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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从事临床神经外科专业40余载,每次见到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在病痛中奄奄一息,尤其是面对疾病出现治疗矛盾,无药可治,治疗无方的状态下,眼睁睁看着患者死去的时候,促使我决心挑战神经外科危重症的治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就对祖国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3年的脱产系统中医理论学习,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开始探寻急重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并在急腹症中崭露头角,尤其是对胆道蛔虫的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同时也打破了中医药不能治疗急症的传说。小露锋芒后,结合在急重症患者中取得的临床经验,加之临床经验的不断丰富及积累,树立了我对急重症患者中医药治疗的极大信心。
20世纪80年代神经外科开始发展壮大,但随之而来的神经外科危重症的诊治面临着诸多困难,眼看着很多危重患者离去,使我想起了当初涉足急腹症中医治疗的思路。于是开始翻阅大量的书籍,但无奈当时针对神经外科危重症的书籍、文献少之又少,更别说对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辨证、分析了,可谓无任何记载。我曾经一度陷入研究的停顿,也曾经想过要放弃这方面的研究,但每次见到那些危重症患者的痛苦和死亡,见到患者家属期盼的眼神,见到危重症患者无计可施的那一刻,一种探索、挑战的激情又再次迸发出来。经历一遍一遍的尝试,一次一次的修正,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次的成功救治又激励我在这一未知领域继续探索前行,紧接着又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境。
直至20世纪90年代,有缘与首届百名全国名中医白长川教授相识,他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德高望众的品质极大地感染了我,遂拜白教授为师。白教授对神经外科危重症这一中医学陌生、极具挑战的领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我在神经外科危重症方面的中医治疗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为我当时为之困惑的问题寻求到了新的思路及方法。从此我们师徒二人经常对一些危重病例秉烛夜谈,寻求、探索新方剂,运用临床、反馈效果,进一步修正。白教授也经常不辞辛苦来医院查验患者,取得第一手资料,反复斟酌,下方定药,关注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一一总结记录。
随着一批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危重患者的增多,我们积累的经验也丰富起来。2011年我的学生张绪新教授提出能不能出版一本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外科危重症的书籍,把近40余年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以及取得的良好效果和诸多经验写出来,让更多的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受益。这一想法与我和白教授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划、组织、撰写。经过6个春秋的努力,几经修改,终于本书可以面世。
本书成稿之际,邂逅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张亚卓教授,得到张教授的认可和赞同,并为本书著序,在此深表感谢!
孙丕通
201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