主或国有土地上迁往他地。但这些法律又规定负债的农民不具有迁徙权，因此很多农民事实上未能享有真正的迁徙权利。虽然如此，也有很多农民以巧妙的方式成功地实现迁徙。所以，后来的法典变得愈加严格，越发对农民不利。

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君主为增加自身的军力，给予一些人“士绅”的身份，分封给他们小块的土地，让他们“骑着马、带上武器和随从”，听从君主的旨意，承担远征或守卫的兵役任务。因兵役之需，士绅们必须确保其领地内有至少二十户农民居住耕作，以提供足够的供应保障，但事实上很多士绅的领地内并没有二十户农民。

士绅的土地比旧贵族要小得多，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很苛刻。所以，很多农民希望利用迁徙权迁往剥削较轻的大贵族领地，而大贵族也欢迎更多的农民迁入。贵族们甚至还替负债的农民偿还债务，使他们可以“合法”地迁来自己的领地。伊凡雷帝统治时，因战争频仍，灾害不断，国内很多地方荒芜，领主们普遍缺少农民，为争夺农民，贵族与士绅产生了利益冲突，并日益激化。当然，士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向政府施压。

1581年，政府发布法令，暂时停止农民的“迁徙权”。整个16世纪80年代，发布这种时效性法律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1597年，政府发布了一项让领主可以搜索五年内逃亡农民的法律。有历史学家推测，1592年，政府曾发布全面禁止迁徙的法令。但虽多经努力，历史学家并没有找到这个推测中的文件。

随着俄罗斯在南方不断扩大领土，农民“逃亡”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在未得到领主同意的情况下，不断“非法”地“逃亡”到南部土壤肥沃地带。由于农民多从剥削较重而领地较小的士绅那里迁往剥削较轻土地广大而肥沃的贵族那里，因此士绅们希望能获得更长的“搜捕追溯期”，以索回更多农民。贵族们为了获得更多农民，则希望缩小“追溯期”。如果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土地较多的贵族来说，意味着他们引诱更多农民迁入的“合法大门”遭到关闭。

地方士绅不断上奏沙皇，要求沙皇做出“正确的裁判”，以废止“搜索农民的期限”。1637年、1641年、1645年，针对士绅的要求，政府折中地将“搜捕追溯期”延长至十年。士绅们对此并不满意。莫斯科市民起义爆发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再次召开。在订立新法典的特别委员会里，士绅人数众多，因此他们在《会议法典》第十一章中的“对农民的审判权”条目里，废止了对逃亡农民的“搜捕期限”，这意味着领主可以索回所有以前逃亡的农民，农民从此被紧紧地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会议法典》是俄罗斯在法律上确立农奴制的标志。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终结

《会议法典》印刷了一千两百部，分发给中央官署与全国各地的长官。法典订立大约五十年后，曾尝试进行修改，但这部法典作为俄国的基本法使用了一百五十年。在莫斯科市民起义之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召开的次数越来越少。1653年，为支持“乌克兰独立战争”，俄国在与波兰开战之时，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召开了一次，此后便几乎没再召开过。为什么不再召开了呢？

一般认为，《会议法典》订立后，在农民问题上，士绅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因而不需要再召开会议。另外，法典消弭了贵族与士绅的隔阂，两个阶层走上了融合之路。还有一点就是，士绅群体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地方上以城镇为单位，从士绅中选拔人员组成军队服务于君主，而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代表也是以城镇为单位选拔。

然而，这一切在17世纪后半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以步兵兵团为中心的“新军”的形成，原先护卫皇室的地方士绅转变成新军队里的将校军官，他们获得新的政治角色与利益。成为新军军官的士绅阶层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紧密关系，他们也不再需要关注地方事务。也就是说，新军的创设解体了过去“士绅治理地方”的体制与观念。士绅们不再需要召开维护他们在地方利益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原先在地方上总管军事与民政的官署也变成了专职的军事机构，民政由莫斯科派出的“地方长官”管理。

另一方面，原先与士绅联手的莫斯科市民群体也发生分化。在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层里逐渐产生“富人”，市民自治的权力逐渐落入富人之手，而大部分市民则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多的税赋负担。因军费之需，市民承担的税赋愈加沉重，一般税赋外，政府还大幅提高酒税。这样，市民阶层也分化成两个群体，同时他们与士绅之间的共同利益与需求也逐渐消失。原先支持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两个主要群体——地方士绅与莫斯科市民都发生了本质变化。因而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朕意治国”

关于阿列克谢的统治，科多希金在《阿列克谢统治下的俄国》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精辟的记载与论述。科多希金原本是俄罗斯驻外使馆的一名官员，后来逃亡至与俄罗斯敌对的瑞典。作为俄罗斯官僚体系中曾经的一员，他对俄国的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因此《阿列克谢统治下的俄国》是一本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书籍。书中，他指出：“米哈伊尔在名义上虽也是专制君主，但如若不与贵族商议，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阿列克谢则不同，“现在的沙皇拥有最高的专制君主的称号，而且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无论是对外宣战还是缔结和约等大小问题，他都专断独行，从不与贵族及贵族会议的官员商量。“沙皇想要的东西，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科多希金的说法非常正确。17世纪的贵族会议，构成人员的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影响力却直线下降。原先三十人左右参加的贵族会议在人数上增长到一百五十三人，但这个会议最终沦为流于形式的空架子。参会的贵族几乎每天都在抚摩下巴上的胡须消磨时间。另一方面，处理行政事务的常设行政官署超过四十个。这样的增长有着较大的意义。164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僚人数增长了近三倍，一个新的“行政官僚阶层”应运而生。

在行政官僚制趋向成熟与完善的背景下，阿列克谢于1654年设置“君主的枢密院”，其成员以最为信任的近臣充任。阿列克谢甩开了原先的统治体系，与枢密院的近臣共同治理国家。阿列克谢酷好围猎，为此在枢密院中豢养了两百人左右的“养鹰人”，照顾他的近三千只老鹰与大雕。他还在枢密院里为自己准备了一个“上书房”，在这里批阅奏章，接见大臣，发布上谕敕令。俄罗斯的“专制的”“绝对主义”王权自此开始。阿列克谢是一个拥有“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称号的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