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权威

这是笔者为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提交的论文，当时正值袁隆平院士因转基因问题陷入舆论旋涡的时候。

2013年年末，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费前往美国调查转基因农业问题，使得早已沸沸扬扬的转基因问题再次发展为公共议题。著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公开声明自己早已开展转基因水稻研究，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把玉米的碳四基因转到水稻上面来，提高光合效率，提高产量。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吃不得，玉米不是照样吃吗？我们现在吃的大豆，四分之三是进口美国豆，也是转基因”。此言一出，非但没有因为袁隆平的权威效应消解公众心中的疑虑，反而引来一片质疑与炮轰，攻击他“叛变”“沦陷”。

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化为公共事件，背后固然有种种原因，本文不作述评。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却可以观察公众对于科学权威的态度。从常识出发，对于转基因问题最有发言权也最享有公信力的正是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一个正常的故事本来应当是：技术发现、公众质疑、专家辟谣、风波平息。可在转基因事件中，袁隆平院士的卷入非但没有平息公众的疑虑，反而被质疑了他的权威。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在科学问题上科学家的权威地位到底来自何处？与社会关系如何？是利是弊？下面将就科学与权威的问题作一简单讨论。

科学权威的形式和来源

所谓权威（Authority），指的是社会中存在的“正当使用权力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权威问题是很重视的（恩格斯，1872）。马克斯·韦伯也曾将权威分为来自传统习俗的传统权威、领袖魅力的魅力权威和理性制度的理性法定权威（Weber, 2009）。科学中的权威问题早就为研究者们所重视（顾昕，1987；李醒民，2010），这种权威不仅存在于科学界与普罗大众之间，也存在于科学界内部。在大众看来，科学问题上科学家具有公信力和发言权，同时对于科学事业具有主导力，是大众认识科学问题的权威。在科学家内部，富于声望、成就卓著的科学家相对其他科学家而言具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和领导能力，也就具有更大的权威力量，有人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知识权威、导师权威和管理权威（刘崇俊等，2010）。大众面前科学界的权威与科学界内部科学精英的权威，是科学权威的两种形式。

科学权威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科学本身的智力要求决定了并非人人都能参与到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当中。人们常常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科学领域绝对不能搞民主投票：因为真正的真理只有智力拔群的极少数人才能发现并理解。只有具有一定智力、体力和其他合适条件的人才能通过科学人才培养的层层选拔，经受住来自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忍耐住在科学研究进程中伴随着的困难艰苦，最终成为科学事业的一员，也就是社会俗称的科学工作者，或者科学家。在古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是来自贵族的高级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得到普及，但科学事业的发展依然只限于极少数科学家群体，大众只是享受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而对其来源不甚了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更加迅猛，科学家群体内部已经严格分工化，大同行甚至小同行之间都有着很大差异，更不可能让公众对科学发展的全貌有一准确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成为公众的科学知识权威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科学权威第一种形式的主要来源。

其次，个人参与科学事业的路径是权威导向的，来自权威的引导和管理，造成的也是新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是一项十分功利化的事业：唯成果是从。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可证伪性，这也就为科学事业建立了客观的评价标准。科学家参与科学事业，就是参与发现、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提出理论、进行实验、验证假说、调整设想，其总目的是得出新知。从科学人才的教育过程开始，年轻科学家们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科学研究要回答科学问题，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才是重要的科学家。重要的科学问题从哪里来？来自科学权威人士的观察与思考。投奔名师（权威引导），在科学大家的氛围中学习工作（权威管理），研究和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个人的权威导向），最终养成的是新一代的科学权威。而在此过程中，不能得到权威体制认可的人被逐渐排斥和淘汰在科学共同体之外，失去了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机会。这是科学权威第二种形式的主要来源。

最后，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权威力量保证其可靠性和稳定性。虽然在科学史上常常有“科学革命”这样的说法，但科学思想方法以及其知识体系并不总在发生突变，而是在一代代科学家的推动下进化演变。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权威的存在保证了科学知识的纯粹可靠，他们监督着科学知识积累过程的学术道德和诚信问题，防止滥竽充数、粗制滥造的“私货假货”在科学知识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复杂性，才使得大众认可这种方式不仅不能在大众与科学界间使用，也不能在科学界内部使用，只能委托给科学精英构成的权威力量对科学人才的优劣和科学知识的价值进行判断，并推进科学事业在这些精心挑选过的科学人才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对科学权威的两种形式都有促进作用。

科学权威与社会的互动

科学权威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联系。作为社会的一员，科学权威首先来自于他生存的社会，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历史局限性，受到所在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的消极打击作用。当社会提倡科学与理性、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价值时，科学的权威得到保护，科学权威得以顺利成长起来，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往往得到促进。当社会充斥非理性的思考、忽视学术自由和学术价值时，科学的权威受到践踏，科学权威也就一落千丈，科学家们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人喊打的“反动学术权威”，科学事业这时很难发展。

科学权威反作用于社会，可以带来多种效应。作为大众信任的科学知识发现者和传播者，科学权威承担了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的社会功能，在必要时还需要化解大众对科学的疑虑。科学由于其特有的知识难度特点，不可能让大众像科学家一样准确认知。而现实生活中大众又确有了解科学知识以规避风险、提高文化、扩展理性的必要。这时候信托的科学权威就成为完成科学知识从象牙塔中走入社会的重要一环。对普罗大众而言，尊重科学权威，并不是迷信盲从，而是正视自己的无知。他们不需要自己对科学有多么精深的认识，而讲这种认识交给了自己信托的科学权威，由后者予以完成，并对大众宣传普及。当科学发展与大众的普遍认知、道德、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科学权威依靠其对科学知识的了解，就可以对大众进行回复和辟谣，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为社会全面正确地认识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科学权威作用于社会的隐性方式是通过科学成果对社会领域的入侵改变相应领域的行动方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先驱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定律，日后竟然会成为核武器的物理基础。更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核武器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核相关的国家政治军事战略已经成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军事发展的主要方面。在这一历史变迁中，科学权威扮演的就是非主动的潜在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入侵到社会的某一领域（政治、军事），并进而改变了这一领域的行动方式。与之类似的，现代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思考方式的巨大变革，其来源仍然大多数是科学权威。这里的科学权威，更多的是科学家与大众相比的权威，而非科学家内部不同层次间的权威。

科学权威的价值和风险

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科学权威具有的社会互动角色就体现了其社会价值。当社会遇到科学相关问题时，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权威从科学角度给予解决。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旋即受命领导调查这一事件的原因，并在美国国会上用橡胶和热水向公众演示失事原因。这可以说是科学权威参与社会事务的消极价值：接受并完成社会求助。此外，科学权威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也可能主动参与社会运动，从而在其中发挥较为关键的作用。1940年，当物理学家们得知纳粹德国正在研究原子弹时，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就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民主国家应当在纳粹德国之前研究出原子武器。在罗斯福的支持下，“曼哈顿计划”启动，并最终研制出原子弹，彻底改变了战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这可以说是科学权威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价值。

但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权威自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中会发生异化变质，带来权威滥用的风险（赵万里等，2009）。一方面，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当科学权威缺乏自律时，科学本应当遵守的学术道德规范就可能被其执行者——科学权威所践踏，从而导致学术自由的消失和学术风气的沦丧，这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苏联生物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影响，在政治干预下强行驱逐了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思想，结果导致苏联生物学研究的长期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在科学家与社会发生接触的过程中，如果科学权威没有正确认识科学可能的风险，或者没有向大众传达全面正确的信息，就有可能误导大众错误地认识科学，造成社会对学术的误解和疑虑。更严重的是，学术权威与社会中存在的不良元素相互利用，给人类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著名的化学家哈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毒气弹，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中，在转基因问题上，公众之所以对科学权威抱有怀疑态度，未尝不是源于科学权威自身存在的一些社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科学权威存在的事实，全面认识科学权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大众在科学问题上做出判断，必须依靠科学权威，而不能靠民主意见。否则，不仅科学的权威性得不到保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发展也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最终只能导致科学事业的停滞与倒退。

定稿于2014年1月12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听石先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