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4月间，中央文革给中央编译局发来文件，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收入“叛徒”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和注释，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即删去，并检查是否还存在类似情况。

问题的起因是，1970年初某领导干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人民出版社出的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收入了“叛徒”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序言，这是不能容忍的。该领导干部严词质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月23日陈伯达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

“请宣传联络员负责通知人民出版社完全删去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并查看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是否还有这类的事。在中国出版社和编译局出现这样的事，是不可容忍的。”

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遵照陈伯达的“指示”，编译局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各种单行本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好在除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再没有发现类似现象。

张仲实和他翻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引发这起序言风波的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翻译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

此书的译者张仲实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家。他早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张闻天领导的翻译班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回国后一直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1940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主任，校订从英文版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在中央研究院任国际问题室主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干部必读》12种中他编译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等书。1943—194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主管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1954年，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参与翻译出版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斯大林全集》的组织领导和审稿工作。张仲实历来主张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认为只有通过研究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和精神，才能翻译好原著而不走形。他常对编译局的同志说，毛泽东主张出版经典著作要写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甚至说没有序言不准出版。

不过在中国确实没有人有能力、有胆量为经典著作做序。有关领导也都怕“佛头着粪”。这里说的当然是真正有内容、有思想见解，能够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至于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上的前言，多半是一种主要内容的说明介绍和编辑工作的交代。

张仲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费尔巴哈》第一版，这一版仅收恩格斯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张仲实找了几位年轻同志做助手，根据德文原文作了校订。或许是由于上述原因，鉴于自己写不了序言，就在书后附上普列汉诺夫写的序和注释，为研究提供一份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12月出了附有普列汉诺夫序言和注释的第四版。这时候我国正在翻译出版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还没有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著作。

1964年版的单行本在书末附录中收入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此书俄译本所写的序言和注释，包括：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序言“译者的话”。

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注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的注释。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译者序言”。

此外还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对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所作的注释。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现在的中青年人已经不很熟悉，但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和理论家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熟悉的。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理论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张保卫祖国，俄国二月革命后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而同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严重分歧，1918年因病去世。尽管如此，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甚高，尤其是他的哲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早年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翻译成俄文，并在出版的时候为这些著作写了序言。例如：

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作序。

1885年为马克思的《论贸易自由的演说》作序。

1892年和1905年两次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了序言。

1902年为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三版俄译本写序。

此外还为《恩格斯论俄国》一书写过序言。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1888年问世，1892年普列汉诺夫把它译成俄文出版并写了序“译者的话”。他在俄译本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当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杰作的译本问世的时候，我想略为谈谈它对俄国读者的意义。”他指出，“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集了这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大成”。鉴于小册子写得非常简练，“我必须给他加上若干注释”。

这种既翻译，又写序作注，结合俄国的实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的做法是非常好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做法分不开的。一篇好的序言可以成为该著作的有机部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起到引导和解惑释疑的作用，甚至能够加深和发挥著作中某些观点。普列汉诺夫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巨大功绩。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革命的策略和方针上确实有过分歧，但是列宁始终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认为这是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尤其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中的作用。1914年6月列宁在给《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在同机会主义、伯恩斯坦、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斗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大理论家”。1918年春普列汉诺夫逝世前夕，列宁在审阅1914年11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新版的排样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重新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目，其中有不少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重要意义：

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列宁接着在注释中进一步写道：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

在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议程表上，列宁在19项议程之后亲笔增加一项议程：“普列汉诺夫文集”。在这次会议上，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捷尔任斯基同志商谈一下，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写序言的时间是1892年（俄译本第一版）和1905年（俄译本第二版），普列汉诺夫这个时期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第二版序，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批判了新康德主义和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观点，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1908年问世的，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序言是其先声。

正是由于列宁的重视，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普列汉诺夫文集》，30年代出版了八卷本的《普列汉诺夫遗著》，1956—1958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70年代出版了三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1928年在列宁格勒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下开设“普列汉诺夫馆”，收集和研究有关普列汉诺夫的档案和资料。顺便说一下，该馆至今仍定期召开有关普列汉诺夫和俄国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我就曾参加过他们召开的学术会议。

列宁说过：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曾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过序，做过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积累，需要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倒是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些序言和注释收集起来，附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作单行本后面，对后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无裨益。顺便说一下，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普列汉诺夫遗嘱”虽属伪作，但其中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若干观点倒确实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特别是他的《在祖国的一年》，对普列汉诺夫思想感兴趣的同志，与其看“遗嘱”，不如去读读他的原著。

列宁逝世后，普列汉诺夫在苏联的命运恶化。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等。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这样，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出现一种全盘否定普列汉诺夫的倾向，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寻找“修正主义”和“形而上学”，否定他的著作在唯物主义史上的作用。

接力棒传到中国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普列汉诺夫是正面人物，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哲学和美学著作曾经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文艺理论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但是20世纪的60年代展开的中苏论战，也殃及了普列汉诺夫。那时为了寻找反面教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寻找“新老修正主义分子”，曾经同列宁有过分歧的普列汉诺夫就被打入“老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列，我国出的“灰皮书”中就有《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三联书店1964年版），他的《论战争》（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也被列入“灰皮书”。

“文革”是一个禁书焚书的时代，多少学术名著被查禁、遭焚毁，所以删除一个什么“修正主义分子”的序言和注释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风波最后不了了之——经清查，除了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其他经典著作单行本中并没有再见到他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写的序言和注释，想来除了普列汉诺夫，也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敢于给经典著作写序作注。只是对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来说倒确实是一件大事，一时搞得翻箱倒柜，人心惶惶，所谓“苏共中央编译局”云云，更给编译局的编译人员的头上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令经历此事的人至今难以释怀。

《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