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近年来流传一个叫作《普列汉诺夫遗嘱》的文件，其中竟然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不说别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患喉结核，不能说话，怎么可能口授三万多言的“遗嘱”呢？
其实要了解普列汉诺夫的真实思想，完全可以去看他的《在祖国的一年》文集，那里有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有他就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同列宁的争论，可以看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观点，完全可以不必求助于所谓遗嘱。
俄国革命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其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俄国是否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革命过程、建设过程中不断地遇到这个问题。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就是围绕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的。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十月革命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最多不超过300万人。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土地问题、立宪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民主化的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1917年，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与俄国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之间曾发生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这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它关系到以后苏联的命运。
1917年列宁乘“铅封列车”取道德国回国后，立即宣布俄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回国后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党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1917年4月3日晚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当夜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关于新任务的即席演说，其内容即不久后发表的《四月提纲》。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列宁的讲话写道：
列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在两小时时间里他说了许多东西……但其中缺少一点——这我记得很清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其中缺乏对俄国社会主义客观前提的分析、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不仅没有完整的经济纲领，而且连初具轮廓的纲领也没有。只有一个列宁后来多次重复的苗头：正是由于我国的落后，正是由于其生产力的薄弱，使它无法支撑战争所要求的其整个机体的这种极端的紧张状态，因此早于其他国家发生了革命。但这种落后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结构，这种缺乏组织性，这种虚弱，怎么能够离开欧洲同社会主义改造直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容，列宁对这一切都不置一词。在这种条件下代表国内微弱少数的工人和雇农苏维埃怎么能够违背多数的意志和利益而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演讲者同样完全不置一词。最后，他的整个构想怎么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这是列宁在自己的讲演中唯一没有否定的东西）相容，也没有片言只语。这些涉及被叫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列宁就像摧毁现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策略那样完全熟视无睹。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普列汉诺夫以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为理由反对列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并就此同列宁展开论战。普列汉诺夫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指出：
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历史性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社会革命即生产方式的更换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有发展余地，还没有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是不应当去推翻它的，无产阶级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过早夺取政权将是最大的历史性灾难。
列宁当时没有就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挑战作出应对，实际上是高挂“免战牌”。但是他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说的真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在一个括弧里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长期以来，列宁在括弧中所说的这句话没有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
话虽如此，但在有可能通过起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列宁首先考虑的不是这条真理，而是权力，是夺取政权，他要用起义创造出社会主义来！这是列宁作为政治家同作为理论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列宁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唯一论据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那就可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中写道：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夺取政权仅仅为继续和深入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作为社会革命，远远不是取得政权就能完成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俄国还有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有待完成，如土地问题，召开立宪会议问题。列宁的这一说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俄国二月革命后匆忙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迫不及待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提出的另一个辩护论据是，俄国一旦开始革命，欧洲先进国家会跟着爆发革命，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会来支援俄国，拯救俄国。这是从布尔什维克到托洛茨基的一贯主张。然而，历史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欧洲并没有跟着俄国发生革命，虽然十月革命后苏俄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向西欧特别是德国输出革命，但都无功而返，到20年代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世界革命遥遥无期，苏俄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支援。这时候，列宁又把希望转向东方。但东方革命也迟迟不来，中国大革命曾经给苏联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这场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下，遭到了失败，也没有能够给予苏联以支持。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是理论家同政治家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要求的是理论的一贯性和严整性，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防止过早的社会革命带来的不良后果。而列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眼睛盯着的是机遇给予的取得政权的机会，已经顾不上理论的严整性，他需要的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不可多得的良机夺取政权，理论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仓促，对下一步怎样走缺乏科学的规划，但政权是第一位的，先拿到政权再说。他在1923年初引拿破仑的话说：“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是列宁终身信奉的座右铭！一般说来，政治家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怎么做能达到目的就怎么做。例如列宁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国有化，认为国有化优于私有化、市有化和社会化。但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临到武装起义前夕，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借取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列宁起初只想到两点：一、巴黎公社的措施。二、借用大战期间各国的战时措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于是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上就写上的，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一直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然而一旦政权到手，看到自己未能在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立宪会议不能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就悍然予以驱散。这种理论家同政治家的对峙，十多年后我们又在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对峙中看到。理论家照例是斗不过政治家的，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布哈林，失败是必然的。不过政治家可以取胜于一时，看似击败了理论家，但理论家的理论却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验证、证实。74年后苏联的解体说明普列汉诺夫当年所坚持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
斯大林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他缺乏理论功底去同普列汉诺夫争论。不过他在此前写的文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一致的，不幸的是，后来又被他斯大林本人否定了。
1946年在《斯大林全集》出版的时候，斯大林特地写了《著者第一卷序言》，声明编入第一卷的著作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
斯大林是很少认错的，这一次为什么突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早期所犯的错误呢？
被斯大林认为陈旧的论点有二：一是土地纲领问题，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斯大林是这么说的：
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指出，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是大家公认的”。
这个被斯大林否定的论点最早见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此文表述得更为清楚：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如果说，斯大林这里讲的只是革命发生的条件，那么接下去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
当然，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他只不过是转述了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确实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承认的理论。不仅如此，遭到斯大林严厉批判的托洛茨基也一直持这一观点。斯大林需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这就逼得斯大林不得不在自己的“前言”中声明这是错误的观点，需要予以修正。
斯大林怎么修正这个观点的呢？1946年写的《斯大林全集》序言中写道：
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确实说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不一定非得等到无产阶级占国内人口的多数时才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去夺取政权。但是，斯大林在否定这一论点的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需要“足够发达的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他执政以后实践的基本着眼点是改变生产关系，凭借暴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去“建成”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在“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的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这个论点又被斯大林本人抛弃了。
列宁与斯大林不同，根据几年的执政教训，深切感觉到生产力欠缺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抛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而是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来弥补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之不足，如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还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1923年初，列宁更是明确提出：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他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着手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提出搞“文化主义”，都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前提。
列宁没有忘记1917年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批评。五年的历史说明了在落后的俄国搞社会主义确实是困难的，他同意布哈林所说的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要进行建设则是困难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共执政5年，其中头3年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搞了一个“军事共产主义”，闹得全国农民起来造反。“军事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列宁开始重新审视俄国的现实。
19世纪末列宁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竭力论证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需要写作专著去论证其存在，这本身就说明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人们还不容易察觉。列宁做这番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也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然而，就总体而言，那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某些发展，但还是个半农奴制的国家，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正因为如此，连沙皇体制内的人也在设法继续清除农奴制残余，因而有斯托雷平的改革。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武装起义，最初几年一般都叫作“十月政变”或者“转折”，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0月写的文章《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其俄文都是октябрьскийпереворот，中文版《斯大林全集》译作“十月革命”，直译应是“十月转折”或“十月政变”（现在俄国某些历史学家用的就是这个词，都被译作“十月政变”），只是后来才改称“十月革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不过不管如何称呼，重要的是实践中到处遇到俄国经济不发达这个无法逾越的问题。1919年3月，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了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这句话标志着列宁对俄国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强调：“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公开号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1923年初列宁在《日记摘录》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还说，“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
承认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实际上就是承认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苦恼着列宁。1922年到1923年初，列宁回过来阅读抨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袖的著作，特别是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经过五年的实践，问题又回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问题上来了。列宁认真思考了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考茨基等当年的批评，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是“无可争辩的论点”，承认了他们说的社会主义需要经济前提是“真理”。面对这些批评，列宁找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回应，这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他写道：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这个方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其中会有偏离甚至背离，但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偏离，可以改变发展的顺序，不过对社会主义来说有一条是必须始终坚守的，这就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所以列宁在最后时日提出搞“文化主义”，把工作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
这就是说，你可以暂时改变社会发展的顺序，但是你不能长期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必须把创造这个物质条件放在首位，补上这一课，否则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总的来说，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按照人为的设想来建立什么新的社会来的，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验的失败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改变发展顺序只是历史给予的短时期的可能性，而不会允许长时间停留在落后的基础之上。执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并记住这一点，牢牢记住本国物质条件不足，并且采取科学的合理的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物质条件不会因为你搞社会主义而自动到来。
然而，斯大林完全没有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否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扛鼎之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根本不提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提新经济政策。《论列宁主义基础》共九章，分别是：1.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2.方法。3.理论。4.无产阶级专政。5.农民问题。6.民族问题。7.战略和策略。8.党。9.工作作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最后一章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这里虽然提到了新经济政策，还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
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
这里斯大林强调的还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即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斯大林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斯大林笔下的列宁主义既然不包含经济建设的内容，这就一笔勾销了十月革命后五年的历史，特别是1921年以后的历史。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这种“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并且认为：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斯大林总想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走捷径，抄小路。对斯大林来说，改变生产关系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手段就可以达到。1929年底开始的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小生产，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运动。
他用行政手段取缔了私商，通过扫地出门、流放、枪毙消灭了“富农”，把农民剥夺干净之后赶进了集体农庄，这样国内不仅没有了剥削阶级，也没有了“时时刻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农民，于是斯大林就可以在两年大饥荒（1932—1933）后人们刚有饭吃的时候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它前有大规模饥荒，后有大规模镇压，绝对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社会主义，纯属乌托邦！
1988年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劝说他们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
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是可以参考的，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这是从世界各国包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结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不是说某个国家无权搞社会主义，而是说搞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脱离本国的条件，不顾本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无视国内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硬要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而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与其搞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如暂时不搞。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可以说也对当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随笔》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