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radicalism）为国际关系提供了第三种理论视角。虽然对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标签的恰当指定存在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激进主义这个标签的指定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共识，这个标签对于某些人来说蕴含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内涵。我们今天在更中性的“严重背离常规”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其中的常规之一就是，国家是政治联合的必然形式。激进主义者，如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国家是问题之所在，这一观念是促使他们严重背离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部分原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尽管并没有直接阐述今天的所有问题，但他的著作为激进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以经济和阶级冲突为基础提出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理论：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是由较早时期的封建制度发展而来的。根据马克思的阐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利益控制着劳动力和市场交换，从而形成了束缚，一些阶级试图从这种束缚中解放自己。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他的伙伴恩格斯从欧洲社会阶级（上层阶级即贵族，中层阶级即行会会员，底层阶级即农民和工人）那里借用了“阶级”的概念，但他们把社会阶级重新想象为两个经济阶级：资产阶级（拥有所有生产工具）和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工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工人——即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恰恰诞生于这种暴力冲突，其中无产阶级必然会经过一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有一组核心信念将那些信奉激进主义观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团结在一起。激进主义的第一套信念反映在历史分析中。对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来说，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点，由此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总结概括，而激进主义者却认为历史分析可以揭示必然结果。尤其相关的是生产过程的历史。在生产过程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新型社会关系也得到了发展。激进主义者最关心的是解释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激进主义理论家将历史分析奠定在生产过程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假定经济学事实上在解释所有其他现象方面占有首要地位。这一点，加上不同理论家对于国家必要性的不同看法，将激进主义明显地同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区分了开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经济相互依赖是对国际合作的一种可能解释，但它仅仅是很多解释因素中的一个。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经济因素是权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国际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论在哪种理论中，经济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国家是主要分析单位。而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理论中，经济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阶级）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

一组不同的激进主义信念以全球体系的结构为核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全球体系的结构是等级制的，并且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或是某种经济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结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1858—1940年）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扩张因较发达国家的三个条件而发生：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剩，工人和下层阶级因为低工资而造成的消费不足，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度储蓄。为了解决这三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历史上进行了对外扩张。激进主义者认为，发达国家现在仍然把扩张看作是解决方案。商品在欠发达地区找到了新市场，工人工资因为国外竞争而被持续压低，储蓄被有利可图地投资于新市场，而不是投资于改善工人的命运。帝国主义导致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关键是，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因为工人被剥削而发生的动荡被国家代表资产阶级进行的干涉而被惩戒。国家本身成了工人被当作人来对待的障碍。

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产生了等级制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为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人提供了机遇，但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却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发达国家能够扩张，使它们得以出售商品，输出它们在国内无法使用的过剩财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制约，越来越依赖于发达世界的所作所为。霍布森谴责帝国主义是非理性的、危险的，具有潜在冲突性，但他并不认为帝国主义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强调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实现平衡，但激进主义者却援引马克思的分析批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危机。

激进主义理论家强调支配和压制的技巧，它们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使支配国获取权力并得以剥削受压迫者；如果压迫者要维持他们的地位，资本主义结构要生存下去，那么资本主义和经济扩张的动力就会使这种剥削成为必然。现实主义者把平衡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外交看作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机制，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则把支配和压制的经济技巧看作世界中的权力工具；受压迫者的选择既少又没用。

后期激进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者能够利用其他更高级的技术控制发展中市场。当代激进主义者，如依附论者（dependency theorist），把最重要的因素归结为立足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MNCs）和国际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根本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组织被看作确立和维持依附关系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它们是渗透的施动者，而不是像自由主义者所界定的那样是良性行为体，也不是像现实主义者所界定的那样是边缘行为体。这些组织能够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建立跨国关系，以至于剥削国和被剥削国的国内精英紧紧地连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依附理论家，尤其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家［劳尔·普雷比什（Raul Prebisch）、恩佐·法莱托（Enzo Faletto）、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认为边缘地区的国家没有什么选择。由于基本的贸易条件是不公平的，因此这些国家鲜有对外选择。而且，它们也鲜有对内选择，因为它们面临的内部制约同样实实在在：土地使用期、社会和阶级结构。因此，像现实主义者一样，依附理论家对于变革的可能性也是相当悲观的。

最后，激进主义者，不管他们强调的具体重点是什么，在导向上一律都是规范性的。他们把等级制的资本主义结构评判为“有害的”，把它的方法评判为剥削性的。对于为改变个人间和国家间不平等现象应该做些什么，他们采取明确的规范性和激进的立场——从列宁主义者支持的组建激进组织到依附理论家建议的更渐进的变革。

在一些地区，激进主义不被看作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激进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合作。而且，激进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分裂。例如，1948年，同为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因前者拒绝将重要的国内和对外政策交给斯大林批准而出现严重分裂。激进主义还不能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资本主义方法，避免了经济和政治依附。激进主义未能预测到这种发展。而且，激进主义同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没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尽管每种理论都宣称是全面的，但其实都具有严重的缺陷。

在其他地区，激进主义作为经济决定论和倡导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理论得以存续。它对市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批判像往常一样有力。激进主义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力量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作用，并解释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会在第九章讨论。