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的，与自然存在和自然现象相对的人文性存在和现象，是一群人共有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包括：作为群体的人的活动方式，以及为这种活动所创造，并又为这种活动方式所凭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其中，精神产品指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对于人、事、物的成套的观点、信念、态度，体现在调控生活的各种方式（如仪式、习俗、礼节、禁忌、法律），以及日常生活及文化产品（如传说、神话、文学、戏剧、艺术、哲学思想、宗教）中。在诸多要素中，文化的核心是社会群体中的价值观，也就是人们据以判断人、事、物好坏美好美丑的参照系与标准。

1.文化通过“人文教化”（enculturation）习得，并经由家庭养育和社会环境包括学校教育而代代相传。

2.文化塑造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受其成员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而被塑造。

3.连续性是文化的基本特性，但也随时间发展、变化。

4.文化在宏观层面存在，却在个体的微观水平起作用，所以，“大同而小异”，有时容易因为个别经验被过度泛化、以偏概全而形成“刻板印象”。

5.文化的影响有时是个体意识得到的，有时却是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家荣格认为存在集体无意识。

就对于人的外在影响而言，文化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从人内在的心身结构、过程和功能水平来看，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方面。文化对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病理现象也以多种形式产生着影响。曾文星提出以下7种效应。

1.病因效应（pathogenic effects）文化因素对一种疾病有显著的病因学作用，直接触发、导致了病理现象的发生。例如，东南亚国家以及华南地区偶有“缩阳症”的群体性发作与流行，原因是当地的人们传统上相信性器官缩回体内会导致死亡，以致在怀疑存在这种可能性时便出现极度恐慌，出现强烈的心身反应，并且扩及其他人。同理，对身体的“阴阳、寒热”过分在意的人，有可能出现“畏寒症”，怕冷、怕活动，怕出门。

2.病理选择效应（pathoselective effects）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体在应激处境下对心理防御机制、应对方式的选择性使用。例如，传统社会强调等级观念、面子观念和人际和谐，人们遭遇挫折、欺侮时常用的方式是压抑、合理化；不少人通过“躯体化”来回避难堪的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无意中成为患者而“继发获益”；在极端情况下，愤懑、绝望的人倾向于自我攻击，以自伤、自杀唤起注意、同情或以此惩罚、报复别人。

3.病理塑型效应（pathoplastic effects）个人所持有的思想、价值观，以及敬畏、信仰或惧怕的对象、严格遵从的规则等文化因素，对所患疾病的内容和表现产生影响。例如，目前世界各国临床常见与肿瘤、艾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有关疑病观念的内容，这些疾病由于现代医学而家喻户晓。但除此之外，担心“肾亏”却是有疑病倾向的中国男性患者最多的主诉之一。又如，无神论者很少有与亵渎神灵相关的妄想或强迫观念。不过，随着时代变迁，与手机遗失、忘记密码及与考试相关的强迫观念、焦虑情绪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及高科技社会的生活理想与现实。

4.病理修饰效应（pathoelaborating effects）有些疾病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基本心理机制及表现形式大体相同。但在某种文化背景中，一种疾病会由于受到强调、关注而容易被诱发，内容、表现变得复杂化、“精致化”。例如，传统的“坐月子”习俗过分强调严格的信条、仪式，包括不科学的饮食、卫生方面的戒条，容易对孕产妇产生不良的暗示、刺激，使她们徒增焦虑与恐惧，进而将正常的生理-心理过程人为地演变成重大而持续的心理应激，喜事成为家庭成员控制与反控制的人际冲突。随后可能形成医学上不好解释的躯体症状或神经症性障碍，进入“月子病”患者角色，甚至可能引起实质性的躯体疾病（如感染、母婴营养问题）。当事人可能长期对坐月子时期的遭遇耿耿于怀，并发展出一套与传统医学观念相应的解释理论，频繁求医。

5.病理促进效应（pathofacilitative effects）有些社会文化因素，会对某些精神障碍、心身障碍的患病率的波动产生影响。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饮食文化观念的影响，许多人以脑满肠肥为“福相”，在食物供应迅速改善的过程中营养摄入过多，成为肥胖症、代谢综合征患者。但对另一些青少年而言，流行文化对苗条身材的推崇和对肥胖身材的贬损态度，却导致神经性厌食的患病率日益升高，成为心身医学的重要课题。又比如，我国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缺乏父母亲的直接养育，导致儿童心身发展受影响，继而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同理，气功诱发的病理现象属于与中国养生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旅途精神病”也是在中国当时国情之下，因人群季节性超强密度流动容易在拥挤的长途火车中发生。

6.病理判别效应（pathodiscriminating effects）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对心理行为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中国人过去对精神障碍的态度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不能发现问题或不认为是问题；另一方面，大家又对此讳莫如深，以致医生在发现患者有心理问题时也不愿直接进行心理学性的解释和干预，不敢向患者及其家属提出向精神专科转诊的建议。随着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得到加强，对于心理疾患的态度、判断阈值逐渐改变。例如，人们现在对抑郁症、焦虑症有了较多的同情，越来越多的抑郁、焦虑障碍患者能够在患病后得到家属、朋友的提醒，较早做出就诊、求助的决定；越来越多的非精神科医生愿意建议患者接受心理治疗、精神科药物治疗。

7.病理反应效应（pathoreactiveeffects）许多疾病有较明确的器质性基础，文化因素发挥不了太直接的作用。但是，文化因素却决定了周围人对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与上述判别效应相关，有关疾病的常模、标准和态度，极大地影响患者受到的对待。在有些社会里，与精神障碍患者容易被视为累赘、负担，受到歧视，以致他们将求助视为畏途。而在另外一些社会，患者受到关怀、照料，生活质量、预后较好。不过，传统文化社群中精神疾病患者预后并不一定好于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由万文鹏1979年发起，已经多次进行随访的“基诺族精神卫生前瞻性调查”显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分裂症寿命不长，通常死于基本生存条件恶劣、缺医少药。

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法律、社会管理理念、道德风尚，对形成有利于心理健康的文化环境，对群体和个体层面发展良好的文化心理，都至关重要。2013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便是体现我国促进心理健康、关爱病患新理念的一部重要法律，将对减少对精神卫生的不良文化影响，增强积极、正向的文化产生长远的作用。

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是体现社会文化对个体影响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文化因素通过个体的心理行为进而影响躯体（包括脑在内）的关键节点。个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很多疾病行为及健康信念是在原生家庭里“习得”的。但正如关于个体心理正常与否还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一样，关于家庭是否“正常”的定义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受到主观的世界观和文化的影响，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

对于家庭是否正常、幸福，有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大致说来，有4种不同观点。生物医学观点：没有麻烦问题、没有症状。采取的是负性、排除性标准；统计学观点：处于平均水平，平常即正常，见怪不怪；理想观点：健康，具备美好的特质、功能则为正常；系统观点：人际、社会系统中的基本互动过程顺畅。这种观点兼顾平常与理想功能，重视系统成员间，以及各种生物、心理、社会变量间的互动。

家庭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以由两项非常著名的经典研究来说明：一项是“哈佛精英人生历程研究（Grant Study）”，一项是“波士顿内城普通男孩研究Inner City Boys Study”。这两项由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全人生心理健康与适应的研究”相继起始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追踪一批哈佛大学学生和一批贫困家庭的男性少年，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及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访谈、心理测量，并记录躯体健康状况。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一些受试已经谢世，尚健在的受试者都已年过八九旬。研究项目几十年来广受瞩目，其中有如下几项结果对于我们特别有启发。

（1）对于儿童心理健康而言，早期家庭养育的情绪环境比家庭的财富、权势重要。例如，父母亲之间的关系质量比父母亲是什么地位、身份的人重要。

（2）童年时期如果父母亲有持续存在的心理行为紊乱，则对成年后的适应有较大影响；而孤立的创伤性事件并不一定对人的整个一生发生定型的作用。

（3）心理发展均衡比智商重要。对于成功的适应以及人生的幸福感而言，在儿童、少年期、青年期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比开发智力、学习知识重要，比学业成绩、职业地位、社会阶层重要，也比经历应激、创伤更重要。

（4）心理防御机制决定了一个人经历外界压力、应激时，是产生病态还是成长、成熟；人生中经历挫折、痛苦并不一定都有病理性的后果，反而可能是像身体的炎症那样，有利于心理失衡的修复和发展。具体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的成熟，心理健康的儿童、少年将逐渐减少使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增加成熟心理防御机制，如适度的克制、压抑，利他主义，升华，幽默，前瞻、有希望。

（5）人生变化多端、丰富多彩，成年人也继续在成长，无法预测，也无法由父母、老师来做一厢情愿式的设计、打造。但小时候“做对了什么”比“做错了什么”重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尝试错误来训练、学习成功的技能；爱劳动、会劳动，比通过威胁、惩罚、过高的期望来形成被动求生式的勤劳重要。

（6）一般而言，内心的安全感、幸福感、合群、爱别人、会玩耍、使用成熟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应对挑战，以及成年后的职业成功、良好的婚姻，是高度相关的、可见的心理健康指标。对于从事心理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而言，促进个人及家庭沿着有利于这些积极、正面的外在行为发展的方向进步，比专注于消除症状重要。

1.中国文化的“高情境文化”特点文化学意义上的所谓“高情境”“低情境”，指的是在人际系统、社会中的个体，其心理行为受制于外在文化环境的程度。在高情境文化中，人们互相间高度依赖，在乎别人甚于自己；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这种文化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及“自家人”的利他主义，个人很在意其他人的见解、评价、兴趣，常常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与实现别人的利益之间感到矛盾。因此，西方心理学中强调的“个性化”过程受到限制。儒家家族主义体现高情境文化，是理解中国人心理及其健康后果的重要背景。

2.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每个家庭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困难，但多数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努力应对，均可平稳过渡、克服，只有一部分会留下持续的负面影响。

常见的家庭问题有：经济拮据、贫困；子女养育、老人赡养方面的困难；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家庭成员生病、残疾；夫妻间的性问题，包括各种原因造成的分居；婚姻破裂、解体，或父母亲丧亡，形成单亲家庭；住房拥挤；建购房屋、搬迁、移民，等等。

我国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族主义的瓦解、个性发展日益得到尊重和张扬是其中最深刻的一项变化。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上问题其实常常存在着深层的原因，归结起来最常见的是“忠-孝-爱不能三全”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和人际冲突——个人的自我成长、职业成功、社会责任，常常会与配偶、小家庭、大家族的利益之间产生矛盾，出现“利己”与“利他”“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纠结与冲突。

由海尔姆·史第尔林（Helm Stierlin）依据精神动力学及家庭动力学理论提出的代际派遣论，有助于理解家庭对于精神卫生产生不良影响的文化心理机制。

这个理论所说的“派遣”（delegation），是一种发生在每个家庭里的过程——受到委托、派遣的一个孩子，得到许可、受到鼓励，带着一项使命离开父母的圈子到外部世界去。但是这种出走仅只是限于某一程度之内，其宗旨只是为了完成对于父母至关重要的一些任务。派遣的基本要素，是将派遣者和被派遣者联结在一起的忠诚纽带。这条纽带存在于早期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在母子关系中。

荣格曾说，对孩子最有影响力的，是父母尚未实现的愿望。这在派遣理论中得到细化——它们以派遣给孩子任务的形式来实现，可能是在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层面上完成的。父母的愿望是有层次区别的，至于在何种层面完成任务，则取决于父母究竟是在何种领域内的追求尚未实现，或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实现这些追求，满足这些需要的任务，由父母交给了孩子。

这种心理动力学现象存在于普通的家庭中。这是一种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关系过程，它赋予生活以意义和方向。但是，有些家庭的派遣过程可能出现偏异的情况。以下几种典型的偏异方式，可能造成心身健康方面的病理性后果。

1.使命对受派遣者的天赋、资源储备，特别是与年纪相当的需要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使之不堪重负。

2.使命引起受派遣者严重的孝心冲突。

3.几种使命互相矛盾，受派遣者无所适从。

4.受派遣者领到了使命，却没有被送出去执行、完成。

5.孩子被送出去，却没有什么使命要完成。

其实，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里已经有对于上述情况的认识，只是没有提升到科学的高度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运用。以下几类成语、古训或俗话分别与上述理论要点对应。

“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但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当第一、永远当第一；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知柔处下、耐受挫折与失败的重要性。否则就常常在超过个人禀赋和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出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剧。

“神仙吵架，小鬼遭殃”。在夫妻关系淡漠、疏离，甚至冲突、分居、离婚的家庭，未成年儿童、少年在两个高度期待自己孝顺而又互相冲突、各怀自己算盘的亲人之间，内心冲突、现实冲突十分剧烈，短期和长期的心理健康受损都几乎不可避免。

“见异思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有的父母亲对孩子有多个重要的期望，让其在大量的任务面前无所适从，徒生焦虑与挫败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些家长由于自我发展不够成熟，心理分化程度低，夫妻关系松散，而对孩子却有来自“本我”层面的期待，无法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逐步完成心理上的分离。习惯于这种黏结的、童年式的依恋关系模式的子女，较容易在人生周期的转折点，如中学、大学毕业，以及进入求偶、就业的关键时期，出现各种心身障碍，继而托病在家，成为长不大的“宅男、宅女”或“啃老族”。

“养不教，父之过；生不养，母之错”。有些家庭只生不养，孩子往往受到家庭忽视或排斥、抛弃，所以极容易发展为心理健康水平低下，甚至有反社会倾向的人。

根据派遣理论及系统思想在德国发展起来的系统家庭治疗技术，于1988年传入中国，中国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进行了临床应用研究。其中，有数项研究发现，在高情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家庭，交流互动模式较多见情感气氛沉闷、个性化程度低下、“非此即彼”的认知逻辑和外向归因的疾病观念等特点，与心身性障碍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的系统家庭治疗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