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健康传播学的发展史

健康传播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根据健康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可把健康传播发展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西方健康传播学的开端，以美国“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为代表的健康传播项目在部分发达国家实施，这些健康传播实践为健康传播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治疗传播兴趣小组”于1972年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标志着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概念。真正意义的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发表在1977年的《传播年鉴》上。1978年，Arnston及其同事发表医患沟通研究，开始涉足医患传播。此后，美国医患学会（后更名为“美国医疗保健传播学会”）于1979年成立，其目的是促进医疗环境中医患传播的研究、教育和专业标准。1984年，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第一部《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Health Communi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并作为医学生的教材。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1985年，诺索斯（Northouse）出版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同年，美国国家传播协会成立了健康传播委员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后改为健康传播分会（The 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1985年美国“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1986年，美国口语传播协会SCA成立健康传播处。1989年，第一个健康传播杂志出版，1996年改版为《健康传播学》杂志（Th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91年，美国CDC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性的健康传播机构。1993年，美国CDC成立健康传播处。

1995年，美国的大学中开始讲授健康传播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塔夫茨大学医学院（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与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授予第一个健康传播学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刊。1998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PHA）健康传播工作组成立，专门研究健康传播在公共健康促进中的作用。1999年，国立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癌症研究中心在癌症预防和控制分部实施的行为学研究项目成立传播与信息研究分支，实施癌症健康传播干预研究计划。1999年，《医学以太探索》杂志创刊，用以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保健。200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建立健康信息国家趋势监测系统（HINTS），每两年对公众对健康信息的寻求、获取和利用情况进行一次抽样调查，以评价癌症传播活动，指导健康传播干预。2003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宣布4个国家级优秀癌症传播研究中心（CECCRs），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的5个研究中心提供5年期研究经费。CECCR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并为下一代健康传播学者提供培训。2004年，CDC建立国立健康营销中心，促进和实施健康营销和传播研究，从而为全国健康促进项目提供支持。2004年，健康传播联盟（CHC）成立，作为健康传播领域中组织机构间的协调组织。CHC代表国际传播协会（ICA）和国家传播协会（NCA）健康传播分支机构，以及APHA健康传播工作小组。2007年，第一个专门的健康与战略传播博士学位在乔治梅森大学传播学系设立。2008年，国立癌症研究所宣布重启CECCR项目，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和科罗拉多州凯撒佩尔梅嫩特大学中的五个传播研究中心提供五年期的研究资助。2009年，第一个老年可负担的居家健康传播系统使老年人能通过便捷的信息沟通系统，进行数月至数年的自我管理。2009年，参与式医学协会（SPM）建立，目的是促进和加强医患沟通。

中国是世界医药卫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思想。

我国自古有着健康传播、教育的思想萌芽。早在公元前的《庄子·养生主》中，就提出养生的概念。《素问·圣姑天真论》把养生之道概括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创编“五禽戏”，每到一处行医，都亲自为百姓示范，带动百姓共同习练。早在我国周代的《周易·下经》中就有“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的描写。春秋时的《管子》指出：“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教育思想主要通过古代教育学、哲学等书目典籍，被广泛传播。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中国古代的健康教育方式包括：①蒙学教育：我国自古重视儿童启蒙教育，自先秦时期即开始编著蒙学教材，除了系统介绍常用生活知识和道德规范外，健康知识和理念也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弟子规》教育儿童要讲究个人卫生：“晨必读，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还告诫人们：“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告诫青少年不要饮酒：“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②人际传播：由于受到传播条件和传播技术的限制，我国古代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文献传播两种方式。人际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民间传说、谚语、民间故事、歌谣等，另一种方式是古代医师在诊病时就患者的饮食起居、膳食营养等进行的教育和指导；③语言文字传播：一是我国古代医学名著中蕴含大量的健康保健和养生知识，如 《皇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 《千金方》和 《本草纲目》等。这些健康保健知识可在医学师徒之间、医生与医生之间传承传播，也在古代文人志士之间广为流传。

近代健康传播活动与西医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如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Pearson A）编印《种豆奇方详悉》。1876年，英国学者博兰雅（Fryer J）与赵元益合作翻译出版《儒门医学》，传播保健、防病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知识。

1919年民国内务部建立了卫生展览馆，负责健康传播，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与教育部联合成立“学校卫生委员会”，启动学校卫生教育工作。自1929年至1949年，全国各地健康教育机构纷纷成立，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健康教育体系。1931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下设“卫生教育系”，负责开展科普传播材料研制工作。

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把普及医学卫生知识作为学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1916年，中华公共卫生联合会成立，进行公共卫生教育，举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印发卫生报纸等。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成立，启动河北定县平民卫生教育示范区。

在政策法规方面，清政府于1904年公布实行《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卫生教育进行规定，学校普遍开设生理卫生课程。1929年，卫生部颁发《地方卫生宣传大纲》和《设置卫生布告栏办法》，要求各省市县开展卫生宣传工作。1931年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设卫生教育科，培养学校健康教育师资和卫生教育行政人员。1948年，教育部、卫生部、社会部联合颁布各省市和各县市卫生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工作大纲。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就颁布《卫生运动纲要》，宣传饮食卫生、饮水卫生、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灭蝇和传染病隔离知识。宣传以卫生课、卫生晚会、卫生游艺会、墙报、标语、大会、传播材料等方式开展。在红军长征途中，军队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部设立卫生宣传处，同时，北京、天津等各省市成立卫生宣教所（馆），此时期的健康传播工作主要以卫生宣传的形式，作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一部分。1956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1977年，国务院批准卫生部成立卫生宣传办公室，作为负责全国卫生宣传的协调、管理、规划和指导机构。

1984年，中国卫生宣传教育协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前身）成立。1985年，国内第一个有关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类杂志《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创刊。1986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健康教育阶段。1987年，同济医科大学创建健康教育教研室，中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各大医学高等院校先后设立健康教育专业，此后的10多年中，培养了一大批健康教育专业人才，至今活跃在国内外健康教育领域。1988年，作为大学统编教材，贾威廉主编的《健康教育学》出版发行。1993年，全国医学高等院校健康教育系列教材出版发行，包括健康传播学、健康心理学、健康行为学、社会医学等。1994年，由卫生部牵头的、多部委参与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项目”启动，广泛开展农村健康教育活动。

1995年，中国政府引进了“世行贷款-卫生部第七个卫生项目”（简称“卫七项目”），标志着中国健康传播开始步入健康促进时代，该项目全面引进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发布的《渥太华宪章》理念。与此同时，WHO与中国合作开展了健康城市试点项目和健康促进学校项目等。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健康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十分重视健康教育……”，把健康教育提到国家政策高度。2004，卫生部发布《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行动规划纲要（2005—2010）》，在全国全面推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为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于2007年启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宣传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知识，并在全国设立慢病防治示范区。此外，卫生部还先后邀请影视歌明星作为形象大使，持续开展结核病、艾滋病等疾病防治的健康传播活动。2008年，在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同期，《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08—2010）》启动。2008年，卫生部借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在全国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组建宣传司，负责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政策、规划、协调、管理和督导。同年，“健康中国行—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2013—2016）》”项目启动，开展了合理用药、控烟等大众性健康传播活动。

在此时期，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领域的其他重大事件包括：①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体艺[2008]12号）”，规范全国中小学校的健康教育课程；②卫生部印发“卫生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的通知（卫妇社发【2011】38号）”，明确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健康教育工作职责和任务；③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关于印发《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规范》的通知（卫妇社发〔2010〕42号）”，规定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④卫生部印发“卫生部关于印发《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2011年版）》的通知”，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作为重要考核内容；⑤卫生部印发“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国家卫生城市、区标准及其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全爱卫发〔2010〕3号）”，把健康教育纳入卫生城市创建工作考核内容；⑥教育部和卫生部印发“教育部 卫生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全面规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⑦卫生宣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先后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多个法规之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重大国际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无烟世博”“健康奥运”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媒体健康传播活动风起云涌，如中央电视台开设“健康之路”栏目，北京电视台开办“养生堂”栏目。2012年，卫生部主管的专门的健康科普卫星频道“百姓健康频道”开播，“央广健康”频道也于其后正式开播。以《健康报》 《生命时报》 《健康时报》 《家庭医生》 《健康》等为代表的医学科普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出版发行。与此同时，新浪、搜狐、39健康网等互联网类门户网站纷纷开设健康科普栏目。为普及营养与健康知识，中国营养学会制定并发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先后成立专门的健康传播研究所，开展健康传播研究。清华大学还每年主持召开中国健康传播大会。

进入21世纪，充分运用健康传播的理论、策略与方法，解决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慢性病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等健康问题，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1世纪，中国健康传播面临重要机遇，主要表现在：①制度保障逐步完善：2016年，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被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健康传播工作提高到国家政治层面；②专业性机构和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一套覆盖城乡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系，机构建设不断加强，人员队伍不断充实，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③新媒体异军突起：基于WEB2.0技术的新媒体快速增长，移动互联技术全面普及，为健康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④对健康传播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提高：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人员逐步认识到健康传播在疾病预防、诊疗、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开始全面应用健康传播的理论、技术和方法；⑤公众对健康传播的需求不断增强：人们已不再仅满足于疾病治疗的需要，对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医患沟通、心理咨询等的质量和多样化需求不断增强，为健康传播的发展创造重要机遇。

挑战与机遇并存，21世纪我国健康传播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①专业学科体系尚未形成：我国对健康传播的理论性、专业性和学科性认识不足，把重点放在如何开展健康传播活动上，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专业学科体系；②健康传播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大多健康传播工作只是强调解决某类或某种健康问题，全国性健康传播工作的规划性有待提高；③健康传播实践缺乏规范性：我国大多数医疗卫生人员未接受过健康传播理论和技术的培训，大多只停留在健康信息传播上，方法和技术缺乏规范性，效果不佳；④信息海量化：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普及，信息源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局面，海量健康信息从不同渠道向公众涌来，甚至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莫衷一是的局面；⑤商业营销活动越来越活跃：互联网成为商业营销的重要渠道，大量充斥药物和保健品的广告和直销信息，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难以保证；⑥科学研究水平不高：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大多仍只是传播现象分析、影响因素调查等观察性研究，干预性研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