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东京，加入日本设计中心

ぼくなりの遊び方、行き方

兴奋、狂乱。节庆般、“传说般的一九六〇年代”冲过了七十小时。一月四日当天，新婚第二年的我和妻子离开神户前往东京。这趟旅程是因为一年前我加入的大阪广告设计公司国际宣传研究所，要求我们员工和公司一起迁往东京。当时我二十三岁。住在东京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母亲拼命祈求神明让我实现梦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天都能听到，甚至到了耳朵长茧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份愿望已经传到天上，只要等待神明哪天回答一声“好”，就可以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重重累积，偶然召唤更多偶然，出乎意料的人、事、物自然而然聚集而来，让我实现梦想……我发现这种共时性（synchronicity）是我的命运模式。然而愿望达成前的过程，总是反复摆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非常惊险刺激。天堂和地狱简直就像是存在于我的心里，两者不停相互对决。

此外，我自己也总是在期待“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我从小就很喜欢对自己的命运胡思乱想，猜想自己究竟是为了继承何种使命而生。不知为何，我很喜欢想象一个画面，自己孤身一人被搁在地球上，然而天边却还有另外一个我在凝视自己。我非常喜欢这种非写实的另一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相比，我把真实感的重心放在非日常的世界更多一些，我是这样的小孩。

我就是从这样的状况出发，认为自己身上一定有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出生之谜。就现实而言，直到十七岁，我才晓得自己还有另两位生身父母。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对于想象人类的命运这件事真的是永远都不会感到厌烦。直到今天，一想到“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我的心还是会感到雀跃不已。

尿味四溢的涩谷公寓

“啊，富士山看起来好漂亮。东京一定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

山景占满列车车窗。妻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富士山，不禁兴奋地脱口而出。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变得像她那么乐观呢？一直以来，好事坏事总是一并出现，所谓“有好事在等我们”让我有种预感，它的另外一面很有可能也在对面虎视眈眈。我的性格有一部分是这样，总是会事先去考虑事情的另一面。因此我看事情可以看得更透彻，但是相对地有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大胆为之。这种性格真的会让我反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

大阪广告设计公司国际宣传研究所的老板在前往东京之前告诉大家：“我希望那些想要去东京自立门户的人主动退出这次计划。”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永远留在这间公司工作，只要有机会，大家应该都会想要“自立门户”。我自己也是这种人，可是我没有退出。

虽然人已经到了东京，通过朋友借到一间涩谷的公寓，可是先前从神户寄过来的行李还没有到。在行李抵达之前，我们暂且窝在市区一间小旅馆里面。那个新年过得很寒酸。所谓行李，也只是几件衣服、棉被、厨房用品，还有木头桌子里面搁的几本书。只要把桌子摆好，棉被铺起来，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间就没有位置可以站。这间小公寓就算白天也是阴阴的，而且尿味四溢。住在里面的人从房东算起，有脱衣舞娘、酒吧妈妈桑和陪酒小姐、话剧演员、中国医师夫妇、寡妇，还有刚来东京的平面设计师，总共七个家庭。这些公寓的邻居好像以为我们夫妻俩是姐弟。

第一天到涩谷街头走动就遇到很多事。一开始在公寓门口，就有一个开红色保时捷、戴太阳眼镜的年轻人突然跑来跟我问路。这件事情稍微引发了我的优越感。我们刚到东京根本还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结果却被走在流行尖端的都会年轻人当成是本地人，这件事情真的很爽。顺着荣路往下走，馒头店门口的箱子上堆满馒头，有个走在我们前面的年轻男子唱着《潮来的伊太郎》，瞬间出手偷一个塞进口袋，若无其事走远。这让我觉得东京真是个不得了的地方。晚餐我想要去涩谷食堂吃猪包，可是女店员却一直在那边窃笑，完全没有办法跟她沟通。神户叫猪包的东西在东京叫肉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回家路上买了黑白电视机。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更别说彩色电视机都还没有发明。因为我希望在东京生活一定要有电视，所以买得很开心。回家马上把电视装起来，桥幸夫的影像出现在映像管上，摇头晃脑正在唱刚刚馒头小偷唱的那首歌。

我在六本木新办公室的工作是Gunze造丝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设计，我从以前待在大阪起就开始负责他们公司。

一同来东京的同事里面有位名叫横沟敬三郎的平面设计兼插画家，同时荣获“日宣美展”的特选和鼓励奖，也是日本宣传美术协会的会员。虽然我也在同一个展拿到鼓励奖，自己也是会员，可是面对他的才华真的是甘拜下风。他身材瘦小，可是长得相当英俊。习惯把手放在嘴唇上说话，显露出某种乳臭未干的孩子气。他毕业于京都艺术大学，大我一岁，是个非常亲切的男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距离当时十年，在某个UFO研究社主办的演讲场合遇到。我完全不知道他会对此感兴趣，有点惊讶。当时我觉得自己喜欢UFO有点丢脸，在会场刻意回避他，没想到再过几年就听说他过世了。

公司刚开始运作时，有一个在地录取的插画家山藤章二加入。他是在日宣美展拿过特选的会员，记得比我小一岁。声音很好听，看起来非常认真。那时候东京好像在召开世界设计会议。可是我们才刚到东京，很难知道这些消息，感觉横沟、山藤和我都还在圈子之外。

日本设计中心成立的消息

当时在东京设计界蔚为话题的除了世界设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大新闻，那就是有人成立了一间设计公司名为“日本设计中心”，其中包含十几位日本顶尖设计师参与。这条刺激的新闻好像在预言时代改变，让我开始感到焦虑。我的注意力被强烈转移，随着自己在东京工作，内心同时开始质疑自己：“这样继续待在这间公司好吗？”

我想要再多收集一点详细的信息，顺便跟田中一光先生打声招呼说我来东京工作了，就跑去他位于南青山的家拜访。我们以前曾经在关西碰过一两次面。他家放的音乐是我最不懂的爵士乐。那时我还去松屋百货的优良设计专柜买了一千三百日元的六色茶碗套组当伴手礼。

日本设计中心的成员包含龟仓雄策、原弘、山城隆一、田中一光、永井一正、宇野亚喜良、木村恒久、片山利弘、田中博、植松国臣、白井正治、铃木良雄、山下芳郎、安斋敦子，等等。从大师到响当当的中坚设计师和插画家都罗列在名单之上。

想要加入这间公司的强烈冲动在我脑中盘旋然后开始高速运转。一旦被这个念头抓住，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其他事情了。虽然我应该要对一光先生直接表达这个想法，可是当天我只能迂回在话题旁边没有办法启齿。一想到我的意志不知道传达到几分，就觉得非常焦虑。这烦恼持续了好几天。就算在做公司的工作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在动手。

为了再次正式拜托他帮忙，我在涩谷的香颂咖啡馆“GIRAUD”和一光先生碰面。

“咖啡和红茶，你要哪个？”

“都可以。”

我的个性总是优柔寡断。

“我跟你说，在东京说话要黑白分明，要不然是行不通的。”

一光先生的话一针见血碰触到我的本质，听起来很尖锐。不过我真的是觉得两者都好。我觉得自己做决定很麻烦，交给别人做决定比较轻松，这种心态后来也一直不容易改掉。

话说回来，当时田中一光的设计作品当中确实毫无妥协或暧昧，是非常简洁、神清气爽的设计。

我觉得实际面对一光先生明确表达自己想要加入日本设计中心的想法，需要相当的勇气与自信。为了鼓起勇气，在和一光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先辞掉现在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才行。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逼到穷途末路的状态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就没有办法说出肺腑之言，也没有办法打动一光先生的心。所以我设法找借口说乡下老母生病不得不回家，说谎辞掉了工作。我觉得自己这样做还真是大胆。每次好不容易弄到一样东西，我都会像这样用自己的手把它搞垮，我有这样的恶癖。

虽然辞掉了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进日本设计中心。他们决定要在四月一日成立，先前早就已经确定所有成员名单，就算一光先生出面好像也没办法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加入。

因此我就这样在东京落脚，失业了一个月，完全没有收入来源。我联络上一位以前在神户报社一起工作过、现在也在东京的朋友，试着拜托他帮我找找看设计的工作，可是并不是很容易。可以依靠的唯一一条线就只有日本设计中心。对我来说，这个目标或许太大。万一失败的话，我一定会后悔自己辞掉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那时我的口头禅“啊，总是会有出路”完全没有办法排解我的心情。终于，二月结束了，再过一个月日本设计中心就要开始运营。

初次和田中一光合作

就在我变得越来越烦躁的时候，一光先生招呼我说要不要替神户劳音的《茶花女》海报画插画。能够和田中一光合作，光是这样就让我产生了自己已经变成一流插画家的错觉而爽翻天。那时候，我画了一张头戴山茶花、脸部瘦长的莫迪利亚尼风格女性肖像给他。可是他不喜欢，叫我再画一张。这次我画了好几十张带去。到头来，他选的还是我最初带去的那一张，感觉好像无可奈何只好用这张。一光先生苦心经营如何使用这张插画的结果，就是让插画横躺，整张图的感觉彻底改变。这种炼金术般的杰出构图让我死气沉沉的插画起死回生。后来一光先生和永井一正先生描述当时的状况说：

“横尾用一种乱枪打鸟的做法，用陈旧的信封背面和粗纸画了好几十张插画来给我。”

和这工作几乎是同一时间，Gunze那边也有工作来委托我帮忙。因为先前我在公司负责他们的杂志广告视觉形象，对方觉得不可以突然大改，希望我可以接手继续设计。他们表示说已经和我先前的公司好好谈过，我可以不用担心。虽然我意识到这样子人家可能会想说我把公司的广告主一起带走，心里有点在意，可是毕竟我陷入经济危机，只能把这个工作当成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每次我被逼到绝路，都会有人伸出援手，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这件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人生的特征之一。Gunze和我的关系之后持续了一段时间。总之透过这个兼差我总算还是可以苟延残喘。虽然拜别人之赐我得以解除经济危机，不过精神焦虑却越来越严重。先前虽然托一光先生帮我接洽日本设计中心的工作，可是或许进展不顺利，一点眉目都没有。除了一光先生之外，永井一正先生那边，也积极帮我向原弘、龟仓雄策、山城隆一等三位董事打听，可是还是无法得知有没有工作。

刚从多摩美术大学毕业的和田诚，以及当时还在多摩美大读书的原田维夫经常会去一光先生家。和田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拿下日宣美展的特选，已经决定去LIGHT PUBLICITY工作。他和我同年。我在日宣美展得鼓励奖的前一年，他就已经拿到首奖的日宣美奖。那是名为《夜之玛格利特》的剧场海报，由稻垣行一郎替和田诚的插画做版面设计。当时设计师和插画家才刚开始用这种方式合作，后来这种方法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擅长似颜绘的和田诚替日活戏院免费制作海报。受他刺激，我也去涩谷的东急戏院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请我设计海报。虽然推销成功，可是当时绢印技术还太粗糙，我只做了五六张就放弃了。

整天没事可做。Gunze的工作顶多每个月做两三张就够了。无论如何最痛苦的还是每一天如何运用时间。我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全心投入的事情。我对读书没兴趣，就算看电影也还是定不下心。根本上而言，一旦精神陷入紧绷，兴趣也会跟着不见。过剩的时间开始引发痛苦。我的不安、焦虑，还有极度的孤独，没有办法透过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解决。总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的心或许某一天就会封闭起来吧。当时我不知不觉走到的地方，是道玄坂的脱衣剧场。只有这里不一样。我的心可以静下来，非常不可思议。每次官能的浪潮逼近都会让我接触到宇宙……这种说法有点太夸张，不过我知道每当我陷入低潮，官能的热情都可以让我暂时获得解放，所以我还是常常去。

辞掉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已经三个月。日本设计中心就这样在四月成立，完全没有下文，一光先生看起来也比过去更忙。不知何时焦躁开始转换为放弃的念头。我觉得与其抱着难以预测的期望，不如放弃还比较能够从痛苦里面解脱。总而言之一切都已经到达一个极限。

父亲突然过世

四月八日。佛祖诞辰这一天，我人生第一个悲剧降临了。我前一天买了一张火车票，想回故乡西胁走走，顺便转换心情。可是当晚睡得很不好，觉得是枕头害得我睡不着，试着把枕头拍松，最后甚至把枕头丢掉，结果烦了一晚天就亮了。隔天早上，消防车响着吵得要死的警笛通过公寓前面撼动整栋建筑的时候，我家的电话响了。话筒中的声音叠着警笛声听起来非常不清楚：“这里是涩谷电报局，这是电话电报……”我就这样收到了父亲突然过世的消息。

我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感觉好像松了一口气，脑袋空空，待在安设电话机的公寓走廊，穿越玄关盯着好几台消防车经过。那眼不是肉身之眼，仿佛是用意识之眼在看，消防车的红看起来艳丽非凡。我为那个画面感到心醉神迷，自己真的是觉得非常难以置信。我知道每次当我遇到极端惊慌的状况都会这样，那双冷静观察事物的眼睛都会动起来。我事先准备好当天的火车票，仿佛像是预知到父亲的死亡，这个共时性的巧合也太讽刺了。回老家之后，我才知道父亲是因为脑出血过世。根据母亲的说法，父亲半夜坐在棉被上，好像要用手把自己的枕头打包起来那样说：“小忠想要这玩意儿，现在应该给他送过去。”

母亲心里想说：“是吗？”可是父亲就这样砰一声向前倒下断气了。就在那同时，我在东京和枕头对抗度过难眠的夜晚，说不定中途父亲的意识就开始脱离肉身，所以思想才会和我同步。

父亲突然过世这件事情完全颠覆了我的日常生活。父亲在棺木里，全身包覆白衣，口鼻耳的孔洞都塞了棉花，像幽灵一样头上缠着三角巾，套着草鞋。胡须和手脚指甲长得有点夸张，大概是死后突然变长的吧。父亲变硬变冷的身体简直就像蜡像一样，让人感觉带着奇妙的重量。

当我最害怕的事情在现实当中发生，那就已经不能够称之为是现实，我会觉得它好像已经被替换成一种虚构。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感受到自己会从某个地方冷眼旁观，享受这样的感觉。平常毫不起眼的事物，譬如壁龛摆设之类的东西会突然变得非常有存在感，窜进我的意识当中靠近我。父亲的死变成一种媒介，各式各样的事物、事件借之破坏自然法则，各自独立存在，仿佛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宇宙观。我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应该是因为我的意识灵体化造成的。

我在父亲往生这段时间恍惚神游，结束之后，又再度被拉回到令人头疼的现实当中。不能让年事已高的母亲独自住在西胁的家里。然而我也不可能退掉东京的公寓重新回到家乡去住，结果最后只好把老宅处理掉将妈妈接到东京。妈妈对于离开过去住惯的地方心里一定感到非常犹豫又不愿接受，可是到头来她最期望的还是和我一起住。

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今后的生活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就这样把妻子留在西胁，自己一个人先回东京了。想到将来的生活或者人生就觉得心情郁闷，心想不知不觉之间梦想啦野心啦都已经和我无缘了。可是不管我心情有多低落，内心某处总是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平静沉淀在那里。这种感觉究竟是从何而来，我自己也完全搞不清楚。

六月，当我终于从父亲过世的悲伤混乱当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先前半放弃的日本设计中心突然通知说我被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