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董的怪病

1968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我白天给羊群注射预防疫苗累了，在羊圈旁的小土房中看了会书，实在撑不住，倒头便睡，睡得很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有些害怕，犹豫是否去开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是边陲的兵团农场也不能幸免。好在我劳动积极，工作主动，又是高中毕业，到连队才在大田劳动了半年，就选派我到团兽医站赵兽医那里跟着学三个月，回连当了兽医卫生员。阶级成分很高的我十分知趣，不去参加各种“战斗队”之类的造反组织，整天只在马号、猪舍、羊圈、鸡场转。有一种“躲在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的味道。但即便这样，我每天还是提心吊胆，总怕因为家庭问题被揭发批斗。所以这半夜敲门，不免使我心惊肉跳。见我不开门，外面响起了个有些熟悉的四川口音：“小张，开开门，快开开门哟。”原来是园林排万排长，一个干瘦的矮老汉，原也是“九二五”起义的兵。他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有些语无伦次：“我家小董，不知咋搞的，人一下昏过去了，你快去看看。”

小董是他的继子，没随他的姓。我有些奇怪：“你怎么不找贺卫生员找我？”他一脸着急，两手一摊说：“贺卫生员急得没辙了，是他让我叫的你。”这两年来，我因为用针灸治好了一些人，名声在外，所以连卫生室的贺卫生员，碰到一点难题也总想到我。我二话没说，那时半夜天还挺冷，就披了件棉衣，带上那盒针灸针，出了门。

一进万排长家的门，他的老婆子一把抓住我的手，跳着脚哭喊着：“你快救救我儿子！”床前围着的一堆人，见我来了，赶紧让开来。小董是个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年轻人，此时直挺挺地躺着，双目紧闭就如熟睡一般，头发和脸上似乎还沾着不少尘土。一旁的贺卫生员搔着头皮，有些手足无措地说：“肾上腺素也给他注射了，就没点反应。”问我能不能扎上几针。小董的两个妹妹也直勾勾地盯着我，写满一脸焦急。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架势，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用现在流行语叫“被绑架”。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按了按小董的脉搏，脉搏跳动得挺有规律只是稍嫌弱一点，看着呼吸也较匀称，两只眼睛也可以转动。这是什么怪病啊，我不敢贸然下针。转身问：“咋会这样？怎么得的病？”他妈妈说：“我看是中的邪！”

万排长把我拉到一旁为难地说：“这事也真难说。”他告诉我，他也是从连部开会回来听老婆子说的。最近一阵子，小董在和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女知青小张搞对象，这天晚饭后，小张来找小董，在屋子里说了会话，说着说着，不知闹了点什么别扭二人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当时以为小董直接去条田上班去了，因为他是拖拉机手，这周是他的夜班，也就没当回事。谁知到半夜时分，他的助手小嘎子急吼吼地找上门来，说是出事了。原来小董根本就没有去接班，小嘎子他们在田边等急了，上一班的机手让他回来找小董。进了机务排他的宿舍，开灯一看，床上空空如也，正要走却一脚踩在一个软扑扑的东西上，仔细一瞧，不由大惊，原来正是趴着的小董，混身沾土，毫无知觉，大概是爬着进来的，最后爬不动了，便躺在门边了。说至此，万排长紧皱双眉说，“你说这怪不怪，他从来没得过啥子病，说倒就倒了。你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救他一下。”

他这一说，我更云里雾里，越发搞不清这得的是什么怪病。急中生智，我忽然想起《新编针灸学》中提到针刺水沟（人中）及在手足十指尖（井穴）放血治疗急性晕厥的办法。于是我取了一根28号1寸针，先在鼻下的人中向上刺入，捻转了几下，这个被认为最有效的急救穴对于小董竟毫无反应。我又在十个指尖用三棱针各刺一下，并挤出几滴血。仍如熟睡，一动不动。我有些慌了，最后孤注一掷，取了一根26号1.5寸的粗毫针，在左侧涌泉穴深刺至1寸左右，发现小董全身抽搐了一下，我觉得有戏，马上就针右涌泉，为了加强刺激感，我故意放慢进针速度，至一定深度后，又行大幅度的提插捻转。这时只听得小董“哇”地大吼一声，张开双眼，总算苏醒。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一迭连声只管叫着小张的名字。搞得大家一时无所适从，任凭劝说也无济于事。

这时，一脸精明的老婆子一把抓着我，拉到隔壁的房间。突然双膝一跪要向我磕头，眼珠乱转着说：“张卫生员，只有你能彻底救咱小董了。”我大惊，急忙扶起。她才向我坦白了小董得病的真正起因。她告诉我，儿子小董和大田排的上海知青小张已搞了很长时间的对象了。她们一家子都不嫌弃她成分高、资产阶级出身，可偏偏这丫头就是不肯表态。看着唯一的儿子整天神不守舍的样子，老婆子出了个点子，让她和小张一个排的小董大妹子，捎了个口信给小张，让她今天晚上来趟家。晚间班务会结束后，小张果然如约而至。她发现外屋只有小董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便问：“你妈呢？找我有啥事？”小董为人腼腆，一脸胀得通红，慌张地站起身，结结巴巴地说：“我妈她不在，你坐，你……坐。”小张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一屁股坐了下来。二人对坐了好一会，小董张了几次口，最后啥也没说。小张感到气氛颇为尴尬，立起说：“我走了，你妈有啥事明天让桂珍跟我说。”正要转身，小董突然鼓起勇气，一个箭步挡住大门，把小张吓了一跳。小董嗫嗫嚅嚅地说：“我娘说了，让咱开……开个证明？”小张有些莫明其妙：“证明？啥证明？”“结婚证明。”“跟谁结婚？”“我妈说跟你结……结婚。”小张生气地说：“我，结婚！我看你在热昏！”一甩手夺门而去。小董一下僵住了。躲在里屋将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婆子赶紧出来，对小董说：“没出息的，你还不快追！”小董退缩了一步：“这……”老婆子拍了他一巴掌：“你没看到电影里，那个不是追啊追的给追上的。”小董就追了出去。

“后来。也不知道这个小张说了些啥，你看闹的！”老婆子抹了把泪，继续对我说，“你和她都是一个车皮拉来的阿拉，你是不是现在就帮我把她给叫来？让她给我儿子宽宽心。”我和小张确实都是1966年一起来兵团的，她身材修长，清纯姣美，人也活泼热情。开始也分在同一个排。不过我来新疆后，带着一种洁身自好的想法，和其他上海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接触并不多。只是听说她原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学员，因病退学，才报名到新疆的。当时也风闻过，她和同一个排的小董妹妹很好，经常上她家去，一家子对她不错。连队食堂一天三餐不是苞谷馍便是玉米发糕，伙食很差，小张一上她家，老婆子就变着法子下汤面条做烙饼。万排长知道上海人爱吃大米，还专门去沙湾县老乡家里用省下来的白面苞谷面换上一些回来，专门做给她吃。但并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老婆子的这一要求，使我十分为难，我和小张并不很熟，我实在不了解其中的玄机，再说这种事我也不便掺和。这时，万排长也进来了，虽然小董和他的两个妹妹都不是他亲生的，但他一直视如己出。见我有推辞的意思，他拉着脸对我说：“小董她妈是贫下中农，我是革命军人出身。她一个资产阶级大小姐我们并不嫌弃。你告诉她，小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要找她麻烦。”我知道，要是放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只得答应下来。

睡眼惺忪的小张见我夜半敲门，很感惊异。我皱着眉头问她：“你和小董是怎么回事？”她有些不高兴地说：“他是个十三点（上海话，指痴头怪脑言语不合常理者）。”我把他的情况说了一下，她两眼一瞪说：“那是他单相思，关我啥事体。”我说：“你赶快去摆平吧，否则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倒霉的。万排长火气上来了。”她这才有点紧张，披上棉衣跟我走。我想了想说：“不过，这种大事体，你是要拿定主意的。”

我们一进门，真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刚才还呻吟不止的小董竟然双目放光，咕碌一下坐将起来，定定地看着小张。我们都被这一动作镇住，而小张竟也被这一瞬间突然感动起来，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面对这样的结局，我心情颇为复杂，不过总算完成了任务，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代小羊倌放羊，我就走了。回到小土房，我一直捉摸小董这个病。打开书查了半天，总算基本搞清，这实际上是癔症。针刺方法看来也对路的。

第二天放了一天羊，回来晩了。食堂里只剩苞米菜糊糊了，炊事员“牛汤面”给我满满打了一大盆，他也是一起来的知青。消息特别灵通，他告诉我昨晚的事，说是小董在小张后面追，又不敢真追，只是远远地跟着。回到宿舍小张把门一关，小董立即昏倒在地。过了半天，才迷迷糊糊醒过来，一个人爬回自己宿舍，筋疲力尽就再次厥倒。因为他这么痴心，算是真的打动了小张。今天，她请了一天假陪小董不算，还两个人在连部打了个证明，准备到团部领结婚证。听他这一说，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总觉得她如此匆忙地作出决定，确有点匪夷所思，草率了一些。

我端着晚饭刚回到小土房前，只见小嘎子蹲在门前抽莫合烟，看到我一下跳起来，拉着我就走，说：“我师傅又不行了，吐血了。贺卫生员让我找你，让万排长上营部找蒋医生。”我一怔，怎么又出了变故，为啥越搞越严重了，也没有多问，饭碗一放顾不上吃，拿上针盒一路小跑。

这次走进小董的家，明显感到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全家都泪流满面，包括小张。突然，躺着的小董头一抬，他的小妹妹连忙把一个掉了几块瓷片的高脚搪瓷痰盂端了过去，只见他一张嘴，吐出好几口紫红色的血块。吐完之后直喘气。我看到痰盂里面已经浮着满满一层的血块了。面带泪痕的小张拿了块手帕想替他擦嘴边的血丝，他却一扭头朝里睡去了。因为从来没见过这阵势，我确实被吓着了。贺卫生员轻轻地告诉我已输过葡萄糖，打了止血针，但全不管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老婆子又将我拉到里间，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天一天下来，二人还是好好的，就在吃晚饭前，不知为什么，小张忽然说，“我想了，我们还年轻。再说这样大的事我总得写信和爸爸妈妈讲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说完就把连里开的结婚证明给撕了。当时，小董只是呆一呆，啥话没说，过了不久，肚子就翻江倒海地痛起来，后来就是不停地吐血。说到这儿，她浑身筛糠般地紧紧抓着我说：“你救救他！你救救他！你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这种大口吐血不要说我当时没见亲眼见过，就我在所有的针灸书上也都没读到过。面对求治心切的家人，我只得取了几个止吐、理血的穴位：内关、地机、足三里、血海，见他烦躁不安，又加了神门。用平补平泻之法。

正在这时，万排长带着营部医务所的蒋医生也匆匆赶到了。蒋医生是常州人，镇江医专毕业的。他很有经验，问了一下情况，观察了痰盂中的血块，又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一会儿。“这可能是应激性消化道溃疡出血”，他果断地一挥手说：“老万，你立即通知机务组发动拖拉机，送团医院。病人出血多，要输血。”

后来，小董被团医院确诊为“应激性胃溃疡性出血”。这种溃疡性出血一般与情绪大起大落有关，对溃疡性出血，针灸应该是有效果的，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我曾配合药物治愈过多例。小董住院一周就很快痊愈了。出院那天，恰好我骑马上团兽医站领药，在钻天杨组成的林荫大道上遇到他们，小董坐在架子车上，小张和他大妹子推着走，有说有笑，小张清秀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经过了这一场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恋过程，小张成了我们连队1966年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第二个早结婚的。我因为不久之后就调到团兽医站工作，也就没有参加她的婚礼。之后，听说她成了团里树立的“与传统观念决裂与工农彻底结合”的典范，被安排到了团小食堂。小董经过培训成了团百货商店的一名修表员。后来，又听说他俩的婚姻并不美满，尽管有一对儿女。再后来，听说离婚了，小张也离开了新疆。然而始终只是听说，我再也没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