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国情决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路线。俄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俄国的一些革命家都一致认为，俄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

19世纪末俄国有过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派认为，俄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借助于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则认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实际上那时候（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不久，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正因为还不太明显，所以才会发生争论，需要写文章，甚至大部头著作，如列宁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事实很清楚，那就无需论证，更不会争论了。

1919年俄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党纲问题曾有过争论，列宁主张把资本主义写进党纲，而布哈林主张只写帝国主义。针对列宁所说的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布哈林承认，确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重心转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旧纲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俄国更是如此，它保存了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它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同时并存，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还在进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但是纲领谈的主要的不是这些落后的形式，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首位。

布哈林的议论也说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态，保存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这个判断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成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正确的判断

在民主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是准确的，据此制定的革命策略也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俄国搞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他接着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一直主张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之后，他给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仍然是民主革命，并为此批评了主张立即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列宁认为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接着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动身回国，在告别瑞士工人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俄国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离他们这些革命者还非常遥远。1917年3月中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够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大转折——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折发生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回国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转变。正因为突然，不仅其他党派不表赞同，而且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都跟不上。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只有柯伦泰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提出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准备都显得不够。此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主张俄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1917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全党不清楚，列宁本人也不很清楚，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这就难怪老布尔什维克们跟不上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都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俄国还没有磨出可以烤制社会主义烙饼的面粉，俄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对这一批评，列宁当时没有实质性的反驳，直到五年之后，1923年初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给以回答。不是否认“缺乏物质前提”的命题，而是提出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所谓缺乏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1）资本主义不发达。（2）无产阶级不发达，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八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借助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都统统国有化。他们把国有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就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

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

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几乎收走农民的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布尔什维克党把小生产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庄。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作“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还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做了检讨。他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列宁还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一些战时措施，如把一些与国民生计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军工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国家实施粮食垄断和食品配给制、粮食征收制，等等。俄国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也都实施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接手了这些现成的措施，贴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措施”，后来就叫作“军事共产主义”。这些措施同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实施国有化、粮食征收制的时候，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执行得更加坚决，更加严酷。其结果就是激发广大农民举行暴动来反抗“暴政”，导致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落后的俄国是不能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对国情的再认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在危机的逼迫下，列宁对俄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严重不足，需要向后退。20年代初列宁多次谈到，俄国与其说吃资本主义的苦，不如说是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这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实际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这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切入俄国的国情，虽然还不是全面审视俄国的国情，但重提落后性表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列宁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地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这实际上是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依据。

俄国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表现在各个方面。

经济技术落后。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承认并多次提及的。但起初列宁认为虽然俄国经济技术落后，但迅速崛起的西方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会给予俄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从而解决俄国的落后状态，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强调革命的国际性，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乃至策动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20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更加感觉到经济落后对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

“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从中抽取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凭借这种认识，列宁号召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还多次表示反对“自由贸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同意实行贸易自由，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声明苏维埃政权在重建资本主义：

“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

列宁甚至认为，实际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比关心“纯洁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

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更多得多。

俄国是个小农国家，小生产如汪洋大海。按照列宁的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进行，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村的雇农和贫农一起进行，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是革命的对象。以中农为代表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大敌。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小生产是消灭的对象。然而在当时的俄国小生产是无法消灭的，消灭不了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开始改变对小生产的看法，不仅予以容忍，而且对其存在的需求予以满足，反而否定集体农业组织和农村公社，最后得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认为简便易行的合作社本身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小生产就从“大敌”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之一，不是消灭小生产的农民，而是利用它，发挥它的积极性，以恰当的方式让他们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列宁的合作社不同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向小农让步，退回到自由贸易，从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到允许小农存在和发展，经商做买卖，自我发展，组织合作社，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1922年3月28日，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

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

由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决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由此也理所当然地开始利用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广泛利用市场关系，是把列宁1921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1918年春天的计划区别开来的新东西。列宁总结道：“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文化界出现一个左的激进流派——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主张抛弃以往的所有文化遗产，在空白地上创造崭新的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针对这种空想的高调，列宁声明说：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

列宁多次公开承认俄国的文化落后，甚至缺乏资产阶级文化。他在去世前还认为，文盲是俄国的大敌之一。“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么说得轻一些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

从1917年开始，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反对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没有回应他们的理论挑战，没有回答反对者的责难，恐怕也很难回答。那时俄国迫切需要的是革命行动，而不是理论论争。直到1923年1月，列宁躺在病榻上反思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明确承认了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经济前提，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的这一结论，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短文《论我国革命》上。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俄国就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列宁需要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所以他接着提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论点，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用政权的力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需的物质前提，赶上先进国家。

第二国际一些领袖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对此表示同意，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

列宁接着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此特殊性就是俄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文化的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干起来再说，这有点像我国改革开放时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列宁的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说法给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许多国家效法俄国，跳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它们大多着眼于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致使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名无实。

世界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在局部地区，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超越阶段，有的停留不前，有的跳跃发展，有的复辟倒退，总之，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不变的，这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缺乏生产力的支撑，单纯依靠暴力来改变社会发展阶段，最后一定失败。所以在某一特定阶段，改变发展顺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及时设法补上所欠缺的东西，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行事。

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回到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终于走上了新经济政策这条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过列宁身后的领导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就恣意妄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可以无视历史规律，随心所欲，跳过发展阶段。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声称2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他们不懂得，可以暂时改变历史发展顺序不等于可以随意跳过历史发展阶段，缺的东西需要补上，历史的欠账终究是要还的。无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