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年人口统计学

一、全球人口老龄化状况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报告指出，世界人口当前约有76亿，将在2030年增加到86亿，2050年达到98亿，2100年达到112亿。虽然全球人口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世界整体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上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寿命的延长等原因，使得人口老龄化危机日趋严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老年人口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增加，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eing）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2017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大约有9.62亿，按照当前的以每年约3%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将会增长至14亿人；2050年时将超过现在老年人口数量的2倍，达到21亿人；到210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31亿人，超过现在老年人口数量的3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会更加突出，当前欧洲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最高为25%，预计到2050年将会达到35%；北美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国民比例将从22%增加至28%；大洋洲将从17%增加至23%。一些国家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持续了较长时间，其中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33%，意大利29%，葡萄牙、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占到28%，均列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前列。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也较过去明显加快。目前，日本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从联合国的预测结果看，中国将成为世界人口史上继日本之后又一个老龄化速度极快的人口大国。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即达到了7%，1994年已经超过了14%，期间仅用了24年，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为45年、瑞士为50年、美国为65年。法国有150年的时间来适应60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从10%攀升到20%，而巴西、我国和印度这些国家仅有略多于20年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201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占国民比例为12%，这一比例在2050年预计将增至25%。亚洲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会是现在的2倍，所占比例将由2017年的12%增加至2050年的24%。虽然非洲是生育率水平依然很高的地区，人口年龄构成相对年轻，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国民比例也将从5%上升至9%。

在全球老龄化的大潮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贫困区域的老龄人口占多数。2017—2050年期间增长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中，亚洲占65%，非洲占1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11%，其他地区占10%。第二，高龄老人的数量增速最快，2017年全球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37亿，预计2050年将是现在3倍，达到4.25亿，2100年将增加近7倍达到9.09亿人。2017年欧洲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占到全球该年龄段老年人口数量的27%，由于其他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这一比例将在2050年降到17%，在2100年进一步降低至10%。

二、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分析评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健康状况的一个非常敏感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指标，它表明了新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可存活的年数，是假设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同时该指标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

全球出生预期寿命（world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从2000 —2005年的67.2岁提高到2010—2015年的70.8岁，增长了3.6年。同期，全球男性和女性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从65岁和69岁提高到69岁和73岁。2010 —2015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出生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比2000 —2005年间增长了6岁左右，增幅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从11岁缩短至2010 —2015年的8岁。其中，北美地区出生预期寿命最高，为79.2岁，其他依次为大洋洲地区为77.9岁，欧洲地区为77.2岁，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为74.6岁，亚洲地区为71.8岁，非洲地区出生预期寿命为60.2岁。虽然非洲地区的出生预期寿命最低，但其增长幅度最大，为6.6岁。2045—2050年，全球出生预期寿命将继续提高，预计增长到77岁。非洲地区出生预期寿命将增加11岁，达到71岁；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预期寿命将增加约6～7岁，而北美和大洋洲将增长4～5岁。预计到2095—2100年，全球出生预期寿命最终将达到83岁。数据显示，全球各地区出生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未来依然存在出生预期寿命的差距，但到2045—2050年，这种地区间差异将明显减少。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

人口老龄化是指因老年人口增加或少儿人口减少所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既是人口增长率从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化”导向“老龄化”的启动信号。少儿人口数量的缩减，使老年人口比例相对扩大，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此时的老龄化是由生育率下降所引致的，或者说这一时期出生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大于死亡率的影响作用，因而这时的老龄化被认为是生育率降低主导的人口老龄化。这种由生育率降低主导的老龄化不是靠增加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而是通过少儿人口绝对数的减少来促成老年人口相对数的上升，这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体现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老龄化”，反映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就是底部的收缩，故又有“底部老龄化”之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条件水平不断增强，人口死亡率逐渐降低。在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历程中，死亡率的下降总是先集中于少儿人口，之后逐渐过渡到老年人口。伴随这种过渡的完成，死亡率下降将逐渐取代生育率下降而成为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的主导力量。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是通过直接增加老年人口绝对数来实现的，实为人口年龄结构的“绝对老龄化”，反映在人口金字塔上就是顶端在变宽，也称“顶端老龄化”。

新中国成立至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到过渡型再转变为现代型，人口年龄结构（population age structure）也随之从年轻型过渡到成年型再转变为老年型（图2-1）。199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10.3%，从此进入老龄化社会。

1.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发展迅速

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其人口老龄化进程（population ageing process）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国1990—2010年的老龄化速度为3.3%，高于世界各国老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2.5%）。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变动样本数据资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4%左右，在1997年超过7%，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已达2.02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4.9%。相比之下，法国、瑞典和美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增至14%分别用了115年、85年和69年。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12.67亿的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1.78亿，所占比例高达13.26%，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000万左右，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龄化指数也从2000年的28.7%，上升到2010年的53.4%，老龄化进程显著加速。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65岁以上人口达15831万人，占11.4%。据近两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6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886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617万；2016年至2017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1004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828万，我国老龄化速度在明显加快！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构成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将从2010年的12.4%（1.68亿）增长到2040年的28%（4.02亿）。2013年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2260万，到2050年，该数字有望提高到4倍，将达904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龄老年人群体。

2.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呈现四个重要发展阶段

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1999—2022年）。老年人口数量从1.31亿增至2.6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3%升至18.5%。此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底部老龄化显著，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减少，劳动力资源供给充分，是我国社会总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有利于我国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战略准备。

急速人口老龄化阶段（2022—2036年）。老年人口数量将从2.68亿增至4.23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8.5%升至29.1%。此阶段的总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最快，老龄问题集中爆发，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最艰难的阶段。

深度人口老龄化阶段（2036—205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从4.23亿增至4.87亿的峰值，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9.1%升至34.8%。此阶段总人口负增长加速，高龄化趋势显著，社会抚养负担持续加重并达到最大值（102%），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

重度人口老龄化平台阶段（2053—2100年）。老年人口增长期结束，由4.87亿减少到3.83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始终稳定在1/3上下。这一阶段，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规模共同减少，各自比例相对稳定，老龄化高位运行，社会抚养比稳定在90以上，形成一个稳态的重度人口老龄化平台期。

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绝对规模大：

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突破2亿，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分别占届时亚洲老年人口的2/5和全球老年人口的1/4。按高方案预测，老年人口峰值将逼近5亿，比届时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出1亿。

（2）发展速度快，波动幅度大：

由于过去人口发展不均衡，未来40年我国将经历3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其增长数量和比例将呈现出剧烈波动态势，波动幅度超过50%。人口老龄化水平将由目前的1/7快速攀升到21世纪中叶的1/3，老龄化程度从10%提高到30%。我国将仅用41年就走完英、法、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老龄化历程，是除日本外的世界人口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由于过去人口发展不均衡，未来40年我国将经历3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其增长数量和比例将呈现出剧烈波动态势，波动幅度超过50%。

（3）高龄化显著：

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是2010年的5倍；高龄比（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22.3%，是2010年的2倍，相当于届时发达国家高龄老年人口的总和，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总量的1/4。这一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和高龄化过程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历史上少有的。

（4）人口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

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差异巨大，最早和最晚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上海和西藏时间上将相差40余年。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是重庆，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1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06个百分点。年龄结构“最年轻”的是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5.4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57个百分点。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老年人口比重差异显著，老龄化水平呈现出东部放缓、中西部不断加快的态势，而且随着中西部青壮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加剧。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014年，农村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比城市高出2.60个百分点，比城镇高出2.63个百分点，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推测21世纪内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始终高于城镇，在差值最高的2033年将达到13.4个百分点。

（5）空巢和独居老年人比重增高：

随着我国城镇化改革加速，越来越多的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中国空巢老年人的比重不断增高。《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空巢老年人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41.9%。2017年，我国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经接近1亿人，推测预计到2020年，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将成为老年人中的“主力军”。

（6）失能老年人比重大：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高龄化趋势，高龄常常意味着较高的失能风险，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末，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人约为33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9%，其中有1084.3万老人属于完全失能老人，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25%。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高达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我国老年人长寿而不健康，“带病生存”已成常态。

（7）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工业现代化且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与那些“边富边老”或者“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才达到856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达到5000至1万美元。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呈渐进的步伐，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属于比较典型的“未富先老”。

四、我国老年人口死亡统计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死亡率（mortality）不断下降。在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人口死因构成（death causes）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曾经构成人类主要死因和生命最大威胁的传染性疾病逐步被退行性慢性病所取代。老年人口的死因中91.2%是慢性疾病，主要是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高血压和精神疾患。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9年10月～2010年10月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死亡人口数达到558.3万人；其中老年男性约306.10万人，老年女性252.21万人，其粗死亡率分别为35.99‰和28.55‰。农村老年人口中死亡人口总数达到360.4万，其中老年男性196.51万，老年女性163.9万，其粗死亡率分别为40.22‰和32.49‰；城镇老年人口中死亡老年人口总数为89.81万，其中老年男性为49.81万，老年女性为40万，其粗死亡率分别为31.52‰和24.73‰；城市老年人口中死亡人口总数达到108.1万，其中老年男性为59.78万，老年女性为48.31万，其粗死亡率分别为26.71‰和20.18‰。农村老年人口死亡量远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老年男性人口的死亡总量及死亡率均远超过老年女性人口，这一差异充分体现了老年女性人群的生存优势。

五、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0—2015年各年龄段预期寿命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与2000—2010年相比，低龄组增幅趋缓，高龄组增幅上升（表2-1）。利用卫生计生委生命登记系统积累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资料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部分预测结果，推算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结果为79.04岁，较2015年的76.34岁增长了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将达76.28岁，女性将达82.12岁，男女性别差异扩大至5.84岁。2030年各年龄段预期寿命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比较不同年龄别老年男女两性人口的预期寿命可以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长于男性，这归因于在正常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女性具有的先天生存优势，在老年阶段，女性的生存优势表现得尤为明显（表2-2）。

六、我国长寿老人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长寿老人（longevity）的划分标准90岁以上。长寿老人增多，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步的综合反映。

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90岁以上长寿人口在这10年来增长很快，百岁老人从1.7万人增加至3.6万人，增长了111.8%；90岁以上老人从97.1万人增长至184.6万人，增长了90.1%；以65岁以上老人为统计基数计算增长率，我国65岁以上老人中，90岁以上的老人的千分比10年间从11‰增长至15.8‰，增长了43.6%；百岁以上老人的万分比从1.9增长至3.1，增长了68.4%，增长速度非常快。

这10年来，国家政治局面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快，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医学进一步发展，国家积极进行老年常见病防控措施，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制定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发展老年社会保障事业，使得老年人健康意识提高，普遍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再加上老年人口基数自然增多，以上因素，使得我国长寿老人的快速增长。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寿人口比西北一些省份比例高，长寿人口多，地理区位特点显著。90岁及以上长寿人口比例比较高的省份（前4位）有海南、上海、广东、广西，其千分比分别为29.46‰、27.17‰、26.62‰、24.99‰；比例比较低的省份（后4位）有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其千分比分别为6.91‰、8.07‰、8.22‰、9.52‰。100岁及以上长寿人口比例比较高的省份（前4位）有海南、广西、广东、新疆，其万分比分别为16.64、7.00、6.07、5.25；100岁及以上比例比较低的省份（后4位）有山西、甘肃、内蒙古、陕西，其万分比分别为0.84、0.92、1.01、1.07。长寿人口城市与乡村所占比例一样，城市90岁以上的长寿人口千分比同为16‰，城市100岁以上的长寿人口万分比同为3。长寿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和长寿人口比例较低的省份取决于其内在的地理气候、饮食文化、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等因素。尽管城乡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有差别，但是城乡长寿人口差别不大。

在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有19个。在这19个民族中，以本民族65岁以上老人为基数，进行长寿人口比例的排序。90岁以上长寿人口千分比排序，前5位的民族有：回族23.92‰、壮族23.88‰、黎族22.01‰、瑶族20.40‰、维吾尔族19.73‰。100岁以上长寿人口万分比排序，前5位的民族有：黎族11.38、维吾尔族10.82、瑶族7.94、傣族6.75、回族5.93。我国56个民族中，黎族、瑶族、维吾尔族、壮族、回族、傣族长寿人口比较多。人口最多的汉民族长寿人口排序在中等偏上，90岁以上长寿人口千分比为16.77‰，排序为第6位；100岁以上的长寿人口万分比为2.94，排序为第9位。此外，19个民族中，只有维吾尔族长寿人口是男性高于女性，其他民族都是女性长寿人口高于男性。

七、我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状况

最近4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30年来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degree）不断提高，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从1982年到2010年，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口比例下降了56.9%；小学的比例上升了33.35%；初中的比例上升了15.64%；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升高了4.97%和2.94%；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比例超过2/3。老年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随着时间的转移先上升后下降，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在年轻的时候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造成的。年龄越高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低，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年龄差距先扩大后缩小。随着年龄的升高，未上过学的比例在上升，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接近一半的人没有上过学。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均随着年龄的升高而下降。大专及以上组的比例以70～79岁组的最高，最低的是80岁及以上组。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城市高于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市与乡差距在扩大，镇与乡差距在缩小。未上过学和小学的老年人口以农村比例最高，其次是镇，城市的比例最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以城市最高，其次是镇，农村最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老年人受教育较差，随着受教育程度高的准老年人逐渐进入老年，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会越来越高。由于建国前后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整体来看，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及城乡差异都在缩小。

八、我国老年人口婚姻状况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推算，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1.15亿人，分析我国老年人口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有配偶老年人口为6264万人，占54.48%。无配偶老年人口5235万人，占45.52%，其中丧偶（widowed）老年人口4962万人，占43.15%。根据2005年人口1%抽样调查推算，全国老年人口达到1.60亿人，有配偶老年人口总量上升到11276万人，占70.39%；无配偶老年人口4742万人，占29.6%，其中丧偶老年人口4367万人，占27.26%。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老年人口达到1.78亿人，有配偶老年人口总量为12528万人，占70.55%。无配偶老年人口5228万人，占29.45%，其中丧偶老年人口4774万人，占26.89%。与2000年和2005年相比，无配偶老年人口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丧偶的比例下降和离婚比例相对稳定。

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分性别老年人口有配偶的比例差别很大，男性有配偶的比例为79.46%，远远高于女性的62.08%。60～64岁老年男性人口间，年龄每增长1岁，有配偶比例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年龄每增长1岁，有配偶比例平均下降1.5个百分点。到65岁及以上年龄时，老年男性有配偶比例已经下降到74.95%，而老年女性有配偶比例已经下降到52.53%。老年女性有配偶比例随年龄增长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男性。

丧偶是老年人口无配偶的主要原因，在老年人口无配偶的构成中，老年人口的丧偶比例为26.89%，未婚比例不到2%，离婚比例不到1%。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口的丧偶率提升很快，从60岁组的9.41%上升到65岁及以上组的34.46%，增长了25.05%。2010年我国老年女性人口丧偶比例为36.95%，老年男性为16.30%，老年女性丧偶比例明显高于老年男性。随年龄的增长，女性老年人口丧偶比例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男性老年人口，60岁到65岁及以上老年女性人口丧偶比例由12.92%增至46.71%，增长了33.79%，而老年男性由5.95%上升到21.10%，增长了15.15%，可见女性老年人更容易遭受丧偶之痛。

农村女性老年人口丧偶绝对人数最多。2010年农村女性老年人口中丧偶人数达到1983万人，占全国丧偶老年人口的41.76%，其次是城镇女性老年人口，丧偶人数达到1362万人，占全国丧偶老年人口的28.69%；农村男性丧偶老年人口为920万人，居第三位，占全国丧偶老年人口的19.39%；城镇男性丧偶老年人口丧偶人数最少，为483万人，占全国丧偶老年人口的10%。从老年人口丧偶率的分布来看，农村女性老年人口丧偶比例最高，38.65%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口丧偶。其次是城镇女性老年人口，丧偶率达到34.74%。城镇老年男性人口丧偶率最低，为13.22%。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加，丧偶率显著上升，并且差距明显扩大。

预测2010—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丧偶老年人口总量将由4774万人增长到11840万人，增长了1.48倍。从分性别的丧偶老人总量看，2010—2050年男性丧偶老人和女性丧偶老人总量均有明显增长。男性丧偶老人总量从814万人增长到2391万人，几乎是2010年的3倍。女性丧偶老人总量从3960万人增长到9449万人，是2010年的2.4倍。另外，女性丧偶老人总量的增长幅度几乎是男性丧偶老人增长幅度的3倍，明显高于男性丧偶老人。由此可见，我国未来不仅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明显，而且丧偶老人女性化问题也将非常突出。

九、空巢老人

空巢家庭（empty-nest family）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因各种原因如工作、求学、外出打工等长期离开老人，剩下老年夫妇或一位老人独自居住的家庭。通常将空巢家庭中的老人称为空巢老人（empty-nest elderly）。空巢家庭的形成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年轻人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暇照顾老人，导致老人长期独居，形成空巢家庭；也有些老人因不愿意成为子女的负担等原因选择空巢而居；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联姻组成的421家庭结构很常见，双方老人不能或不愿与子女共同生活，主动或被动形成空巢家庭。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32.64%，65岁及以上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也达到31.77%，其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的比例达到35.65%，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空巢家庭在老年家庭中占比上升了8.94%。空巢现象已经成为我国老龄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研究发现，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心理情感问题，而情感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孤独感。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有35.1%的老人经常感到孤独。将老人分类为非空巢老人和空巢老人时，空巢老人家庭满意度差者占45.8%，而非空巢老人只占18.8%。进一步将空巢老人分类为偶居空巢老人和独居空巢老人时，则独居空巢老人在各方面的情况都表现的相对更差。空巢现状使得一部分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显著降低，引发了空巢老人以焦虑、抑郁和负性情绪等为主的各种心理问题。

进入老年期，随着机体生理功能的减退，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不良，而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状况相互影响。空巢老人患病后，需要治疗护理，影响老人的自主生活能力，会加重老人的心理负担，而自主生活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健康状况受到影响，进入恶性循环状态。因此，除了关注空巢老人生理健康外，及时疏导和治疗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十、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the main source of livelihood），全国仅24.1%的老年人依靠养老金生活，约29.1%依靠劳动收入，近40.7%的靠家庭供养，我国依然以家庭供养为主导。虽然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与10年前一致，依然集中在家庭供养、劳动收入和养老金这三大块，但各部分所占比例出现了明显变化。与2000年相比，依靠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的老年人比例与均降低了3%，依靠养老金的比例比增加了4.5%。此外，依靠最低收入保障的比例提高了1倍多，增至3.9%，成为各种主要生活来源类别中变化最大的一类。

男性老年人口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最高，达到36.6%，其次是养老金和家庭供养，比例分别为28.9%和28.2%。而老年女性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有52.6%的老年女性生活主要来源是子女或者其他家人的经济支持，比老年男性高出24.3%，可见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性别差异显著，而且老年女性的经济独立性相比老年男性更低一些。

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中对失能老年人生活来源的数据显示，与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相比，失能老人的生活来源有很大差异。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其生活主要来源中，51.88%来源于子女供给，18.51%来源于退休金，7.62%来源于当地政府和社团，14.73%来源于配偶与个人劳动所得。而被访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66.26%来源于子女供给，16.37%来源于退休金，5.77%来源于当地政府和社团，配偶与个人劳动所得仅占2.2%，由此可以看出，失能老人由于丧失劳动能力对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的经济依赖要大于普通老年群体。此外，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之间的被访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退休金和子女供给，其中退休金占26.3%，子女供给占55%；农村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子女供给，占79.4%。从性别差异方面看，退休金和子女供给是男性失能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退休金占34.4%，子女供给占54.4%；女性被访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子女供给，占72.2%，退休金仅占7.5%。与男性失能老人相比，女性失能老人在主要生活来源上更依赖其他家庭成员。在不同年龄组差异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失能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其中，90岁年龄组最高，约占71%，80岁年龄组维持在60%左右，百岁及以上年龄组约69%。此外，随着失能老人年龄的增长，政府及社团帮助在其主要生活来源中所占比例也有所提高，百岁组中当地政府或社团的帮助占8.7%。失能老人的失能程度对其主要生活来源影响较小，子女依然是失能老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提供者，占65%以上。在既有的生活来源中，约77%的被访失能老人表示可以满足其生活需要，约23%的被访失能老人表示现有的生活来源不能满足其生活需要。相对于轻度失能老人来讲，重度失能老人在生活来源方面更需要帮助。

经济活动参与率（economic activity participation rate）是指6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与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情况。老年人口经济参与率越高，说明其经济养老能力越弱。2000—2010年，全国两性老年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均提高，老年男性为0.1%，老年女性为0.26%，老年女性提升幅度更大，说明女性需要获得经济收入的欲望强大于男性，而且其经济活动参与性也大于男性。同时，从城乡比较，农村女性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远高于城、镇。

以从事的产业分布来看，老年女性从事劳动强度相对较大的第一产业（生产产业）较高，比老年男性高10%，老年男性在第二产业（加工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产业）比老年女性分别高近5%和3%。从城、镇、乡村看，第一产业中均显示老年在职女性高于男性，尤其以镇的差距最大，乡村差距最小。其余第二、三产业均显示男性高于女性，但差距较小，说明老年女性以绝对第一产业为主。在转型期的我国，老年在职女性以第一产业为主，既显示老年女性的就业范围相对较窄，同时也反映出其劳动收入较低，从而会影响其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