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参

曾读纪文达公［1］五种笔记［2］，载有一条，辩论人参［3］。谓关东人参，得东方生发之气，偏于提补；上党［4］人参，得中央土厚之气，偏于培脾，其用颇疏［5］。此语真前人所未发，余尝因而思之，古方所载人参，即上党之潞参也。其时关东未必有参，即有亦未必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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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纪文达公：即纪昀（晓岚），清乾隆时人，官至大学士，负责纂修《四库全书》，后谥为文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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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种笔记：即《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简称为《阅微草堂笔记》，由《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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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辩论人参：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引述如下：又闻刘季箴先生尝与［扶乩（音jī）治病者］论医，乩仙云：“公补虚好用参，夫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不通治各证。以脏腑而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荣卫而论，惟至气分，而血分不至焉。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岂但无济，亢阳不更煎铄乎？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何处得有生参乎？古者参出于上党，秉中央土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权，愿公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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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党：今晋东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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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疏：从文义看，疑为“殊”字误写。

前明，吴守备［6］到辽沈，闻东参能延年益寿，乃服至半斤，遂至腹泻不止，可见关东人参，至明始入中国［7］。明以前所用之人参，即潞参也［8］。不过在前古则潞参皆地中自植，年深日久，其力颇厚；近则以此为利，年年种而收之，其力较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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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守备：武官名，前明吴守备，指吴三桂，明朝崇祯时为山海关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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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东人参，至明始入中国：陶弘景《名医别录》云：人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曝干，无令见风”。故在陶弘景所在的南北朝时代，关东人参已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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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以前所用……潞参：宋代《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参条下，引陶弘景语：“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实用并不及上党者”。明代《本草纲目》云：“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由此记述可知从宋至明人参使用之变迁，从医家角度都推崇潞党参，而从货源及患者角度，高丽参已经宋明之间逐渐普及。

本草谓用参多则宣通，少则壅滞，此言尤要。盖草木之性，全以气胜，况参俱甘温，甘温则能滑泻，吴守备之腹泻，盖由于此。不比五谷之性，专有益于脾胃也。

每见近日士大夫家，日日用参，且用东参，以求调养，少则足以减食，多则必致泻腹，亦何惑之甚耶。

余尝本文达公之意，凡气虚而怯，或痘疮危急，平板不起，用东参辄应手而效。治脾胃虚弱，土湿下陷，饮食不思者，专用潞参，以益健运，亦无不验。

每见近世业医者多货药，临一症则用参、用茸，惟恐其药之不售，其罪恶岂浅鲜哉！因附志于此，以为妄而无知者，示之戒焉。

【临床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