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论SARS的中医药防治

一、中医治疗疫病的历史沿革

疫病是在一定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对人类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的传染性疾病。从本质上看，它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产物，它的暴发和流行既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也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根据文献记载，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平均每4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其发生的频数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人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与疫病抗争的历史。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是个疫病多发的国家，我国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即有“疥、疟、痫、风”等传染病名称的记载，先秦古籍《周礼》《左传》还记载了气候异常与传染病的关系，其中《左传》还记载了有关狂犬病的预防措施：“国人逐痪狗”。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传染病的危害和发生规律。

我国最早记载的疫病流行是公元前674年的霍乱病，自《史记》记载的公元前243年秦始皇嬴政4年“天下疫”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共有大疫500余次。中医学在历次抗疫中受到磨炼，也得到发展，涌现出无数优秀的医学家，为我国和世界抗疫史写下光辉篇章。2003年在与非典的斗争中，中医、中西医结合取得的卓著成就表明，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不但能用于古代传染病的防治，而且对于现代传染病的防治也有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的价值。中医学在与急性传染病作斗争中创建的理论体系和宝贵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并使其得到持续发展，是每一位中医工作者的责任。

（一）汉代以前

《内经》最早把传染病定名为“疫”“疠”，如《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疠大行，远近咸若，疠大至，民善暴死。”疫在古代是急性传染病的统称；疠和瘟同义，都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疾同病，疾疫就是疫病。

我国对疫病流行的记载自汉代开始逐渐详细。东汉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安24年（公元219年），在194年的时间里发生大疫26次（《中国医史年表》）。公元196年，南阳连年疾疫，张仲景宗族200余人，死亡三分之二，伤寒居其七。仲景创六经辨证，证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不同，治法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之异。通过397条论述，全面展示了伤寒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预后等过程。仲景因证设法，因法出方，写成了第一部理法方药完整的著作《伤寒论》。《伤寒论》治伤寒法包括发汗解表、清热保津、急下存阴、祛湿清热、活血解毒等，是临床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常用之法；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承气类汤等为治疫常用经方。

（二）晋唐时期

晋唐时期，医界和民间的治疫效方多有汇集，有的方药被后世医家用作治温病的专方。如《肘后备急方》的葱豉汤，发汗平和不伤阴，至今仍是温病学家钟爱的治热方；《肘后备急方》用常山、单味青蒿治疟，是我国治疟最早的记载，这两种抗疟药，都是中医的原创，后世据此研制出一类抗疟新药“青蒿素”，为我国乃至世界多国有效地控制疟疾的发病和流行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医治疗疫病的一项伟大贡献。此外，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之犀角地黄汤至今仍是温病血分证的代表方，已作为教科书的固定内容；葳蕤汤原治风温之病，《通俗伤寒论》将其加减化裁，用以治疗阴虚人之感冒，成为卫营同病证的治疗方。此外还有王焘《外台秘要》中的三黄石膏汤等，至今仍是清解气分热毒的常用方。以上各方都是后人治疫值得借鉴或可直接采用的方剂。

晋代葛洪的“厉气说”、王叔和的“时行之气”和隋代巢元方的“乖戾之气”，在对疫病病因与一般外感病之因的区别上前进了一步。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相注，名曰温病。”王叔和在《伤寒例》中说：“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将疫病集中在《伤寒诸候》《时气诸候》《热病诸候》《温病诸候》《疫疠诸候》中论述，其中《伤寒诸候》《时气诸候》《温病诸候》都有“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葛氏厉气、巢氏乖戾之气，为以后吴又可为代表的温疫派医家创立异气、厉气、戾气病因说打下了基础。

（三）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史书载有多次大疫流行，包括金元四大家在内的医家对疫病的认识和治疗都较前人有很大提高。一些医家开始突破“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条框。其中有突出见地的，如朱肱活用经方治外感热病、刘河间“六气皆从火化”及王安道“脱却伤寒，辨证温病”等。他们认为外感热病中温热程度高、起病急、传变迅速，初始即病情重的疾病应从伤寒中分出来，实际上就是把急性传染病从伤寒中分离出去，中医传染病学自此初见端倪。

张从正《儒门事亲》记有泰和年间一次疟疾大流行：“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十死八九，皆火之死也。次岁疟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张从正有丰富的辨识疟病经验，指出“疟病除岚瘴一二发必死，其余五脏六腑疟皆不死。”岚瘴近似于恶性疟疾，病情凶险。张从正治疟先用白虎加人参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方，甚者用大小承气汤；次用桂苓甘露饮、石膏知母汤、大柴胡汤、人参柴胡饮子。张氏说：“此药皆能治往来寒热，日晡发作，与治伤寒其法颇同。”以上各方给后人治疗疟病和类疟病提供了选方用药方面的参考。

此外，中医补土学派的著名医家李东垣，经历了1232年间的大疫，《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这次疫病流行：“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故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场大疫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死亡逾百万人，可想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本病临床表现是：“始得之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东垣“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一篇，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创制补中益气汤。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虚损为前提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当时医家所称的这场“新病”，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此外，《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时四月，民多疫疠，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效。”东垣用普济消毒饮子治疗，“全活甚众”。此病案在多部医籍中均有转载，医家对东垣精湛的医技和普济消毒饮子组方用药之微妙给予赞赏，本方为身半以上、头面颈咽喉肿毒之疾提供了一张示范方。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随着对外感病（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促进了中医疫病学说和温病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中医疫病学说的形成

吴又可《温疫论》（1642年成书）的问世标志着温疫学说的形成，推崇者有杨栗山、余师愚、戴天章、刘奎等，他们组成的中医学术派别就是后世所说的温疫学派。温疫学派认为疫病大多是热证，寒证很少，故瘟疫又称温疫。伤寒是感受四时不正之气所得，温疫是感受异气或杂气、疠气、戾气，或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所得，他们的学说构成了中医疫病学的主要内容。

吴又可的异气说是他在中医疫病史上写下的辉煌一页。异气说否定六淫致病说，《温疫论·序》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燥，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态度鲜明地批判了王叔和“中而即病为伤寒，中而不即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的说法，坚持一病一原的立场。吴氏之后一百多年，德国科学家先后发现炭疽杆菌、结核杆菌等细菌病原体，俄国科学家发现了病毒，随后又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病原体（如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等）的确定，现代微生物学的创立，无菌外科及抗生素的诞生。吴氏之说虽直观朴素，却对中医传染病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异气总的又称杂气，“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吴氏列举多种瘟疫之症，如众人发颐、众人头面浮肿（大头瘟）、众人咽痛及咽哑（虾蟆瘟）、众人目赤肿痛、众人呕血暴亡（探头瘟、瓜瓤瘟）、众人瘿核（疙瘩瘟）等。其中瓜瓤瘟、疙瘩瘟最重，“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是因为感受了杂气之中的疫气或疠气而致。因为疫气或疠气是杂气中为病最严重者，这样吴氏就把一般传染病和烈性传染病区分开了。吴氏认为“疫”只有热证，《温疫论》说：“夫温疫，热病也，从无感寒，阴自何来？”一疫有一毒，一毒当有一药治之。《温疫论·论气所伤不同》说：“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这种针对性治疗的思想非常接近现代传染病学针对病原体的治疗方法。《温疫论》创新方20余首，邪气盘踞于膜原用达原饮透达之；邪气离散膜原，热势散漫时用白虎汤清散之，邪气聚胃用承气汤攻逐之。吴氏直接针对病因的论治体系为后世疫病学派继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异气说”突破了传统的六淫病因说的局限，是中医病因学说的一次革命。《温疫论》中描述的是一种湿热性质的疫病，症状为：先憎寒后发热，日后但热不寒；初起二三日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而甚，头疼身痛，重者苔白如积粉。吴氏在疫病中放入膜原证候，并将其归属于半表半里证，给温疫学说注入了新鲜内容。异气、邪自口鼻而入、膜原证候、达原饮、九传、传染、天受、偏中、以物制气等是吴又可创造性的成果，是中医疫病学具有特色性质的内容，也是中医疫病学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杨栗山汲取刘河间、喻嘉言、吴又可、张石顽等医家的学术主张，尤推崇吴又可的杂气学说和喻嘉言升清降浊治疫的思想。杨氏认为，瘟疫虽皆毒火为患，但杂气有清有浊，治疗以逐秽为第一要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下焦如渎，决而逐之。所著《伤寒温疫条辨》（1784年成书）以三焦为辨证提纲，对大头瘟、虾蟆瘟、绞肠瘟、软脚瘟、瓜瓤瘟、疙瘩瘟、阳毒、阴毒等疫病按三焦定位论治，以升清降浊的升降散为主方，化裁出另外14首治瘟疫方。14首治瘟疫方是轻则清之的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饮、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等八方；重则泻之的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等六方。15方中，僵蚕、蝉蜕为必用，辛散宣透闭郁于腠理之邪；黄芩、黄连在13方中都用；栀子在11方中都用，苦寒药起到沉降毒火之邪的作用。杨氏还认为，瘟疫之邪，“直行中道，初起阳明者十八九”，当“下不厌早”，承气汤、大黄用之无妨，且下证不必悉具。杨栗山治疫，升降结合，重视苦寒药的使用，丰富和完善了瘟疫治疗学的内容。

《松峰说疫》为清代刘奎（字文甫，号松峰）所著。刘氏有感于当时因论述疫病之书甚少，以致时医多以伤寒法治之的弊端而著成此书。其书不仅论瘟疫，且并论杂疫与寒疫。他在该书中说：“夫疫病所包甚广，而瘟疫特其一耳。又添杂疫、寒疫，各着方论，而症治始备”。书中刘氏详细论述了瘟疫、寒疫、杂疫三者病因与临床表现之不同。关于瘟疫的治疗用药，刘氏提出慎用大寒之剂，但又不排斥用大黄、石膏、芒硝。他说：“或曰：大苦大寒之剂既在禁例，而治瘟疫顾用三承气、白虎何也？答曰：石膏虽大寒，但阴中有阳。其性虽凉而能散，辛能出汗解肌，最逐温暑烦热，生津止渴，甘能缓脾，善祛肺与三焦之火，而尤为阳明经之要药……大黄虽大寒有毒，然能推陈致新，走而不守……生恐峻猛，熟用为佳。至于芒硝，虽属劫剂，但本草尚称其有却热疫之长，而软坚破结非此不可……此治瘟疫者之所不可阙也欤”。在书中，刘氏将瘟疫之治法分为解毒、针刮、涌吐、罨熨、助汗、除秽、宜忌、符咒八法，称之为“瘟疫统治八法”，纵观其治法，以多种治疗及调护方法并用，颇具己见。书中记载疫病的症状及病种较多，治疗方药亦每有新意。可说《松峰说疫》是继《温疫论》之后又一部较为全面的疫病学专著。

在古医籍中记载的大疫流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崇祯14年（公元1641年）和清代乾隆33年（公元1768年）的两次大疫。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其著作《疫疹一得》说：“吾邑疫疹流行，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症状为：先恶寒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泻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本书对疫疹52症、瘥后20症的分析，围绕疫疠之邪对上下表里内外、经络脏腑的全面伤害而深入展开，为前人所不及，对后世依症识病、辨证病机大有裨益，书中的代表方清瘟败毒饮至今仍为出疹性传染病急重期常用方。

2.疫病防治促进了温病学理论的形成

叶桂、吴瑭等继承了吴又可辨邪正盛衰、对气分证治、上、中、下三焦治疗的学术理论，引申《内经》有关内容，创立卫气营血、三焦学说，温病学自成体系。而卫气营血、三焦之说，也是针对疫病的辨证论治学说。正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一书将温病分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9种，对于温疫，吴鞠通说：“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即温疫是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温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疫》记载的“口糜、丹疹、喉哑”之病，是中医学最早对烂喉痧症状的描述。叶氏指出此病“初病喉痛舌燥，最怕窍闭神昏之象。疫毒传染之症，不与风寒停滞同法。”既是对疫病传染性的认识，又是对伤寒和温疫的区别。

在治疗中，叶桂、吴瑭等吸收了吴又可的有关治法，如五汁饮源于吴又可治疗热极渴饮的梨汁、藕汁、蔗汁、西瓜汁等；增液汤、增液承气汤分别受清燥养荣汤、承气养荣汤的启发；青蒿鳖甲汤、加减复脉汤仿三甲散意而成等，继叶、吴之后，王孟英宗叶氏所说。王孟英所说：“湿温一证，即藏疫疠在内。”并将“仲景疫病篇”“余师愚疫病篇”“疫证条辨”尽收入《温热经纬》中，可见对温疫学说的重视。此外，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霍乱论》一书，20多年后在上海“适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于是重订《霍乱论》，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此外，明清还出现多部瘟疫专病的书籍，如郑灵渚的《瘴疟指南》，郑肖岩的《鼠疫约编》，郭右陶的《痧胀玉衡》，韩善征的《疟疾论》，隋万宁的《羊毛瘟论》，陈蛰庐的《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的《霍乱审证举要》，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的《疫喉浅要》等。书中所论之疾，如鼠疫、疟疾、霍乱等，是西医传染病的名称；疫喉、烂喉丹痧等，与西医白喉、猩红热等病相似。说明中医学在古代所治疗的疫病包括被现代传染病学明确诊断的传染病。

（五）近代疫病的防治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余年间，正值外强侵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国内鼠疫、霍乱、白喉等重大疫情频繁发作。中医界对各种疫病的认识和诊断，除继承运用传统的病因病机学说和诊断学知识外，积极汲取西医学的相关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医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的能力。中西互参，在中医预防疫病方面亦有体现。至于疫病的治疗，由于西医行之有效的方法有限，近代中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鼠疫

鼠疫是极其恐怖的烈性传染病，古人把腺鼠疫称为时疫疙瘩肿毒病。史书载此病在1141—1148年曾在太原、燕蓟山野村坊流行，“互相传染，多至死亡，有不保其家者”（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此后鼠疫在我国常有出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再度大流行。根据冼维逊编著的《鼠疫流行史》和李文波编著的《中国传染病史料》中关于鼠疫流行的记录可以看出，从1840年到1949年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且大多伤亡较重，可见近代中国鼠疫流行情况之惨烈。

1901年（光绪27年），郑肖岩著《鼠疫约编》，后经友人罗芷园增辑改名为《鼠疫汇编》。清代又经余伯陶增订，名为《鼠疫抉微》。该书序中对王清任将道光元年（1821年）时疫起肿之因，归为“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的这次发生于江浙的大疫是霍乱。“至我朝道光元年，岁次辛巳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鼠疫抉微》吸取其中“热毒致瘀”的观点，序言中说：“鼠疫一证，初起红肿，结核如瘰疬，或忽起于不自知，或突起于所共见，其溃者流瘀血，非热毒成瘀之明验乎？”本书将《医林改错》治疗霍乱转筋的解毒活血汤稍作加减，定名为加减解毒活血汤，用于治疗鼠疫，并对一些清热解毒治疫方治时疫“有效有不效”的原因做了分析：“古方如达原饮、消毒饮、解毒汤、败毒散，近方如银翘散、桑菊饮等，皆能清热解毒，然用之有效有不效，何哉？以有清热解毒之药，而无活血祛瘀之药也。”这一论点对疫病治疗极有价值。

著名医家张锡纯亦从六经角度辨证鼠疫，但与袁氏、黄氏不同，他只将鼠疫看作是少阴伤寒热证之剧者，本治少阴寒温之理，取少阴篇黄连阿胶汤之义，通变其方，立坎离互根汤治之：“生石膏三两（轧细）、玄参八钱、知母八钱、野台参五钱、生山药五钱、甘草三钱、生鸡子黄三枚，将前六味煎汤三茶盅，凉数分钟，纳鸡子黄分三次温服下。”总的来说，按六经论治鼠疫之法较为保守，不可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治疗疫病方法的多样性。

此外，近代治疗鼠疫的诸多医家中，李健颐的成绩较为突出，他改良剂型，创制二一解毒注射液，在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史上，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2.霍乱

霍乱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中医古籍论述丰富，以急性发作的吐利或腹痛为主症，可伴见四肢转筋、手足厥冷。根据《霍乱的防治》《三千年疫情》《中国传染病史料》等书关于霍乱流行的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由英印兵混合传入北京造成流行后，近代百余年间，我国每年都有霍乱流行。以北京、天津、江浙、福建等地为主，其中1919年以上海开始造成全国大流行，造成约30万人死亡。

近代中医对霍乱的认识和研究，似从姚训恭开始，逐步接受西医学说。从而认为在治疗上，应兼取中西之长，“中医方法既不尽可恃，西人宜有特别之治法，可以无投不利矣。”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医家，如冉雪峰、张锡纯、陆渊雷、施今墨等，也都将“霍乱”之名与西医学中的“虎列拉”并称。

进入20世纪后，西医学借用了中医“霍乱”病名，用其指感受霍乱弧菌引起的，以骤起剧烈吐泻米泔水样物，腹不痛，目眶凹陷，小腿转筋，甚至因厥脱而毙为特点的烈性传染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及越来越多的中医逐渐接受西医学知识，“霍乱”这一古老的中医病名，被赋予新的含义，并被沿用至今，成为一种法定的烈性传染病病名。霍乱病名及内涵的变化过程，也是近代中医不断认识疫病并接受新知识的过程。

由于对霍乱病因病机的认识，存在着寒热之争及其他一些看法，因此，近代医家对霍乱的辨证治疗，也各有主张。认为霍乱多由“寒”引起的医家，近代早期主要有徐子默、俞成甫、田晋元、田宗汉、江曲春、蒋希曾等人；进入20世纪后，主要以章太炎为代表，张锡纯、王润民等人，也多持此主张，治疗当中主张“温通”为主。

王孟英认为“热霍乱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乱偶有所伤，人之所独也”。尽管后人如章太炎等认为其书中记述多不是霍乱，而为急性肠炎等疾病，但王孟英所立的蚕矢汤、燃照汤、黄连定乱汤等，用治霍乱有热象者，还是有疗效的。王孟英1838年的《霍乱论》和1862年经过重订的《随息居霍乱论》两本书，都直接以“霍乱”名。《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在张仲景治疗中焦寒热痞用泻心汤、黄连汤的启发下，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昌阳泻心汤、黄连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驾轻汤、甘露消毒丹等。这些方剂和其中的一些药组现在被证实对流感、肠伤寒、传染性黄疸型肝炎、传染性胃肠病、钩端螺旋体病等急性传染病有良好的疗效。王孟英针对霍乱急症还有一系列救急措施，紫金丹、来复丹、玉枢丹、行军散、飞龙夺命丹等是内服急救药，取嚏法、刮法、刺法、熨灸法、溻洗法、敛气法等外治法。

3.白喉

近代白喉疫情泛滥，无数中医在继承古代医家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统一白喉病名，在对白喉病因病名、诊断、治疗及预防等的认识上，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为防治白喉做出了贡献。1864年，中国第一部以“白喉”命名的白喉专著出版，即张绍修的《时疫白喉捷要》，张氏正式将此病命名为“时疫白喉”“白喉”。自此，白喉之名渐渐流传，一直被沿用至今。

近代中医对白喉病因病机的论述，医家宗郑宏纲学说者较多，认为白喉之发病多系肺肾阴虚感受燥邪所致；进入20世纪后，部分中医在坚持中医病因病机学说基础上，逐渐将西医的细菌致病学说内容，引入相关的著作中来。在早期如陈雨春、张绍修的白喉著作中，多认为白喉的发生，是感染时行病气所致。如陈雨春认为白喉为疫证，所感受者，“非六淫之正气，乃天地之厉气，故杀人最速”。张绍修亦指出，白喉“乃时行病气为病，喉症中最急者也”。姬舒庵的《走马喉疳论》中也有相似观点，认为白喉之发生，是“气运所关，诊庆流行，一触其气，而发于一旦者也”。

近代后期的张锡纯、何廉臣、曹炳章、薛复初等人则多从燥邪角度论白喉病因。譬如张锡纯认为白喉属温病之类，“心肺先有蕴热，外感之邪又袭三焦，而内逼心肺。则心肺之热，遂与邪气上并，而现证于喉”。何廉臣认为，时疫白喉由于燥毒性、腐蚀性所酿成。并将病因分为“肾阴虚燥，浊热上蒸，肺气不清，而喉起白腐”及“胃热实燥，血毒内溃，肺系受灼，而喉乃白烂”两种。认为前者基本无传染性，而后者“血毒最盛，传染最速”。曹炳章认为白喉之发，“因于人事自伤者”较多，即指多因感受“风燥、煤毒、纸烟及煎炒辛热之毒，以致阴虚液亏而发”。

曹炳章在《喉疹证治要略》中对白喉病状的描述也较详细：“白喉初起，浑身发热，头部、遍身骨节俱痛，喉内或痛或不痛，舌白无津，脉多浮紧，此初起之候。追热稍退，而喉内微硬且闭，白点随现，亦有发现二三日而白始见者。若热甚，白条白块，翁连成片，密布喉际，或满口皆白，苔虽白燥，而舌质必红……再重则喉肿极疼且闭，饮水即呛，眼红声哑，白片满布，口喷臭秽之气，此白喉酬症也。”由以上所列诸医家对于白喉症状的论述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家对此病症状的认识越来越细，他们对白喉的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等，都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这样就比较有利于在临证中正确地诊断白喉。

在治疗方面，主张以清凉解毒、滋润养阴之法，治疗白喉的医家，主要以张绍修等为代表。张绍修认为白喉初起，可“用粉葛、姜虫、蝉蜕以散风热，以牛蒡子、连翘、金银花、土茯苓消肿败毒，生地、元参、天冬、麦冬清金生水，黄芩、黄连、枝仁、山豆根、生石膏泻火救水，木通、泽泻、车前仁引热下行”，病重者“再加马勃、龙胆草，外用生大牛膝兜，或于未服药之先，既服药之后，煎水间服。”特立除瘟化毒散、神功辟邪散、神仙活命汤三方，根据病情轻重分别选用，使疫毒下行泻出。又为白喉之极重症立龙虎二仙汤和雄黄解毒丸二方。喉间白点退后，当用清凉养阴之品，可选用清心涤肺汤“彻尽余毒”，养正汤养阴善后。张氏还详细介绍了吹药西瓜霜和苦瓜霜的制法，这些方药及治法被其后许多喉科著作引用。

4.烂喉丹痧

烂喉丹痧，是以发热，咽喉肿痛糜烂，皮肤出现弥漫性猩红疹点和疹退后皮肤脱屑为特征的急性传染病。古代医家医著中，程永培的《咽喉经验秘传》（1794年）及陈耕道的《疫疹草》（1801年）对此病已有比较细致的论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近代医家防治烂喉丹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代中国，烂喉丹疹流行广泛，诸位中医在防治此病的过程中，继承古人经验，对其病名、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预防等认识，又有一定程度地提高。

古代医家如李纯修、祖鸿范、程永培、陈耕道等人，已对烂喉丹痧的病因病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识到此病具有传染性，其发病与感受疫病之气、风热火邪入于肺胃等因素有关。夏春农从火立论，认为疫喉疹“皆由口鼻吸收疫病不正之气而得”，“全是君相二火为害，寒证绝无”。柳宝治《温热逢源》（1900年）认为烂喉丹痧，系“伏温之中，兼有时行疫毒”。张锡纯认为烂喉疹，即西医中名为猩红热者，“多系有传染之毒菌”。

丁甘仁强调时疫喉疹与白喉应分辨清楚，治法不容混淆也。治疗时疫喉疹初起，不可不速表，应遵循“先用汗法，次用清法，或用下法”的治疗原则，分清“初、中、末三层，在气在营，或气分多，或营分多”进行辨证论治。丁氏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依据自己诊治此病二十余年的经验，将治疗喉疹的方剂分为内服方、吹药方、外贴药方、敷药方四类，其中内服方多为丁氏自订，如解肌透疹汤、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减升麻葛根汤、加减黑膏汤、凉营清气汤、败毒汤、加减竹叶石膏汤等。丁氏对喉疹的论治，是近代后期中医治疗烂喉丹疹水平的代表。

5.疫痉

疫痉，指感受病邪，以头痛，重者头痛如劈，恶寒、发热、无汗，手足发冷麻木，项强硬，不能俯仰转动，背部反张，弯如弓形，两手屈而不伸，面红，目赤，瞳神放大，牙关紧，旋即神昏不省人事，苔薄白或厚腻，脉紧弦细为常见症的传染病。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该病属中医痉病范畴，但在古代甚至是民国以前，很少有此病流行的记录。1918年后，此病多次流行于江浙一带，面对这一较新的疫病，当时的许多中医纷纷投入到对此病的研究中去，在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这一时期诸位中医对此病进行的积极求索，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蒋璧山主要依据《黄帝内经》中“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和“燥化于火，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之说，参考喻嘉言、叶天士辛凉甘润治法来选方用药。疫痉的具体治法在书中分初起期、中泛期、终后期三期进行论述：在初起期，可选用紫金锭及诸葛行军散治之；出现恶寒发热，呕恶，头痛，项筋拘急，舌白尖红症状时，可用泄卫护荣汤治之；恶寒发热，项强筋急，头脑疼痛最为剧烈，口微渴，舌尖红者，疏风清脑饮主之。在疾病的中泛期，宜救阴清心汤加至宝丹主之；若兼发热神昏、沉睡无语，不知痛苦，不能转侧症状者，可再加入“九节蒲钱半，生黄芪钱半”治疗；若患者舌润，身凉，脉弦迟或伏，眼或开或闭，口禁不能言，不知痛苦，不能转侧，可选用喻嘉言涤痰汤进行加减治疗等。疫痉终后期，可选用白虎汤；身无汗、但头汗出，左关脉弦数者，用养液通痹汤治之。若神清身凉，躯体强直、重着、疼痛，不能转侧，脉弦硬而涩，可选用宣络通痹汤。除出现痹证之外，疾病后期还会出现痞证，可根据不同见症，分别选用益冲养荣汤、喻氏人参丸、补荣通俞饮等进行治疗。若出现身凉，进食，或二三月后尚然，精神呆钝，语言謇涩，步履困难，脉弦细而涩者，可用天王补心丹治疗。

恽铁樵用治脑脊髓膜炎的效方为：“犀角尖磨冲三分，胆草五分炒，细生地四钱，蝎尾二分炙研冲，川连三分，归身三钱，安脑丸两粒药化服。”并发明安脑丸，指出该丸专治两大症，“其一为惊风，其二为脑脊髓膜炎症。”关于用量，恽氏指出，“病重者须连服四五帖，并且第一帖可以加羚羊贰分……通常只要照安脑丸仿单服药，即已妥当”。尽管当时用此丸治疗疫痉，效果较好，但恽氏同时也强调，“凡药须与病对证，故有一病即有一药，绝无一药能治万病之事”，显示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六）现代疫病的中医防治

20世纪50年代以后，温病学理论及防治经验被广泛用于传染病的防治，在多次抵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4年河北石家庄地区病毒性乙型脑炎流行，中医药学者以温病学理论为指导，从温病的“暑温”辨治，用白虎汤加味为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并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北京、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均取得满意疗效，引起广泛关注。1988年上海地区流行甲型病毒性肝炎，根据温病学理论，运用清热解毒和清热化湿为主要治法，以甘露消毒丹和板蓝根等方药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特别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我省创造的中医药前期介入效果很好，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死率全世界最低，后遗症最少，中医药的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中医药在我国抗击非典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全球非典平均死亡率为11%，香港和新加坡为17%，台湾为27%，而中国内地为7%，广东为3.7%，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其后的甲型H1N1流感、登革热等传染病在国内外暴发肆虐，国家主管部门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和研讨，依据温病理论，充分发挥中医学的优势，针对诊断、治疗和预防，制订了详细的方案，用以指导全国各地的临床防治，实践证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上述新发性传染病，在缩短病程、减轻病情、降低死亡率、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长期以来，大量的临床实践和文献资料证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经验，对于防治急性感染性或传染性疾病有其独特的功效，并将在今后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吴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